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葉集》到《古今和歌集》，和歌是如何成為日本文化典範的？

新聞 04-06

撰文：林子人

編輯：朱潔樹

4月1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宣布，日本將從今年5月1日起啟用新年號「令和」。據他在記者會上透露，新年號的出處為《萬葉集》中《梅花歌並序》的詩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熏珮後之香」：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佩後之香。加以曙嶺移雲，松掛羅而傾蓋；夕岫結霧，鳥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歸故雁。於是蓋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里，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攄情？詩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

從645年「大化」到1989年「平成」總計247個日本年號中，能確認的出處全部來自中國典籍。也就是說，「令和」是日本歷史上首個從日本典籍中援引出處的年號。《萬葉集》是日本最早的詩歌集，收錄來自4世紀至8世紀中葉的多種形式的詩歌，有「日本的《詩經》」之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新年號公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萬葉集》是象徵日本豐富國民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古典作品，新年號的寓意是「希望打造每個人都像宣告春天到來、爭相盛放的梅花那樣，帶著走向明天的希望而讓各自的花朵精彩綻放的日本。」

新年號一經披露，就在中日兩國的社交網路上引起熱議。不少人發現，雖然官方聲稱「令和」出自《萬葉集》，但其實也能在年代更久遠的中國典籍中找到類似出處。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指出，成書於西漢（公元前202年-8年）的《黃帝內經》中能夠找到「令和」一詞：

「陰者主臟，陽者主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臟，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另外，東漢文學家、科學家張衡（78年-139年）的代表作《歸田賦》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之句，與《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句在遣詞和意象使用上頗為類似，《萬葉集》中的這句話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歸田賦》的影響創作的。

「令和」的真正出處到底在哪裡或可爭論，但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傳統文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作為日本最古老的詩歌（即和歌）集，《萬葉集》成書於中日文化交流頻繁、日本系統性吸收漢文化並以此推動社會轉型的時代，可謂是中國文化深刻影響日本文化的文字見證。然而正如日本史學家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一書中所指出的，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夠在吸收外來文化和保持本土文化強大生命力之間取得平衡。在和歌成為日本文化典範的發展史中，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日本文化史》

【日】家永三郎著趙仲明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漢字、律令制與漢文化：《萬葉集》背後的中國文化影響

說到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漢字不得不提。根據《魏書·倭人傳》記載，日本女王卑彌呼（？-248年）與魏國已建立了邦交關係，雙方的國書均以漢字書寫。日本藝術史學家高階秀爾因此認為，雖然一般認為漢字是在公元5世紀或6世紀傳入日本的，但實際上它的傳入要更早。「從奈良時代（710年-794年）開始，也有可能從更早的時期開始，漢文才是正式的文章體裁。無論是律令制的法典，還是其他的公文書信，正式的文章都是用漢文寫的。當時在日本政府里工作的人全都要會漢文。我認為從卑彌呼時代開始就這樣了。」

從彌生時代（公元前300年-250年）開始，中國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在海的另一邊，日本的統治者密切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動向。6世紀，百濟向日本派遣了五經博士，即解讀中國典籍的學者，還獻上了佛像，這意味著中國文化思想的輸入在日本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家永三郎指出，到了7世紀，對中國思想的系統性了解終於在日本生根發芽，成為了推動日本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581年，隋朝統一了分裂的南北朝。618年，唐朝取代隋朝，進一步擴大版圖，逐漸成長為世界性的強大帝國。然而對於同一時期的日本統治者來說，大和政權危機重重——660年，百濟作為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唯一據點被新羅和唐朝所滅。隨著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式微，大和政權強烈感受到了完善國內體制的重要性。

在推古天皇（593年-628年在位）執政時期，聖德太子（574年-622年）攝政並與推古天皇的舅父蘇我馬子一起推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聖德太子在國際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派遣隋使引進中國的先進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階」，即根據個人功績授予官職爵位的官僚體制，並在「憲法十七條」中強調了君主是國內唯一的最高權威。值得注意的是，延續至今的日本政治術語也誕生於這一時期：「日本」這一國名在此之間正式確立，取代大王稱號的「天皇」據說取自中國道教經典。

645年（大化元年），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中臣鐮足等人發動了大化革新，開始按照中國的律令制度建設律令體制。所謂的律令體制，就是收回氏姓社會中豪族依據世襲特權對民眾的統治權，統一由中央政府的集中權力來實施。直到894年（寬平六年）中止派遣遣唐使，這一時期的日本都在努力吸收中國文化。在政治體制上，從794年（延曆十三年）平安奠都到9世紀初，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初期大致上維持著律令體制。

從飛鳥時代（593年-710年）、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到平安時代初期，漢文學在日本官僚階層中逐漸普及，乃至成為公卿貴族必備的素養。到了平安時代初期，漢詩、漢文的寫作蔚為風潮，繼奈良時代的《懷風藻》後，《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漢詩集陸續出版，湧現出了空海、小野篁、都良香等作家。

《萬葉集》正是誕生於這樣的背景下。《萬葉集》收錄了來自4世紀至8世紀中葉的4400首詩，不僅有貴族的，也有無名民眾的作品。《萬葉集》成書年代不明，一般認為是在奈良時代。由於詩人大伴家持（717年-785年）也有參與其中，《萬葉集》的成書時間推斷為730年後。

元歷校本《萬葉集》（元歷是日本1184年至1185年的年號，該抄本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家永三郎指出，雖然《萬葉集》收錄的是和歌，但其五七調的長短句形式與漢詩中的五言和七言範式有密切關聯。另外，《萬葉集》中屢屢出現七夕、神仙等中國文學典故，也說明了漢文化對當時的和歌創作的影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梅花」這個意象。李冬君在《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書中指出，奈良時代的貴族詠梅成風，雖然當時的日本本土並無梅花——遣唐使們帶回了唐詩，也帶回了梅花這一孤獨、清幽、高貴的文學意象。通觀《萬葉集》，有詠梅詩百餘首，而關於日後成為日本國花的櫻花的詩卻只有40餘首。而今，「令和」的年號取自《萬葉集》中《梅花歌並序》的詩句，亦在隱隱述說著日本醉心和師法中國文化的過去。

不過最能說明《萬葉集》中的中國文化影響的，還是其對漢字的廣泛使用。有意思的是，在這部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開始創造性地使用漢字——他們開始使用完全異質的漢字來表述日語，即捨棄漢字原有的意思，用於沒有意義的音標文字，這就是所謂的「萬葉假名」。日後，隨著「萬葉假名」的廣泛使用，假名被進一步簡化，形成「片假名」和「平假名」，前者指省略漢字筆畫，只用漢字的一部分來取而代之，例如只留下「阿」的左偏旁寫成「ア」；後者指將整個漢字寫成草書，如將「安」草寫成「あ」。

從《萬葉集》到《古今和歌集》：日本本土意識的崛起

與此同時，家永三郎認為《萬葉集》同樣也是7世紀到8世紀日本文化在強勢的外來文化衝擊下頑強存活下來的證明。事實上，從大環境來看，當時的日本統治階級雖然為中國文化所折服，努力模仿隋唐的國家體制、法律系統、藝術文化，然而外來文化沒有觸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深層。儘管原則上律令政府官員需要在大學裡學習儒家經典學說，通過考試後才能獲得任用，然而日本並未建立科舉制度，名門望族擁有世襲官職特權的「蔭位制」仍然長期存在，因此真正掌握儒學修養的人只是少數的行政官僚。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日本官僚階級對於儒家經典的態度是將其當做文學經典而非人生哲學來研習，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儒家「男尊女卑」的家庭道德並未對日本的走婚制產生太大衝擊，男女關係延續了前代極其開放的傳統。在家永三郎看來，正是這種在性觀念上不受約束的開放性「闡釋了不被偽善的性道德所扭曲的古代日本人健康的一面」，這也是為什麼《萬葉集》中充斥著大量愛情詩歌的原因。

不過日本本土意識的真正崛起是在平安時代。日本中止派遣遣唐使不久後的907年（延喜七年），唐朝滅亡，隨後朝鮮半島的新羅、渤海國也相繼滅亡。在那之後，日本開始進入近乎閉關鎖國的狀態，沒有與五代、宋王朝建立正式邦交，導致其統治階級的視野變得狹隘起來。在日本國內，律令體制下的官僚階級逐漸變得有名無實。特別是在藤原氏開創世襲攝政、關白的先例，取得與君主事實上同等的地位後，藤原氏獨裁的貴族政治時代開始。貴族們不再有身為官僚的自覺意識，將實際事務交給下級官員承擔，自己則身居平安京，變為有閑階級，與地方農村與普通大眾的聯繫近乎切斷，這同樣限制了統治階級的視野，並在文化的變化中反映出來。

在貴族們的有限視野里，自己的（高雅）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經過長期的文化積累，貴族階級培養起了敏銳的感受力和審美，並在杜絕海外文化大量輸入的環境中孕育出了洋溢著日本本土特色的「國風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古今和歌集》應運而生。905年（延喜五年），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在醍醐天皇的指示下成書。儘管在《古今和歌集》誕生之前一個世紀，即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的時代也有《經國集》等敕撰集，但它們都是漢詩集。與《萬葉集》呈鮮明對比的是，《萬葉集》中收錄了大量與民間生活相關的作品，但《古今和歌集》及之後的敕撰和歌集幾乎都是表現貴族階級的生活與思想的作品。

在《古今和歌集》的序文中，編者紀貫之如此寫道：

「大和之歌，以人心為根，發而為萬千言辭之葉。生而為人，所歷必多，則心之所想，目之所見，時時皆可成誦。且聽花間鶯啼，水中蛙鳴。生息萬物，皆因感而歌。無力而撼天地，無形而泣鬼神，令男女睦睦猛士戚戚者，歌也。」

在高階秀爾看來，這段話不僅是這部和歌集的序，亦是對日本審美觀的第一次系統性闡釋——「大和之歌」，即和歌，是從人的心中生根發芽，長出姿態萬千的綠葉般的詩句，第一次，和歌被確立為一種可以和「唐歌」（即漢詩）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詩歌。

狩野探幽《三十六歌仙額》

從《古今和歌集》開始，原本只是為了個人方便使用的假名開始成為正式文字進入日文系統，以假名寫作的文學作品不斷湧現。直到平安時代末期，敕撰和歌集的做法十分流行，先後出現《後撰集》《拾遺集》《金葉集》《詞花集》《千載集》，加上鎌倉時代初期的《新古今和歌集》合稱為「八代集」。繼漢文和漢詩之後，和歌也成為了貴族們必備的修養，詩歌被收錄進敕撰會集中被視作歌人的最高榮譽。歌人中最聲名顯赫者當屬《古今和歌集》在序文中評定的六位「和歌之仙」：在原業平、文屋康秀、喜撰法師、小野小町、大友黑主、僧正遍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六歌仙」中唯一的女性小野小町因絕世美貌和出眾才華在日本有著諸多傳說。紀貫之稱其作「多有哀怨，纏綿悱惻，寫高貴女子之苦惱」。以下為她被收錄於《小倉百人一首》中的一首和歌：

「優思逢苦雨

人世嘆徒然

春色無暇賞

奈何花已殘」

從《萬葉集》開始萌發的四季意識也在《古今和歌集》中延續下來。自此之後，敕撰和歌集中的詩歌按照季節來分類，分為春歌、夏歌、秋歌和冬歌，然後是描述慶賀場景、戀情相思和旅途思緒的和歌。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詠櫻詩上升至百餘首，詠梅詩降至20餘首——這也是日本本土意識提升的一個小小註腳。

「花落徒惻惻

且趁今日尚灼灼

折櫻留春色」

——《無題》佚名

時至今日，和歌依舊在日本文化中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日本詩人平田俊子曾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時表示，日本現代詩詩集一直不如俳句和短歌那樣好賣，「日本以前的俳句和短歌反而在年輕人中間更受歡迎嗎？也可能因為俳句、短歌篇幅較短，世界觀也相對單純，更適應互聯網傳播吧。」

和歌能夠吸引年輕人的注意，或許與其在流行文化中的傳播不無關係。諸多動漫作品中都有和歌元素。《歌牌情緣》和2017年《名偵探柯南》劇場版《唐紅的戀歌》都著墨於「歌牌」（亦稱「歌留多」）這一日本傳統競技。「歌留多」是一項日本獨有的牌類遊戲，其中最為主流的一種玩法是根據《小倉百人一首》中的100首和歌製作而成的歌牌，遊戲參與者在聽到讀手讀出讀札（唱讀牌）中的短歌后，需要迅速找出印有相應短歌之下句的取札（搶奪牌），以速度快、找出取札多取勝。新海誠的動畫長片《言葉之庭》，則用《萬葉集》中的詩句揭示了「孤悲」這一愛情主題，其中纖細的日式審美頗為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