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什麼？羅西里尼用三部電影把它剖開給你看
當年《卡薩布蘭卡》那個經典的結尾第一次在電影院上演的時候，不知道多少觀眾在心裡問，那個叫英格麗·褒曼的大美女在生活中到底嫁給了誰？後來他們都知道了，嫁給了義大利導演羅伯特·羅西里尼。羅西里尼憑什麼贏得女神芳心？答案當然是他的電影才華。據說當年褒曼看了《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後激動不已，當時就給羅西里尼打了電話，請求合作。羅西里尼被公認為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開山鼻祖，而他最為人稱道的作品莫過於拍攝於1945至1948年的「戰爭」三部曲，即《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戰火》（又名《游擊隊》）和《德意志零年》。三部電影從不同的視角，由淺入深的切入「戰爭」內里，不僅奠定了新現實主義的敘事邏輯，也完整呈現了導演羅西里尼關於戰爭與人的深度思考。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影響了太多的戰爭電影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拍攝於1945年，彼時歐洲戰局甫定，日本還在東亞負隅頑抗。兇殘的法西斯主義走向窮途末路，人民的反抗情緒空前高漲。這時，世界形勢特別需要文藝作品承擔起凝聚力量的責任，羅西里尼和他的電影站了出來。坦白說，本片在技術上算不得上乘，鏡頭語言和敘事技巧都相當粗糙，甚至由於資金捉襟見肘，連拍攝用的膠片都是劣質的。然而，羅西里尼認為，新現實主義首先是從道德的立場去看待世界，然後才是美學。任何電影技巧的應用不能以犧牲或削弱主題為代價。不得不承認，片中大量的實景拍攝，非職業演員的使用以及簡潔有力的台詞設計（或者根本沒有設計），都為電影營造了一種粗糲的、直抵人心的真實感，與當時好萊塢精緻、纖巧的電影風格大相徑庭。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
本片幾乎是以紀錄片的手法講述了義大利地下反抗組織領袖、工程師喬治怎樣被追捕、躲避、抵抗、被出賣，最後英勇就義的過程。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有點普通，情節也似曾相識，但這完全是因為它影響了太多後來的戰爭電影，尤其是東歐和中國。羅西里尼一方面在電影中有意壓制情感宣洩；另一方面又不斷用逼真的細節還原被佔領時期羅馬人民苦難生活的場景。喬治在逃亡的過程中住進了好友弗朗西斯科的家中，卻牽連他被捕。弗朗西斯科的未婚妻皮娜絕望的追逐著囚車，卻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槍殺於街頭。影片的情緒累積到這一刻迎來爆點，與觀眾隔空產生最強烈的情感碰撞。
影片結尾處，喬治在納粹嚴刑逼供下犧牲，同情抵抗的神父，一個善良果敢又不乏機智幽默的老好人，也神態平和的步入刑場。種種場景設計暗示出前赴後繼的革命者如耶穌基督一般慷慨赴死，影片將美好與良善撕裂，反襯出對法西斯暴行的人神共憤，也道出了抵抗從未停止，人民不可征服的主題。影片上映後，羅西里尼說「當時的情形即是如此！」這句話也成為日後新現實主義運動的座右銘。《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的橫空出世，彷彿一聲有力的吶喊，通過簡潔的表達有效地凝聚起底層民眾的力量。電影在首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上一舉拿下最佳影片，留名影史。
《戰火》：迎接解放者的並不都是鮮花和掌聲
如果說《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是一次對殘酷戰爭的白描，是導演站在民眾立場上發出的控訴，那麼《戰火》則將關注焦點轉向了戰爭與人的關係。雖然張牙舞爪的外形終於被消滅，但戰爭的破壞力卻仍在波及民眾的情感與生活。本片由六個不同的小故事組成，隨著盟軍在義大利的勝利，德軍節節敗退，六個故事發生在六個不同的城市裡，有的側重於描述敵我拉鋸時民眾的不安與恐懼，有的側重於關注重獲解放後人民的生活與情感。
以今天的角度，這部影片的「價值觀」似乎並不十分正確。沒有了萬眾一心的控訴和眾志成城的抵抗，反而多了一絲不合時宜的焦慮。然而，一切又是那麼真實，乃至於這真實背後折射出的冰冷逼著人們不得不直面那些不願面對的客觀存在。第一個小故事中，盟軍攻入德佔區後，並沒有收穫想像中的老鄉帶路和管吃管住，等待他們的反而是不同程度的驚懼和懷疑，唯一一個主動站出來幫助他們的小姑娘也是因為要尋找父親和哥哥的下落。
《戰火》
最精彩的是第三個小故事。喝醉的美軍軍官被站街女孩帶回家。女孩從軍官醉醺醺的自言自語中發現，他心心念的那個純真的義大利女孩就是曾經的自己。女孩給軍官留下字條後匆匆離去。酒醒後的軍官卻扔掉紙條，繼續奔赴前線，留下女孩在兩人初次見面的地方苦苦等待。重新找回的美好再次被粉碎，這種對內心的二度創傷很難說是由某個個體造成的。戰爭把它巨大的陰影投向人間，而羅西里尼的鏡頭負責捕捉和記錄這陰影里的每一個角落。
最暖心的是第五個小故事。三名盟軍隨軍傳教士來到義大利某天主教堂暫住，但他們當中只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其餘兩人是新教和猶太教徒。得知這一消息的教士們驚恐萬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們最後收留了這三個人。但由於信仰差異的互斥，他們決定通過斷食來從形式上懲罰自己。這個從世俗眼光看來有點搞笑的舉動，從一個側面記錄了戰爭陰雲之下民眾願意暫時擱置一切爭議，也反映了羅西里尼一貫的宗教觀，即博愛與共融。
《德意志零年》：戰敗國的人民也有資格訴說苦難
到了1948年，歐洲戰場塵埃落定，恢復和重建全面展開。羅西里尼關於戰爭的思考也更進一步。《德意志零年》把目光對準了戰後德國的普通民眾。父親身染重病，哥哥由於參過軍不敢露面，姐姐疲於支應，13歲的男孩為了維繫家庭開支，不得不想盡辦法外出謀生。本片是「戰爭」三部曲里電影語言應用最為豐富的一部。大量的空鏡頭和長鏡頭一方面直觀的展示了柏林的滿目瘡痍；另一方面也隱喻了戰後德國人民無處安放的內心。一般的觀點認為，戰敗國沒有資格訴說苦難，然而羅西里尼逆勢而動，他的鏡頭對準的是全人類的苦難，並不囿於暫時的施害與被害。
《德意志零年》
戰火雖停，但它真的走遠了嗎？羅西里尼顯然不這樣認為。他的鏡頭裡沒有熱火朝天的家園重建，沒有樂觀向上的相互激勵，相反卻在不停地表露擔心。小男孩為了賺錢幫助老師海寧偷偷販運違禁唱片，當希特勒的聲音在一片廢墟中突然響起時，我們清晰地感知到導演傳遞的隱憂。影片後半部分，老師海寧（他已經被小男孩視作精神之父）無意中向男孩闡述了「優勝劣汰」的觀點，卻深深影響了男孩的價值判斷。那個之前善解人意又勤奮勇敢的小男孩頃刻化身惡魔，毒死了病床上的父親。影片以小男孩自戕的悲劇結尾收場，暗指法西斯邪惡精神的強大穿透力。羅西里尼為世人敲響了警鐘：貧困本身並不可怕，但它卻有可能為恐怖主義的落腳生根提供土壤。這一論斷，在隨後的70年中被無數次驗證，直到今天依然深刻。
羅西里尼終其一生都在以電影為工具進行表達。他關注普通個體的苦難，呼喚友愛與諒解，他抨擊法西斯暴行的殘忍和虛弱，也警惕他們的捲土重來。他時而是一個離席的參與者，時而是一個在場的他者，固執地用鏡頭窺伺著人性中一閃而過的每一分軟弱與美好。
文 | 任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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