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樂夜話：Game Jam與孤獨症

觸樂夜話，每天胡侃和遊戲有關的屁事、鬼事、新鮮事。

小羅老師今日病休

從3月29日開始，我和我的同事竇老師在朝陽公園裡待了3天。我們受邀去採訪一次Game Jam，參與者都是國內頗有名氣的獨立遊戲開發團隊。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住在北京，少部分從天津趕來——以現在的條件，從天津到北京的時間並不比從石景山到團結湖更久。

我們跟著這些獨立遊戲開發者一起度過了48小時，在這段時間裡，他們要為孤獨症人群以及想要了解孤獨症的大眾做出遊戲，而我們要記錄下這個過程，以及那些在遊戲之外的故事。

孤獨症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主題，所有人在面對它時都顯得小心翼翼。我們接觸到了包括主辦方、遊戲開發者、孤獨症兒童、家長、支援中心負責人、老師、志願者在內的許多人，有些被寫進了文章里，有些沒有，還有些人主動要求「不要寫到我」。我不知道讀者們看過文章之後能夠感受到什麼，比起「思考」，只要你們能夠「看到」，就已經很好了。

Game Jam場地一角，很快它就變得亂七八糟

「每個人都有心理問題」

在阿火做完介紹孤獨症的講座之後，人們談論的東西很雜，有和孤獨症相關的，也有和孤獨症完全沒關係的。有人問阿火，「你對兒童心理教育有什麼建議」，她只能回答，「我不是做這一塊的，不能亂說」。

一位開發者說他以前看過一個視頻，裡面說「所有人在7歲之前都是個移動硬碟」，學習其實是個傳輸的過程。他由此提問：「那些孤獨症的孩子，是不是相當於傳輸不太好，別人是USB 2.0，他們是1.0或者3.0，總之就是互相對不上？」

另一位開發者一直在確認：「孤獨症人群真的需要『治療』嗎？假如他們不想和人交流，但我們又強迫他們去社交，豈不是讓他們很痛苦？」

更多的人嘗試做了阿火提到的「孤獨症譜系障礙量表」，不少人的分數讓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看上去沉默寡言的，可能只有10多分，蹦蹦跳跳、特別開朗的，居然得了20多分。」人們交頭接耳——在這項測試中得分越高的越具有孤獨症特質，得分達到35分以上建議「去醫院獲得正確的診斷和指導」。

一位羞澀的程序員得到34分，是全場最高，僅差1分就要「建議去醫院獲得正確診斷和指導」。這很難不讓人聯想起「59分和60分有什麼區別」一類的話題，但隨後，人們開始討論、工作，分數就這樣被忘在了腦後。

「這輩子，他是我兒子」

我在活動現場遇到了不少家長，他們花不了太多時間和我聊天，全部精力幾乎都要集中在孩子身上。

孤獨症孩子大部分都是男孩，貼身照顧他們的大多是媽媽，有時還要加上阿姨，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只有一個孩子是由爸爸帶來的。活動安排在星期六，我不知道其他爸爸都去哪兒了。

小龍的媽媽是那種會讓你覺得很好相處的人。開朗、熱情，和誰都能聊到一塊兒去，她的性格多多少少也遺傳給了兒子。小龍屬於智力障礙，許多人對這類人群的偏見和歧視還更甚於孤獨症，但小龍從來不怕生人，和我聊天時，他一直看著我的眼睛。

她一直強調兒子「情商很高」，並且和我分享了許多小龍與《西遊記》的故事。除了文章里寫過的，還有讓她印象極深、極為吃驚的一次：她帶小龍出門旅遊，在一座寺廟裡，小龍長時間盯著佛殿里掛著的畫發獃。她去問時，他開始給她詳細解說畫上的內容，哪個是觀音，哪個是文殊，哪個又是普賢……他說，自己是從形象和坐騎上分辨的，《西遊記》里都寫了。

小龍最喜歡的《西遊記》角色是豬八戒，這讓我一度懷疑他屬豬，但其實他屬牛。「他可能覺得自己上輩子是豬八戒，」媽媽笑著摸摸小龍的頭，「這輩子呢，這輩子他是我兒子。」

「玩手機不用學就會了」

不少家長對我說，手機和Pad對孩子們很有幫助。「把手機拿給他們，不用學，自己戳一戳就會了。」一位家長說。她的兒子也玩過不少手機遊戲，可惜她一個也記不起來。

遊戲開發者們也在思考人工智慧會給孤獨症人群帶來怎樣的變化——假如真的像《底特律》一樣，人工智慧可以24小時全方位照顧人類的日常生活，那麼被照顧的「人類」是否具備與其他人溝通的能力，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

「再說下去快要變成倫理問題了。」一位開發者說。他想了好一會兒，最終只是搖搖頭。

阿火對我說了另一個與技術有關的細節：「現在很多醫療設備的技術水平甚至遠遠落後於遊戲，一些需要穿戴的設備還需要使用者把頭髮全部剃光才行。」她認為，將來醫療設備技術提升，必然會對配套軟體有所需求，遊戲或許也可以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

「不要稱呼他們『患者』」

3月30日，我們特地採訪了溫洪女士，她是康納洲孤獨症家庭支援中心主席，這是一家民辦非企業單位（NGO），由海淀區殘聯主管，是中國精協孤獨症委員會組織部分家長聯合發起創立的綜合性孤獨症服務平台。活動中表演節目的孩子們就來自這家機構。

康納洲孤獨症家庭支援中心主席溫洪女士

目前固定在康納洲接受教育和訓練的孩子大概有150個，有的是北京本地家庭，還有的來自外地。康納洲本身不接納住宿，孩子們白天來，晚上走，假如有外地家長帶著孩子來這裡，他們還需要承擔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康納洲的「康復訓練中心」位於五道口，離它最近的小區，5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月租金都在8000元以上。

溫女士對此也無能為力。康納洲沒有政府專項資金支持，運營並不輕鬆。「大部分民辦的這種（弱勢群體幫扶機構）生存起來都是有困難的。」她說。

溫女士並不了解遊戲，這在我們的意料之中。談到讓大眾了解孤獨症知識和人群，她脫口而出的是六七部電影的名字——《海洋天堂》《自閉歷程》《馬拉松》《我的名字叫可汗》《瑪麗與馬克思》《雨人》《與光同行》……她對這些電影的情節無比熟悉。

得知有一批遊戲開發者正在以孤獨症為主題製作遊戲，她顯得有些迷茫。「（遊戲）反正都是快餐，玩過關了，來不及思考，沒有人在玩遊戲的時候還思考。」

我們向她介紹了一些遊戲常識，比如互動性，比如功能性，還有幾個成功的遊戲作品。她的想法有了一些變化，但始終擔心人們會對孤獨症人群產生刻板印象——提問時，我們說Game Jam「想嘗試為孤獨症患者做一些事情」，她立刻糾正「不能這樣稱呼」。她始終叫他們「孩子」。

在聽說「遊戲在年輕人之中認可度很高，可以通過遊戲向更多年輕人傳遞孤獨症知識」時，溫女士認為「這個思路很好」，但她們自己既不懂遊戲，又從來沒往這個方向想過，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對於遊戲開發者，她希望他們能再多接觸孩子們一些。

「要不你們先去哪個機構當兩天志願者吧，」她說，「也體會體會孩子們的生活。」

在公開發布的照片和視頻中，不能直接出現孤獨症孩子們的臉（圖片來源：北京康納洲孤獨症家庭支援中心微博）

說真的，我始終不確定Game Jam能在孤獨症兒童和他們身邊的家長、老師、志願者中造成多少影響，我也不知道這種「不確定」是不是了解、關心弱勢群體過程中的常態，但就像很多人說的，這只是個開始。假如孤獨症孩子們——以及其他弱勢群體——所需要的了解和關愛是100，那麼我們或許只做到了1，不過1總比0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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