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加劇了社會分裂，這是大部分美國人的看法
多年以來，媒體研究者和立法者都在密切關注社交媒體的一個潛在危險：加劇民意的兩極分化。現在，這個判斷得到了大部分美國人的認可。
4 月 5 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公布了一份聯合民調的結果，大部分受訪者都對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體平台給出了負面評價。這項調查在今年 3 月 23 日至 27 日之間完成，共採訪了 1000 名美國成年人（半數通過手機聯繫），誤差範圍為正負 3.1 個百分點。
57% 的受訪者相信，社交媒體更多是在分裂國家，而非團結國家。持相反意見的人數為 35%。類似的，55% 的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更多是在傳播謊言和不實信息。只有 32% 的受訪者依然相信，社交媒體強化了公眾人物和公司的可問責性；相比之下，61% 的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助長了針對公眾人物和公司的不當攻擊與謠言。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82% 的受訪者表示社交媒體正在浪費我們的時間。
大部分美國人也對 Amazon、Google、聯邦政府和 Facebook 的個人信息保護投出了不信任票。其中，Amazon 的信任度相對較高，而超過 50% 的受訪者表示對 Facebook 「完全不信任」。
NBC 在總結調查結果時指出，針對社交媒體的負面印象不分政黨，也不分性別和城鄉差異。不過，年輕人更不容易擔心社交媒體會分裂社會，或是助長不當攻擊與謠言。
參與本次調查的一位民調專家表示：「如果美國人可以像在點評網站上一樣給社交媒體評分，大部分會給出零分。」
問題是，不像 Yelp 上總有替代的餐館，人們在社交網路這件事上沒什麼別的選擇。
6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每天會至少使用一次社交網路。不少人處於習慣和意志之間的掙扎：48% 的受訪者曾經試著減少手機使用時間，42% 嘗試過戒斷或者限制社交媒體使用。
對社交媒體的矛盾態度也體現在另一項數據上：26% 的受訪者曾因政見不合而屏蔽、取關過他人——這事實上加劇了觀點的「同溫層」效應。
雖然對社交媒體持負面看法，大部分美國人卻對技術進步總體持歡迎姿態：59% 的受訪者認同，技術進步利大於弊，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與生產效率。值得注意的是，這道題的回答出現階層分化：相較於窮人，中產階級和富人更看好技術將帶來的變革。一些人擔心，技術進步會付出失業的代價。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今年 3 月的一篇文章曾指出，富人正在減少屏幕前的時間，不上社交網路、不回電子郵件，而增加人與人的接觸，將其作為一種新的身份象徵。他們也將子女送入了「無科技」的私立學校。
2016 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兩場「黑天鵝」事件後，針對社交媒體的反思迎來高潮。利用用戶信息操縱政治活動的「劍橋分析」醜聞曝光後，FacebookCEO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先後接受了美國與歐洲議會的質詢。美國政府亦指責俄羅斯操縱了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從而影響了美國大選的結果。
根據指控，此類干預行動的一般模式是收集、分析大量用戶信息，判別其政治傾向，再針對性地投放虛假、誇大或帶有煽動性的內容。有分析認為，這一模式已成為政治宣傳的常規武器。
然而，即便沒有外部勢力干預，商業化社交媒體本身就存在「筒倉」（silo）化、「圈地自萌」的特徵。人們更容易在社交媒體上找到興趣相似的人，組成閉塞的社群。同時，追求流量、以廣告為盈利模式的商業化社交媒體也要求精準營銷，使得用戶數據的採集與分析幾乎不可避免。
隨著信息的主動篩選與「智能推送」，不同意見之間更難形成碰撞與對話。對立的觀點從個人的社交網路中消失，製造出團結的幻覺。社交媒體的公共性由此遭到削弱。
一些國家已經加大了對社交媒體的監管力度。有的是從用戶數據的保護入手，有的則是督促平台處理不當內容。受管制內容的範圍逐漸擴大，從最初的假新聞，到種族、暴力乃至更普遍的「仇恨言論」，由此也凸顯了言論自由與監管之間的緊張關係。
今年 3 月，扎克伯格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表文章，呼籲對社交媒體上的有害內容、選舉公平、隱私和數據可移植性四大領域加強監管。他寫道：「通過更新互聯網的規則，我們可以留住它最珍貴的東西——人民表達自我、企業家創新產品的自由，同時保衛社會免受傷害。」
去年底，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也做了一項小調查，涉及社交網路時代獲取信息、參與討論的習慣。受訪者和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受眾有很大交集，不屬於更廣泛的社會調查。但其中一項數據還是令人印象深刻：八成受訪者對網路上公共話題的討論氛圍打出了「不及格」分。
題圖來自：Elijah O"DonnellonUnsplash，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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