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評價王明和博古的
回憶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強調：「挫折、失敗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沒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經驗的。」
毛澤東從1945年5月到1964年談過10次遵義會議，內容涉及面很廣，其中也提及了對王明和博古的一些評說。
四次點名批判王明
在《遵義會議材料彙編》中，毛澤東有4次說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都是在十年內戰時期產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線，時間最長，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這條路線是共產國際製造的。當時，王明發展了李立三的錯誤，在軍事、政治、組織等一系列問題上，堅持錯誤的冒險主義，結果把南方根據地丟掉了，只好兩條腿走路，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是光榮的，但實際上是由於犯了路線錯誤，被敵人追趕得不得不走的。」
遵義會議時的毛澤東
第一次說王明說了兩處：一處是「王明路線」，一處是「王明發展了李立三的錯誤」，這裡毛澤東沒有提到博古。
毛澤東第二次說王明也是在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在長征路上，我們開始克服王明『左』傾路線。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但未完全解決問題。抗日初期又出現了王明路線，但這次是『右』的。以後我們用了三年半時間進行整風運動，研究黨的歷史，學習兩條路線，終於說服了犯過錯誤的同志，然後才能在1945年召開的七次大會上，團結了全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仍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些同志大多數改好了。只有王明，雖然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但是不承認錯誤。他現在住在莫斯科。」
這次說王明也有兩處：一處是長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一處是抗戰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錯誤路線。
毛澤東與謝覺哉、王明(右一)
毛澤東第三次說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才開始批評這些錯誤，改變路線，領導機構才獨立考慮自己的問題。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採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除個別的人跑到敵人那裡去了以外，另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毛澤東第四次說到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我們得到一條經驗，任何一個黨的綱領或文件，只能由本國黨來決定，不能由外國黨決定。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吃過虧。我們為什麼走了二萬五千里，軍隊由30萬變成25000人，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白區的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這就是由於王明路線。1931年我們黨的四中全會決議，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起草的，並強加於我們。這個決議也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以後我們獨立自主。在長征路上，我們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從那時起，即從1935年1月到1945年的十年中，我們進行過整風，用說服的方法把全黨團結起來。我們的軍隊又由25000人發展到120萬，根據地的人口有一億。」這次說由於王明路線，革命受到很大損失。
兩次提及博古，都不指名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4次說到王明，都是直接點名的。博古說自己兩次犯路線錯誤，毛澤東都不提。毛澤東回憶遵義會議與長征時，兩次說了博古，卻都不指名。
電視劇《紅色搖籃》中的毛澤東與博古（右）劇照
毛澤東第一次說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時。他說：「我們在十個年頭之內——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到1945年5月現在的七次大會，這十個年頭之內的中央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會選舉的、五中全會選舉的，不是六次大會選的；六次大會選的現在只剩下4個。25個人裡頭，絕大多數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會選的。我們和這樣一個中央裡面的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工作還算有進步。這一條經驗是不是很重要的經驗?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1935年1月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大家把這個賬掛在我身上。我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犯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這裡說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誰呢?筆者認為首先是博古。遵義會議後兩天，博古主持會議，請大家向自己「開炮」提意見，他同意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張聞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將總書記的職務讓給張聞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革軍委委員的職務。
毛澤東另一次不指名地說到博古就是在1964年3月23日那次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從1935年1月到1945年的十年中，我們進行過整風，用說服的方法把全黨團結起來。我們的軍隊又由25000人發展到120萬，根據地的人口有一億。」這個「把全黨團結起來」，包括博古，領導人中有博古，一般黨員中也有博古。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上是周恩來下作戰決心的助手；在長征路上，張聞天、博古與周恩來又主張成立軍事指揮三人小組：周恩來、王稼祥與毛澤東。接著，又改組中革軍委，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從此組成「毛正周副」的格局。到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時，張、博、周等又贊同毛當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張聞天、陳雲、王明、康生為書記，博古為一般政治局委員。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合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作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做總結報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與蔣介石談判，使蔣介石發表與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蔣介石釋放陶鑄、錢瑛等100多名中共黨員；重組與新建南方13個省的省委和省工委；發展黨員67780人；把南方根據地的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要國民黨批准在國統區創辦黨的大型日報《新華日報》。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並擔任社長兼新華社社長，與毛澤東一起統率新聞大軍，創建黨的新聞事業的高峰。國民黨在抗戰時期陰謀進攻延安，製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報》發表朱德致蔣介石信，又連發三個頭版新聞，揭穿國民黨陰謀。蔣介石與國民黨連喊「誤會」「誤會」，並撤退進攻大軍。各中央局向中央請示「一年打敗希特勒，二年打敗日本」怎麼解釋，中央答覆：「看《解放日報》怎麼說。」
上述情況，毛澤東親眼所見，親身所歷，記在心裡。但回憶遵義會議時，他又強調：「挫折、失敗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沒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經驗的。」毛澤東那時是心裡有數的，他在回憶遵義會議時，對王明、博古的評說是客觀、公正的。
來源：文史博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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