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和公共衛生應用型研究是醫學研究的價值窪地
科學研究里也有泡沫。醫學研究的泡沫集中在基礎研究,而臨床和公共衛生應用型研究則是醫學研究的價值窪地。
2010年,全球生物醫學研究的經費總額高達2400億美元(摺合約16萬億人民幣),其中三分之二都投在了基礎研究。直到2014年,《柳葉刀》雜誌一語驚人:85%的生物醫學研究是浪費的、不必要的[1]。
2007年,《英國醫學雜誌》在醫學界做過一個調查,發現自1840年該雜誌創刊以來,在生物醫學領域最重要的15項科學突破里,只有抗生素和氯丙嗪兩個治療性藥物[2]。那時靶向抗癌藥已經問世,和降壓藥、降糖葯、降脂葯等無數其他藥物一樣,並沒有被認為是重大突破。可見,過去幾十年生物醫學研發的大量投入並沒有創造出像抗生素和疫苗那樣的防治疾病的重大突破。
從另一個角度看,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進步的確產生了大量先進的實驗室檢查方法和影像診斷技術,並且這些方法和技術在臨床、體檢和篩檢領域廣泛應用。然而,這些敏感的檢查方法發現的早期或輕型病人大部分並不能從現有的治療中獲益,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3-9]。
自從100多年前科學工具開始大量出現以來,基礎研究逐步成了生物醫學研究的寵兒,代表著生物醫學領域最尖端的學問。因此,生物醫學研究資源就一直掌握在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手裡,形成了一個「充足的研究經費——高影響因子文章的產出——科學大家的形成——更多研究經費的投入」的自我封閉的「良性」循環。直到最近,老年痴呆藥物開發失敗、靶向抗癌藥療效微小、基因測序退潮、GWAS研究失寵、精準醫學被指責,等等,都在指向目前生物醫學研究方向和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2017年7月12日,謝菲爾德大學物理學教授Richard Jones與科研政策學教授James Wilson為全球創新基金會NESTA提交了一份長達77頁的題為「生物醫學泡沫」的特別報告[10],指出生命科學領域已進入了危險的境地。該報告認為,生命科學研發已處在社會、政治和生物醫學認知的泡沫之中,有關企業正在走向危險的邊沿。
在這個大背景下,2017年11月,英國出台了期待已久的「國家企業戰略規劃」[11],決定在未來10年內將科學研究投入從目前GDP佔比的1.7%提高到2.4%。在這個戰略規劃里,生命科學研究佔比突出,仍是英國經濟的主導領域之一。然而,《柳葉刀》雜誌[12]認為,是該戳破生物醫學研究泡沫的時候了:生命科學的研究重點需要徹底轉變,需離開基礎研究的泡沫,轉向對社會、行為和環境健康決定因素的探索。
生物醫學研究工業的成功曾是英國的驕傲,成績斐然。2016年,英國製藥工業的營業額高達640億英鎊,僱傭了23萬科研人員。突出的發明包括PARP抑製劑、β-阻滯劑和多種單克隆抗體,吸引了大量投資。因此,在過去15年里,生物醫學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學研究資助的重點。但是,生物醫學研究的黃金時期可能已經過去。
2017年,全球大研究型生命科學公司的投資回報已從2010年的10.1%降到了3.2%。其中一個原因是老齡化人群疾病和多病共存的複雜性,研究已經到達了一個瓶頸期,更多的投入並沒有帶來更高的產出。這意味著對生物醫學研究投入的傾斜並沒有帶來人民福祉的進一步改善。我們的主要健康問題,如心臟病、精神健康、傷害和自殺,不太可能會通過生物醫學治療而進一步改善,這個現象值得重視。
相比,只有一小部分資金投到了預防疾病方法創新上。2014年,英國只有5%的研究資金資助了預防,可用於更全局性的公共衛生和社會照護方面創新的資助十分稀少。英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危殆境況還源於研究誠信監管的不足。不當的研究行為,可疑的研究方向和資助模式,以及依靠論文數目判斷學術成就的做法,造成了大量浪費的研究,導致研究成果下滑,並威脅到其財政資助的可持續性。另外,英國一半的政府和慈善資助的研究一半集中在所為「牛津-劍橋-倫敦金三角」地區,加重了全國研究資助分布的不均衡。科學研究的突破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因此,把研究計劃放到少數幾個人手裡,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英國的研究人才,也增加了失敗的風險。
2018年4月,英國成立國家研究與創新(UKRI)戰略資助局,開始重新規劃英國的生命科學研究戰略,重建英國科學研究的文化。其中包括展開對國家研究和創新目標的辯論,建立公眾參與高層決策的機制,重新制定對製藥和醫療技術行業的支持策略,制定獨立的衛生與社會照護體系的研究策略,增加對金三角以外地區的研究設施和項目的投入。並展開「綜合性研究」,為評估新的研究和創新系統的成效提供證據。
簡言之,生物醫學基礎研究投入嚴重過度,臨床與公共衛生應用型研究投入嚴重不足,這個不平衡正在制約著醫學發展的長遠前景和效率。生物醫學研究需要新的戰略思維,英國新出爐的科學研究戰略對我國生物醫學研究的方向和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本文的主要內容摘編自第12項參考文獻: Time to burst the biomedical bubble. Lancet. 2018;392:187]
文 / 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教授 唐金陵
編輯 / 馮琦 朱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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