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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的貴族,年輕人卻對她一無所知!

僅存的貴族,年輕人卻對她一無所知!


當我們為「網紅」不斷喝彩時,有沒有人還記得那些真正為中國做過貢獻的人?

這個時代糾結成全了誰?又遺忘了誰?

她是「兩彈一星」元勛的遺孀,被稱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如今她的家房價早已超過10萬/每平,也因此她的家成了中關村的一片孤島。

如今,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幫助中國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當時沒有托福、GRE考試,她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選錄學生。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總共辦了600多場。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黃祖洽、楊樂、資中筠、厲以寧、饒毅等名家,都登過這個大講壇。

唯一的女兒郭芹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她流過眼淚。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著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

進入人生的第99個年頭,李佩大腦的「內存越來越小」,記憶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個月給保姆發了3回工資;她說現在的電視節目太難看了,「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在她狹小的客廳里,那個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發,60年間,承受過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種體積的身體。錢學森、錢三強、周培源、白春禮、朱清時、饒毅、施一公……都曾是那個沙發的客人。

但是有時人來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兒,都得坐小馬扎。

她曾跑遍了半個地球,如今,她的背駝得像把摺尺,一天的大多數時光蜷縮在朝南書房的沙發里,困了就偎在電暖氣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覺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輕人騎車撞了中關村的老科學家,她還特氣憤,跟在後頭追。如今,她連站到陽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氣都快沒有了。

只有牙齒和胃,還頑強地工作著。她的胃曾裝過胡適家的肉菜、林家翹家的餃子、錢學森家的西餐,那個時候,廚藝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兒。如今,她還像年輕時在美國一樣,愛吃蒜香麵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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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眉越來越低垂,這雙被皺紋包裹的眼睛,見過清末民初的辮子、日本人的刀、美國的摩天大樓,以及中國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沒什麼能讓這個百歲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時間的敵人。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在給博士生上課。晚年的她用10多年,開設了600多場比央視「百家講壇」還早、還高規格的「中關村大講壇」。

沒人數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學家,有多少是她的學生。甚至在學術圈裡,從香港給她帶東西,只用提「中關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郵差」之多,級別之高,令人驚嘆。

在錢學森的追悼會上,有一條專門鋪設的院士通道,裹著長長的白圍巾的李佩被「理所當然」、「捨我其誰」地請在這條道上,有人評價這個只有幾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還院士」。

她被稱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關村的明燈」、「年輕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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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先生參觀「兩彈一星」紀念館 熊衛民/攝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

這位百歲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樣,頗有些年歲和綿長的掌故。

中關村科源社區的13、14、15號樓被稱為「特樓」,那裡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學部委員中的32位、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的8位。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郭永懷、趙九章、顧准、王淦昌、楊嘉墀、貝時璋等人都曾在這裡居住。

如今,破敗不堪的「科源社區」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樓的樓道里貼滿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廣告,小院里四處堆放著雜物。這裡不再是「中國最聰明頭腦的聚集地」,而是租住著很多外來打工者,隨便敲開一扇門,探出一顆腦袋:「王淦昌?貝時璋?郭永懷?沒聽說過。」

中關村的房價都快十萬元一平方米了。不遠處的LED超大屏幕閃爍著最新款的高科技產品廣告。

李佩先生60年不變的家,就像中關村的一座孤島。

這座島上,曾經還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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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懷李佩夫婦帶著女兒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回國,是錢學森邀請的。錢學森在1956年數次致信郭永懷:「請你到中國科學院的力學研究所來工作,我們已經為你在所里準備好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淡綠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到力學所來,快來,快來!」

回國後,郭永懷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懷和好友一起開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識到什麼。

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再次來到青海試驗基地,為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從事試驗前的準備工作。12月4日,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後,他在當晚急忙到蘭州乘飛機回北京。5日凌晨6時左右,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時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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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飛機上十幾個人,只有一個人倖存。他回憶說,在飛機開始劇烈晃動的時候,他聽到一個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後來的事情就不記得了。

在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把他們分開時,才發現兩具屍體的胸部中間,一個保密公文包完好無損。最後,確認這兩個人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郭永懷曾在大學開設過沒幾個人聽得懂的湍流學課程,而當時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經歷著人生最大的湍流。

據力學所的同事回憶,得知噩耗的李佩極其鎮靜,幾乎沒說一句話。那個晚上李佩完全醒著。她躺在床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偶然發出輕輕的嘆息,剋制到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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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永懷的追悼會上,被懷疑是特務,受到嚴重政治審查的李佩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在當時的環境里,敢於坐在李佩旁邊,說一句安慰的話,都需要莫大的勇氣。

郭永懷走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那些時候,樓下的人常聽到李佩的女兒郭芹用鋼琴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

後來,李佩將郭永懷的骨灰從等級森嚴的八寶山烈士公墓請了出來,埋葬在中科院力學所內的郭永懷雕塑下面。同時,李佩還將一同犧牲的警衛員牟方東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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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牟太年輕了,太可惜了,也是為著跟他,所以才犧牲的。」李佩說。

郭永懷走後沒兩年,十幾歲的女兒去內蒙古當知青下鄉,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們卷進漩渦。

此後的幾十年來,李佩先生幾乎從不提起「老郭的死」,沒人說得清,她承受了怎樣的痛苦。只是,她有時獃獃地站在陽台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更大的生活湍流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唯一的女兒郭芹也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過眼淚。老人默默收藏著女兒小時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著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只是聲音沙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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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懷、李佩夫婦陪女兒彈鋼琴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同事顏基義先生,用米蘭·昆德拉的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兒郭芹最後一次見到住樓下的作家邊東子,用一雙誠懇的眼睛說:「寫寫我爸爸吧。」邊東子後來寫了《中關村特樓的故事》,他說:「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寫全、寫透、寫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樣了不起的媽媽!」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家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郭永懷先生是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唯一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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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回家後,女兒郭芹的朋友們都嚷著來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該獎章直徑8厘米,用99.8%純金鑄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確實沉得嚇人」。

4年後,李佩托一個到合肥的朋友,把這枚獎章隨手裝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任校長朱清時打開箱子時,十分感動。

◆ ◆ ◆

捐就是捐,要什麼儀式

在李佩眼裡,沒什麼是不能捨棄的。

幾年前,一個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讓小她30多歲的忘年交李偉格陪著,一起去銀行,把60萬元捐給力學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各30萬。

沒有任何儀式,就像處理一張水費電費單一樣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麼儀式。」老太太對李偉格說。

至今,李佩先生客廳里的茶几還是60年前回國時家裡的陪嫁。

早年從美國帶回的手搖計算機、電風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懷走後,寫字檯、書、音樂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學的英語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崑曲,為智障幼兒園,她都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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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後輩說她對待名利的樣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額的英鎊當書籤,把諾獎的獎牌隨意給孩子當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懷104歲誕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藏品,捐給力學所:郭永懷生前使用過的紀念印章、精美計算尺、浪琴懷錶,以及1968年郭永懷犧牲時,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裝的郭先生遺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鏡片和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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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些東西就保留在力學所的304房間,深棕色的門上面寫著「郭永懷副所長辦公室」。隔壁是「錢學森所長辦公室」。錢學森說得沒錯,從辦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蔥綠的松樹。只是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

時間拔高了松樹,也饋贈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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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革結束,她重新恢復工作時,已經快60歲了。她籌建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後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英語系,培養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

當時國內沒有研究生英語教材,她就自己編寫,每次上課,帶著一大卷油印教材發給學生。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語教學改革,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語言學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稱作「中國的應用語言學之母」。她大膽地讓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原版英文書。所有畢業生論文答辯,她都要求學生用全英語做陳述。

很多學生回憶,李佩先生從不大聲訓斥學生,卻有一種「微笑的嚴厲」,她把最淘氣的學生調在第一排,這種無形的壓力讓人做夢都在說英語。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英語系主任彭工眼裡,總給同事帶小點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斷,是一種「有人情味的果斷」。

◆ ◆ ◆

金錢、年齡,對她而言,都只是一個數字

這個經歷過風浪的女人,在那個年代做了很多擦邊的事,有的甚至是「提著腦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學生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鼓勵大家申請自費留學。

剛剛文革結束,人才匱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進過監獄的英語人才,從事教學工作。事實證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請出山的「右派」許孟雄,是鄧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訪美國時英文文件的把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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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和李政道一起推動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項目,幫助國內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到1988年該項目結束時,美國76所優秀大學接收了中國915名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當時沒有托福、GRE考試,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選錄學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興地說,坐公交車可以免票了。

可她沒有一天退休,她接著給博士生上英語課,一直上到80來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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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大學黨委副書記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語班上的學生。如今,他在大小場合發言、講課,都是站著的。他說,這是跟李佩先生學的,「李先生70多歲在講台上給博士生講幾個小時的課,從來沒有坐過,連靠著講台站的姿勢都沒有」。

他說,他一生中遇到過很多好老師,但「我見過的最偉大的老師是李先生」。李先生傳授的不僅是知識,而且是「人學」,人格的完善。如果一個教育者只是傳授知識,那無非是「從小硬碟變成了大硬碟」。

在馬石庄眼裡,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閨秀」。她在燕京大學念書,北平淪陷後,她從天津搭運煤的船到香港,再輾轉越南,進入雲南西南聯大。她在日本人的轟炸中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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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作為中國代表,參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聯大會和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她和郭永懷放棄美國三層的小洋樓,回國上船時把汽車送給最後一個給他們送行的人。

「他們這代人回國為的是什麼?她一生對教育的關心,對國家命運的關心,不是今天的我們能完全理解的。」馬石庄說。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覺這個老太太淡定極了,從沒有慌慌張張、一丁點邋遢的時候。「一個人從戰火中走出來,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走過大半個地球,中年喪夫,老年喪女,還有什麼讓她『不淡定』、『不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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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里,我們所見的書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見過,而且一起生活過、共事過,她見過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錢、年齡對她而言,都只是一個數字。一個連孤獨都不懼怕的人,還懼怕死亡嗎?」

馬石庄說,老人從沒跟學校提過一件私人的事兒。

只有一次,老太太給馬石庄打電話,說「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學校」。馬石庄心裡一咯噔,李先生從沒開過口啊。

原來,李先生住的樓後面有一間鎖了很久、沒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學校把鑰匙給她,她想給小區老人收拾出一個讀書看報下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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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大學的博導戴世強帶來了蘇州豆腐乾,顧淑林先生帶來了大涼山苦蕎米,李佩送給盧鼎厚教授月餅,八九十歲的老人們像孩子一樣分享美食,交流怎麼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來越忘事。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她7次提醒戴世強回上海後幫她買一瓶瑞典出口的葯,臨離開的時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幫照顧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輩子哪裡有過私人的事兒!」馬石庄感慨。

他不喜歡用「玫瑰」這樣的詞形容李佩先生,「太輕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遠微笑著迎接明天的人」。

一個老朋友也認為「玫瑰」太輕了,她說,李佩先生有極大的氣場,像磁鐵一樣,能把周圍的東西都吸引過來。

畢業後,馬石庄選擇了當老師,他說,這種選擇是受了李佩先生影響,「從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師就是這個社會的精神遺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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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錢學森之問」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從80歲才開始。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總共辦了600多場,每場200多人的大會廳坐得滿滿當當。

她請的主講人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名角兒」。黃祖洽、楊樂、資中筠、厲以寧、程郁綴、沈天佑、高登義、甘子釗、饒毅等名家,都登過這個大講壇。

大講壇的內容也五花八門:農村問題、中國古代文學史、天體演化、昆蟲、愛斯基摩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美國總統大選、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請得動各個領域最頂尖的腕兒。」有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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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論壇是極其瑣碎的工作。有時候和主講人溝通,從主題到時間確定,來來回回要打幾十個電話。確定了主題,她就帶著年輕的朋友在中關村四處貼海報,她說,不能貼得太早,也不能貼在風口處,以免被風刮跑了。

請來這些大人物講課,全都是免費的。有一次,她邀請甘子釗院士,「老甘啊,我可沒有講課費給你,最多給你一束鮮花」。甘院士說:「你們的活動經費有限,鮮花也免了吧。」後來,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買的。

等到94歲那年,李佩先生實在「忙不動」了,才關閉了大型論壇。在力學所的一間辦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老學生,每周三開小型研討會,「除了寒暑假,平時都風雨無阻」。這樣的講壇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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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北大資深教授陳耀松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這一幕在旁人眼裡真是精彩、美妙極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討這個問題。李政道說單用一個「答」字不太合適,所以用了「求答錢學森之問」。李政道說,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問,「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

喜歡音樂、年輕時編排過《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談藝術和科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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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時,李政道用炭筆畫虎、畫狗,當賀年卡送她。他倆認同:「藝術和科學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追求著深刻性、普遍性、永恆和富有意義。」

當然,李佩先生也有發飆的時候,不管自家客廳里,對面坐的是什麼大人物。

她反對大學擴招。她反對現在大學減少英語課時。她對坐她家沙發上的一名大學副校長直搖頭,她反對人民大學辦物理、化學學院,反對清華大學辦醫學院。她反對「北大要把1/3副教授篩選下去,改革進行不下去」的悲觀論調。

她主張教育不能趕熱鬧。「要坐得住,不要趕熱鬧」。以前這句話常從郭永懷厚厚的大嘴說出來,他開口講話時笑意總是從嘴上放射到整個臉部。

在她90多歲的時候,她還組織了20多位專家,把錢學森在美國20年做研究用英文發表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錢學森文集(中文版)》。對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講錢學森,卻很少提郭永懷,旁人說李先生太「大度」了。

◆ ◆ ◆

我一點兒也不孤獨,腦子裡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榮譽,幾十年里,無數協會想讓這個能量超大的老太太當會長,她都拒絕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個長壽老人之類的獎牌。

因為訪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廳的角落擺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來看她,八卦地問:「您愛郭永懷先生什麼?」她答:「老郭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不會講假話。老郭脾氣好,不像錢學森愛發脾氣。」

曾有人把這對夫婦的故事排成舞台劇《愛在天際》,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劇,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從她的臉上,讀不出任何錶情,那似乎演著別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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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年輕演員曾拜訪過李佩先生。一位演員說,當他見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後一封家書,見到了郭先生的自畫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個遙不可及的雕像。他開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詞了:「我等你,你不回來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確實老了,她的背越來越彎,開始只是小銳角,後來角度越來越大。

曾經在學生眼裡「一周穿衣服不重樣」、耄耋之年出門也要把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別上卡子的愛美的李佩先生,已經顧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邊送別客人的陽台蒙滿了灰塵,鋼琴很多年沒有響一聲了,她已經忘了牆上的畫是她曾和郭永懷相戀的康奈爾大學。記憶正在一點點斷裂。

早些年,有人問她什麼是美。她說:「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數學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當地說:「能辦出事,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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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當面對她提及「孤獨」兩個字,老人說:「我一點兒也不孤獨,腦子裡好些事。」

「與其說她忙碌,不如說這是一種忘記。」馬石庄評價。

她也過了說理想的年齡。「我沒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說。

相反,她感慨自己「連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關村車水馬龍,騎自行車的人橫衝直撞,甚至撞倒過老院士、老科學家,她想攔住騎車人,但「他們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儘管力氣越來越小,她還是試圖對抗著龐大的推土機。

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13、14和15號樓也面臨拆遷命運。李佩和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院士等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保護這些建築。2012年,北京市政協通過動議案,要求將中關村「特樓」建成科學文化保護區。中關村的居民們感慨:多虧了這兩位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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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慧院士幾乎成了李佩先生僅存的老鄰居。院里的老人紛紛走了,錢學森走時,李佩先生還能去送行,等到錢學森的夫人、她的摯友蔣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她已經沒力氣去送最後一程,只能讓李偉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傷心的她連續3個月沒睡好覺。2015年她又給老朋友、101歲的張勁夫送去了悼詞。

何澤慧曾對多次登門、甚至有次坐著小馬扎的溫家寶說:「在這裡住慣了,哪兒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寶山。」

李佩先生也對旁人說:「現在,除了到力學所,我就待在家裡,哪兒都不去了。」

如今,「內心強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來越黏人,有好友來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樣,鬧著讓保姆做好吃的,離開時,她總是在窗邊看好友一步三回頭地走遠,一點點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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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助聽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來越安靜。似乎也沒有太多年輕人願意聽她嘮叨,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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