全面解析毛主席決策對印反擊戰
文章摘自：人民網
1959年的中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大躍進」運動。然而，在西南，我們的國門並不安寧。印度仇華勢力挑起西藏叛亂並侵略中國的領土。１９６２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被迫進行了自衛反擊。
中印衝突
達賴出逃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策動在拉薩聚眾鬧事，中共中央得報後指示中央駐西藏工作委員會加強戒備，嚴陣以待，絕不打第一槍。
毛澤東當時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即於3月上旬南下武昌），但他在3月12日至15日連續三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軟弱可欺，事態可能擴大，我們不得不準備提前實行民主改革。他建議在西藏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做好爆發叛亂的心理準備，並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採取的應對措施。
毛澤東在3月15日的信中，還贊成中央以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名義寫信答覆達賴在3月10日以後的三次來信，寬大為懷，敦促達賴實踐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
劉少奇於3月1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藏軍準備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澤東的建議。
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講到，我們和平解放西藏已經８年。過去沒有進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這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當前，首先是準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組藏軍，實行政教分離，然後全面實行民主改革。會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見並討論了對達賴本人的方針。
會上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最好設法使達賴留在拉薩，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因為現在我們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對此，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著重加以解釋。
周恩來還指出，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
在會議結束前，中央得悉達賴已離開拉薩，當即決定增調部隊入藏，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叛亂，但方針仍是絕不打第一槍。3月17日夜，達賴由羅布林卡渡拉薩河南逃。
3月19日晚，西藏叛亂集團發動叛亂。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駐藏人民解放軍於3月20日進行堅決反擊，迅速平定叛亂，並開始實行民主改革。
達賴在進入印度前，曾派3名人員送交達賴致尼赫魯總理要求「政治避難」的信。尼赫魯複信表示歡迎。達賴進入印境3天，印度當局還不敢發表消息，只是在中國新華社做了報道之後，印度才發了消息。本來尼赫魯準備在印度新德里接見達賴，但由於新華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魯為了掩蓋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見，而是在達賴到達印度一星期後，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見了他。
此時，毛澤東從武昌到上海，先開政治局常委會，然後於3月25日至4月5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七中全會。
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宣布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問題，同時要鄧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係的意見向會議通報。
鄧小平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是：
第一，要理直氣壯，堅持平息叛亂。因為8年來中央和入藏部隊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而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卻撕毀了協議，背叛祖國，武裝反抗中央，進攻人民解放軍。
第二，要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但對達賴還要留有餘地，還要用「叛亂集團劫持達賴」的說法，同時宣布由班禪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代理主任（原主任為達賴）。
第三，現在我們的口號是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區章程，要進行民主改革，要建設社會主義，這些都要理直氣壯地宣傳。
第四，現在暫不公開點印度當局（尼赫魯為代表）的名。毛澤東說讓它多行不義。中國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尼赫魯關於西藏叛亂的一些講話，也暫不報道，因為報道了就要反駁，現在還不到跟他辯論的時候。要看一看再說，這是留有餘地。與此相關，印度噶倫堡是這次叛亂的指揮中心，也暫且不提。這同樣也是因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後來在3月28日的新聞公報中只提到1959年的叛亂分子的活動中心是噶倫堡，印度官方即多次辯解）。
新華社在3月28日發表了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新聞公報，《人民日報》29日刊出。
4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劉庄別墅，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毛澤東強調要馬上準備對西藏叛亂事件以及印度當局的態度發表評論。他指出，此事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估計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大家要議論。
毛澤東說，《人民日報》要著手準備一篇比較充分的、把問題展開來講的社論。現在英國、美國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我們平叛。我們要沉著應戰，要準備在宣傳上加以反擊。回北京後就著手準備。
4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係受到損害》的評論。這篇評論，只講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我平叛的言論，而對尼赫魯演說中說「不可讓中印關係惡化」，表示歡迎。但評論中援引了《印度快報》對尼赫魯演說的評論，說尼「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說尼要「保持這兩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
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其中談到西藏叛亂問題。
4月19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會議，討論對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叛亂的《聲明》的反應問題。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陳毅、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
會上，毛澤東說，昨天印度官員散發了一個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叛亂的《聲明》，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反擊。剛才同總理他們議了議，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批駁所謂「達賴喇嘛聲明」：
第一，《聲明》從「西藏獨立」說起，反映了英帝國主義歷來的夢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二，《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西藏違反1951年關於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但又舉不出任何事實。我們要指出，過去8年中，西藏地區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變；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負責進行的；中央人民政府還宣布1962年以前不進行民主改革。
第三，《聲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我們可以根據達賴喇嘛3月10日以後給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來說明：達賴喇嘛是被反動分子包圍，並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聲明》中也說是「顧問們認識到」達賴喇嘛及其家屬和官員「離開拉薩行為十分緊迫」。
4月20日下午，毛澤東找吳冷西和胡喬木一起到他家裡去，先把他修改過的清樣給他們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話，即：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彩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裡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呵！簡直是卿卿我我，難捨難分。」
毛澤東還要胡喬木和吳冷西對評論中的某些措詞再斟酌修改。 胡喬木和吳冷西在主席的卧室里當場做了一些修改，然後請主席審定。
毛澤東看了他們的修改，最後提出，這篇評論要當天馬上發表，而且可以署名為「新華社政治記者評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題目仍然是《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由新華社今晚先發，人民日報4月21日登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達賴名義發表的《聲明》也全文發表。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講道：四月十八日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
4月22日，毛澤東又在他家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說，現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的反華言行。《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集中反映有關西藏叛亂的問題，宣傳我們迅速平定叛亂以及目前正在採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亂問題的反華言行，都要陸續發表，國際上支持我們的言論也要發表。從３月１７日起，尼赫魯僅在議會中就發表了五六次講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為的是要看看他要走多遠，有意後發制人，現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報》要抓緊寫出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經中央討論後發表。
4月25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彭真和吳冷西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喬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收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18日（按：應為3月20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和新華社幹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前昨兩天報紙好了，聲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三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短評（按：指人民日報4月24日兩篇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按：指《予誹謗者以打擊》）不如光明的評論（按：指光明日報4月24日題為《清醒點，印度擴張主義者！》）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餘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廿四日與達賴會面後放出些什麼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時」
嚴辭以對
胡喬木和吳冷西25日上午看到毛澤東的信後，馬上照辦，召開了會議，統一宣傳口徑，並研究了尼赫魯和達賴的談話。
4月25日晚，毛澤東又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反擊印度反華言行問題。
會上，毛澤東提出他的進一步的想法。他說，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著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鬥爭到底。其實也不會完全鬧翻。我們的方針是以鬥爭求團結。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叛亂已迅速平定，他再鬧也鬧不到哪裡去，他對西藏局勢無能為力。這次鬥爭只是筆戰、舌戰，但對澄清是非極為必要，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大辯論有極大好處。但是，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對尼赫魯的幾次講話要加以分析，反駁他時要充分講道理，把西藏叛亂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質、印方過去的干涉、我們為維護中印友好關係的努力等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於印度人民弄清事實真相，有利於圍繞西藏叛亂事件的國際鬥爭，有利於我在西藏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於維護中印友好關係和爭取尼赫魯同我們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節，就是要留有餘地，對尼赫魯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評他不好的，不要把話說絕，還要講究必要的禮貌，既尖銳又委婉，不謾罵，要給尼赫魯下樓的台階。為了表明我們的忍耐和後發制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充分發表印方的反華謬論，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對平叛和改革的熱烈擁護。要發表讀者來信和歷史資料，充分說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確和外國干涉的無理。
毛澤東說，尼赫魯原來對形勢估計錯誤，誤以為我對叛亂沒有辦法，有求於他。確實我駐藏部隊數量很少，入藏時連地方幹部共有五萬人，1956年撤出三萬多人，只留下一萬多人。西藏地方很大，邊境線很長，沒有那麼多軍隊駐守，也很難全都守住，叛亂分子自由進出。但人民解放軍還是頂用的，這次駐藏部隊稍微增加一點，很快就把叛亂平息了。所以現在印度當局很被動，我們很主動，是反擊的好時機。人大、政協正在開會，會上發言理直氣壯，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但我們不是執意要跟印度鬧翻，不怕鬧翻不等於以鬧翻為目的，我們是以鬥爭求團結。對達賴也不是當作叛國者，還是採取爭取他回來的方針，人大還要選他當副委員長，跟班禪一樣。他是否回來，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表明這樣的態度對國內國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這樣對內對外都有利無害。
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達賴告訴尼赫魯，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魯說，印度仍然奉行和平共處原則。後來根據尼赫魯會見達賴前後幾次談話，4月27日《人民日報》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題為《讀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的評論。
5月1日，毛澤東在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評論尼赫魯講話的問題。當時參加會議者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還有宋慶齡、董必武、胡喬木。
5月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八十九次會議上做關於西藏問題的講話，說明解放後我們一直期望西藏的農奴主反動集團能逐步覺悟過來，但他們仍然發動了叛亂。一切都忍到了最後，我們就由平叛轉入進攻了。現在平叛後國家決定在那裡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宗教的各種特權，但不干涉宗教自由。西藏改革分為兩個步驟，先是民主改革，然後是社會主義改革，不能混同。這種改革勢在必行。改革的方法是一面發動群眾，一面同上層協商，爭取多數人接受改革。
5月4日下午，毛澤東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日報》評尼赫魯講話的文章。毛澤東最後提出，政治局原則上通過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一樣，寫明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
5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
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應。一位外國報紙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評論說，「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傑作，它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態度鮮明而堅定，又始終貫徹中印友好的方針。」印度的報界紛紛發表社論。《政治家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溫和的和相當說理的態度來說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國民先驅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它的語氣是友好的。」「中國人保證說，民主、繁榮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誼的一個因素，而不會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對印度共和國的任何威脅。這種保證將會為人們所接受。」
至於尼赫魯總理本人，他5月8日在議會中講話時說：「來自中國的言論對大家所知道的事實提出了異議。我對於來自中國的一些有關印度的言論，也不認為是事實。我有時懷疑我們繼續進行這種爭論會不會有什麼用處。」對於尼赫魯這種似乎是旁觀者的態度，英國《泰晤士報》社論說，「尼赫魯不會再來反駁，而會注意中國方面關於恢復友好關係的說法。」
5月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來自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越南民主共和國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三十六個代表團團長、部分團員和它們的駐華使節訪華代表團和駐華使節。
在會見中，毛澤東曾說道：
尼赫魯是什麼呢？他是印度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同右派有區別。整個印度的局勢，我估計是好的。那裡有四億人民，尼赫魯不能不反映四億人民的意志。西藏問題成為世界問題，這是很大的事，要大鬧一場，要鬧久些，鬧半年也好，鬧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幹了。我們的策略是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學會不怕鬼。每逢大鬧一次，都要引起反蘇、反共的風暴，例如匈牙利事件。那樣的風暴，對我們有沒有好處？是帝國主義鞏固了，還是社會主義鞏固了？匈牙利的同志們也在座，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比1956年10月以前更鞏固了。那時罵蘇聯，蘇聯現在怎麼樣？罵倒了沒有？究竟是以蘇聯為首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鞏固而且生氣勃勃呢？還是帝國主義陣營有朝氣？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氣呢，還是事件以後的匈牙利有朝氣？那就是因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現在西藏問題鬧出許多鬼，這是好事，讓鬼出來。我是十分歡迎的。
當天夜，毛澤東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從5月7日起一律暫停發表印度和其他外國對西藏問題的言論，也一律暫停發表批評印度、英國等的反華言行的評論，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應再說。全國各報也照辦，由我告訴中宣部發出通知。因此從5月7日起，輿論界一片風平浪靜，外交部則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印之間的「照會戰」。
一意孤行
然而，對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好言相勸，尼赫魯卻一意孤行，在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背道而馳。特別是隨著達賴逃往印度，中印兩國邊境就開始緊張起來，印度軍隊不斷向中國邊防軍挑釁。1959年8月25日，印度軍隊侵佔朗久，襲擊中國馬及墩邊防哨所，挑起武裝衝突。
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印兩國之間存在著傳統的習慣邊界線，但是兩國的邊界從未正式劃定。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1914年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國代表在會外，背著舊中國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換文的方式划出的。這是英帝國主義利用當時中印兩國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強加給中國的，是非法的，歷屆中國政府從不承認。印度獨立以後，特別是在中國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後，印度把它在東段的實際控制範圍從傳統習慣線逐步地向北推進到所謂「麥克馬洪線」附近。
從1954年起，北京和新德里公開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私下對邊界問題有分歧，這表現在他們各自的地圖上。不過，由於西段的拉達克實際上無人居住，雙方又都尊重東段的東北邊境特區，問題尚處於休眠狀態。
然而，1959年以後印度不斷對中國邊界進行武裝挑釁。
1959年9月8日，周恩來寫信答覆尼赫魯7日向印度議會提出的中印關係「白皮書」問題。自本年3月尼赫魯給周恩來複信後，印度一再侵犯中國的領土。並於8月25日挑起第一次武裝衝突。從8月6日至9月4日，尼赫魯先後10次在印度議會上發表有關中印兩國關係問題的談話，硬說麥克馬洪線是中印國界，並把印軍越境挑釁說成是「中國侵略的事件」。9月7日，他向印度議會提出中印關係「白皮書」。周恩來在這封信中，再次明確申述中國政府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基本立場，闡明中國政府不能承認過去英國對西藏地方政府實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建議印方立即採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恢復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
9月11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擴大的第六次會議上作《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報告》。報告除了談到中印邊界問題的歷史背景和當前情況外，還著重闡明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態度和方針，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報告說：最近中印邊界緊張，完全是由於印度的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故意製造的。他們利用邊界一些糾紛，掀起了一個新的反華運動，污衊中國「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亂事件破壞中印友誼，而印度政府也企圖藉此機會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印度在兩國邊界問題上的片面主張，並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圖。這種強加於人的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中國政府從不強加於人，而且為了維護中印友誼和五項原則，堅決反對這樣做。兩國之間關於邊界問題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爭執，都應該通過友好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而不應該採取可能導致衝突的辦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的第八次會議9月13日做出決議，一致批准周恩來《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報告》，並且完全同意政府處理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態度和方針。希望印度方面能夠迅速撤出入侵的地點，停止反華煽動，同中國開始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友好談判。
9月26日，周恩來收到尼赫魯表示不同意周恩來對邊界事實的申述的複信。對於這封來信，11月7日周恩來答覆如下：閣下九月二十六日的來信包含著許多為中國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觀點。為了有效地維持兩國邊境的現狀，確保邊境的安謐，並且為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創造良好氣氛，中國政府建議，中印兩國的武裝部隊立即從東邊的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在雙方撤出武裝部隊的地區，雙方保證不再派遣武裝人員駐守和巡邏，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員和非武裝的警察，以執行行政任務和維持秩序。為了進一步商談邊界問題和兩國關係中的問題，中國政府建議，兩國總理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當日，周恩來將信交印度駐華大使帕塔薩蒂，請他轉交尼赫魯。16日，尼赫魯給周恩來複信，表示準備會晤，但又說當前應努力達成一次過渡性的諒解。
10月20日，印度軍隊挑起了第二次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印度軍隊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國領土，挑起了更為嚴重的中印邊境武裝衝突。11月，中印雙方遞交備忘錄，中國建議雙方從麥克馬洪線後撤20公里，並建議在年底之前進行談判，未取得一致，但雙方停止了邊界巡邏，從而減少了進一步衝突的危險。
11月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討論中印邊界和國際形勢問題。一周後，即8日，毛澤東在杭州又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給尼赫魯複信的問題。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是好言相勸。11月7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關於中印邊界問題複信印度總理尼赫魯的信稿中曾加寫了一段話。毛澤東寫道：
由於中印兩國邊界從來沒有劃定過，而又非常漫長，距離兩國中心很遠或者比較遠，如果兩國政府不想出一個十分妥善的解決的辦法，我擔心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而只要出現了這類衝突，哪怕是很小的衝突，就會被那些敵視我們兩國友誼的人們所利用，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2月7日，周恩來複信尼赫魯，提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首要步驟，建議兩國總理在本月26日舉行會談。但尼赫魯在２１日寫信給周恩來，說雙方對事實存在完全分歧，不可能達成原則協議。
無需再忍
從1961年起，印度軍隊不斷向中國境內入侵，在東段已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在西段也開始設立新的侵略據點，到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境內竟設立了43個侵略據點。這些據點有的接近到中國哨所只有幾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設立到中國哨所的後面，切斷了中國哨所的後路。中國有些邊防哨所只是夏天有人，冬天因風雪大而撤回，印度就乘機滲入侵佔。因此，中國的邊防哨所與印度的侵略據點形成犬牙交錯的局面，邊界已不是一條線了。當時印度的氣焰非常囂張，想通過這種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國承認印度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和「麥克馬洪線」。
對於印度在邊境挑起的武裝衝突，中國政府一再忍讓，一再要求印度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來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但印度就是聽不進去，而且變本加厲。
事態發展到1962年，印度向中國領土進逼時，我們退讓。後來，甚至發展到印度士兵搶奪中國哨兵的槍的事情發生。
從9月20日午夜起，盤踞在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中國扯冬地區的印度侵略軍，不斷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武裝攻擊，共打死、打傷中國邊防人員47人。為此，中國政府先後向印度政府提出了７次最嚴重的抗議，並要求其立即停止進攻。但是，印度一意孤行，把中國政府的剋制忍讓視為軟弱可欺，恣意擴大侵略。
10月12日，尼赫魯竟下令把中國軍隊從中國領土上「清除掉」。至10月20日清晨，印軍終於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中國邊防部隊只是在受到印度軍隊多次猖狂進攻，遭到嚴重傷亡，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情況下，而不得不進行自衛反擊的。
對於這場自衛反擊戰，毛澤東等親自領導和掌握，很快就取得了勝利。在這場鬥爭中，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性，以及「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例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作了自衛反擊的準備，總參謀部已給邊防部隊下達了作戰預令時，毛澤東考慮還不要打，想在邊境上讓印度再深入一些。
這樣做有兩個理由：一是在政治上更有利於揭露印度；二是在軍事上，侵略者越深入，越便於我迂迴、包圍、聚殲。
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對這場鬥爭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在中國政府準備反擊之前，周恩來連續寫了3封信給尼赫魯，希望他懸崖勒馬，以中印友誼為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重，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不要打仗。
但這並沒有使尼赫魯改變主意，停止侵略。相反，尼赫魯卻更加趾高氣揚。當時尼赫魯正在錫蘭訪問，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勸他不要同中國打仗。他非但不聽，反而揚言要在一個星期之內把中國軍隊「掃蕩」出去。
戰爭的現實打碎了尼赫魯的夢想，中國軍隊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就將印度軍隊趕出了中國領土，全殲印軍三個旅，基本殲滅印軍三個旅，另殲滅印軍5個旅各一部，總計8900餘人。
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在下決心對印度反擊時，就已周密思考好：在軍事上把印度入侵者打回去後，在政治上如何處理？當時印度標榜是不結盟的國家，美國、蘇聯都在爭取它、吹捧它。美國給它一頂桂冠，稱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櫥窗」；蘇聯給它的桂冠是「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的領袖，萬隆會議的發起人；跟中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尼赫魯被譽為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等。打了它怎麼辦？不僅當時美國、蘇聯要在這個問題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亞非國家的誤解和疑慮。為此，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給這次自衛反擊規定了幾條原則：第一，我們的部隊只打到喜馬拉雅山腳下，到鷹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來；第二，主動撤退到實際控制線以北；第三，主動交還俘虜；第四，主動交還槍支等。
尼赫魯寫信給美國總統肯尼迪，請求美國出兵來阻止所謂的中國侵略。中國的主動迅速撤軍，尼赫魯的信可收不回來了。印度要求美國出兵來打中國，那算什麼反帝、不結盟呀！尼赫魯不敢把信的底稿送到外交部去，而把它存在總理辦公室。這件事是在英國記者馬克斯威爾所著《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揭露的。
中印邊界之戰，中國政府不僅在軍事上打退了印度的蠶食侵略，而且在政治上也獲得全勝。毛澤東在這場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