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說書」：鎖國後期的日本如何獲取鴉片戰爭的信息？
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是中國乃至東亞歷史進程中的一次「地震」，學者增田涉指出，「日本以鴉片戰爭為契機轉換了歷史大方向，幕府終於不得不踏上開國之路，從而決定了日本以後的方向」。那麼，位於這場「地震」周邊的日本是如何得到相關信息的？日本各界又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呢？
「風說書制度」：鴉片戰爭信息傳入日本的歷史前提
當鴉片戰爭爆發時，日本處於奉行鎖國祖法的江戶時代後期，鴉片戰爭的相關信息之所以能夠傳入日本，是因為其擁有一套系統完善的海外情報搜集制度——風說書制度。
所謂鎖國，是對佩里叩關之前江戶幕府對外政策的一種概括（鎖國一詞源於蘭學家志築忠雄閱讀翻譯荷蘭人坎培爾所作《日本志》的第六章，並定名為《鎖國論》），其內容包括禁教（禁止基督教）、海禁與統制貿易。
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風暴漂流日本，是為日本與西方第一次在日本域內發生接觸；1549年，耶穌會士沙勿略抵達日本，開始向日本傳教；1569年，「天下人」織田信長正式會見傳教士並允許傳教活動；1586年，豐臣秀吉頒布伴天連（傳教士）追放令，開始禁教。
然而，傳教士的傳教活動與葡萄牙、西班牙在日本的貿易緊密相關，當葡萄牙商館以中斷生絲供應等相威脅時，日本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協。1600年，一艘荷蘭商船因風暴漂流到了日本，正如學者高橋幸八郎指出，「統一的德川政權希冀將傳教與商業分割，而應此需要的歐洲勢力（荷蘭）在列島出現了」。1616年，江戶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頒布命令，規定歐洲船隻只能在平戶、長崎兩港進行停泊貿易；1624年，德川秀忠正式斷絕了與西班牙的商業往來；1631年，奉書船制度正式開始實行（所謂奉書船即幕府發給長崎奉行奉書特許出海的日本船隻）。
1632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上位，幕府採取了更為嚴厲的禁教與海禁政策，並加強了對海外貿易的集中管理：1633年，頒令禁止奉書船以外任何日本船隻出海，禁止滯留國外5年以上日本人歸國；1635年，頒令禁止一切日本船隻出海、禁止一切海外日本人歸國；1636年，驅逐與貿易無關的葡萄牙人的妻子、兒女（包括日葡混血兒）；1639年，頒令徹底禁止任何葡萄牙船隻進入日本港口；1640年，處死了要求通商的葡萄牙船隻的61名使者；1641年，頒令將與傳教活動無關的所有荷蘭人以及荷蘭商館遷移至出島。
在處理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幕府還需要處理與朝鮮、中國的關係。一方面，日本以對馬藩為依託，與朝鮮進行政治層面的外交往來（通信國）；另一方面，則與荷蘭、中國保持商業層面往來（通商國）。1635年，日本在強化海禁的同時，也規定將長崎作為赴日唐船（唐船即日本方面對中國船隻的統稱）的唯一停泊地；1685年，德川幕府頒布「貞享令」，其中規定唐船年交易總額為6000貫。
在這種相對封閉的政策制度下，風說書便成為了日本最為重要的海外情報來源。
所謂風說書，即由風說定役統一問詢、記錄、翻譯、整理之後，經由長崎奉行上交幕府的文書，長崎奉行由福岡、佐賀、熊本、長崎四處輪流擔當。風說定役大部分為通詞（翻譯），其直屬長官風說聞役（又稱長崎聞番役、長崎在番、長崎在役）則由關西十四藩輪流擔任，且接受長崎奉行的領導。這些風說書通常採取「進港的順序—出發港口的名稱—船員口述」形式記述，並根據來源則分為蘭風說書與唐風說書。
所謂蘭風說書（也稱荷蘭上告），即應幕府要求，荷蘭商船以及荷蘭商館長在進入長崎港時，必須向長崎方面講述、提供有關海外的情報，其內容一般包括自身信息、荷蘭境況以及航海途中的見聞，由風說定役翻譯、整理，並由長崎奉行上交幕府。起初，蘭風說書多由商人、水手的口述構成，1644年制度化後，則主要由荷蘭商館長搜集整理，再參照日本方面對商人、水手的問詢記錄。所謂唐風說書（也稱唐商口單），主要是長崎奉行派遣唐通詞為主的風說定役登上入港唐船進行問詢，然後統一整理後由長崎奉行上交幕府。
這些風說書，成為了江戶日本搜集海外情報最重要的一環——鴉片戰爭也不例外。
齋藤竹堂《鴉片始末》書影
「情報與海防」：日本各界關於鴉片戰爭的觀察
承上所述，1839年，一份蘭風說書首次向日本透露了林則徐禁煙的相關消息。根據日本學者森睦彥統計，在1840-1844年的唐風說書中，共有19件關於鴉片戰爭，其中1840年7件、1841年6件、1842年2件、1843年3件、1844年1件。
1839年11月，「從事長崎貿易三十年」的周藹亭從乍浦出發前往長崎，次年7月，他接受了長崎方面的問詢，並提供了鴉片戰爭的相關情報（「今為阿片一事，廣東竊有繹騷不寧之言」）。在這份風說書中，周藹亭講述了1939年11月之前發生的諸多事情，包括林則徐禁煙、英國方面要求重開鴉片貿易被清國拒絕、9月28日清國與英國的武力衝突。
1840年8月，滯留長崎的清國商人再次提交情報，其內容與周藹亭風說書大致相同，但是在結尾處額外增加了日方提問及清國商人的回答，包括與清國有通商關係的具體國家、清朝欽差大臣的相關職責、廣東—澳門之間的距離甚至一箱鴉片的具體重量。
1840年12月，清朝3艘冬季赴日貿易船駛入長崎港口，至此以後，長崎奉行開始明確要求唐船必須提供鴉片戰爭相關消息，這批唐風說書的署名既包括此前的在留船主周藹亭、楊貫月，也包括此次3艘船隻的3名船主與11名船員。與此同時，此次風說書的內容也更加具體，包括6月6日英國攻陷定海、6月24日英艦炮轟乍浦、9月20日英軍進攻餘姚，甚至對於具體戰役中清國英國的雙方兵力也有明確情報（「寧波府口外，有夷船四十八艘到來」「今有寧波府調來滿洲大將軍伊布里，率領兩萬餘兵，駐紮守御」）。
1841年這一年之中，總計有6艘唐船進入長崎，並給日本帶來了鴉片戰爭的最新情報。內容主要包括：定海欽差伊布里、廣東欽差琦善與英國初次議和以及兩國再次開戰。1842年1月，又有2艘唐船進入長崎；同年12月，4艘唐船入港，隨之而來的便是關於英軍暴行與鴉片戰爭尾聲的情報（「斬戮良民，劫掠婦女錢財」「欽差大臣耆英，會同伊裡布，親赴夷船，與夷酋璞鼎查等，屢加開導，香港廈口等處，聽其貿易，方得息兵」）。
鴉片戰爭相關情報的傳入，對當時日本各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日本對於鴉片戰爭的認識，首先在於明確了這一事件的「殷鑒」意義：（嶺田楓江）「天賜前鑒非無意，婆心記事亦微衷。鳴呼！海國要務在知彼」；（勝海舟）「鄰國之事亦為我國之鑒，歐洲勢焰漸入東洋。」（吉田松陰）「吾之所宜以為則者，莫若清國…道光一危，咸豐再亂，吾等若可反其道，則天下怎會危亂？」
日本諸士將鴉片戰爭作為「殷鑒」的表現之一，便是深入分析清國戰敗的原因。鹽谷宕陰認為清國「不曉夷情」（「英知清，然清不知英」），而且「漢奸猖獗」（「英夷深入意專，有漢奸為之主，或以為鄉導，或以為探報，或以為因糧之計，或以為內應之策」）。崛田正睦則認為清國失敗的原因在於兵法陳舊（「清拘泥古法，日本應於未敗之前，率習西法」）。
此外，就鴉片戰爭正義性的問題，日本各界普遍認識到了鴉片貿易乃是英國出於自身利益損害清國的舉動，清國是佔有道義的一方，正如吉田松陰指出，「唐國爭亂，其一阿片也。當時食阿片者百餘萬，其費計二千五百萬兩。阿片使體弱、富貧、才氣減、精神疲憊……英夷為己益而損唐國。」
這種「鴉片之事，曲在英，其直在乎清」的事實使得日本各界認識到了西方國家唯利是圖、以武力為終極手段的危險性，進而紛紛提出應對西洋勢力的措施。其中，「奠定幕末鴉片論方向」的古賀侗庵的觀點最具代表性。首先，古賀侗庵明確提出了西方各國對於利益不擇手段的追求（「西洋人趨利，如鷹鷲之趨雀，萬方必獲而後已。若兩國互市於他邦，必妨礙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其次，針對西方襲來的危機，他主張加強對西洋情報的搜集工作（「洞敵之長，察敵之短，知曉敵之狡謀，嚴加防備」），並且提出用禮儀手段對待西方（「虜之來，諭以禮辭」）；與此同時，此次中英對抗與清國失利，還令古賀侗庵萌生了日本的軍事技術優於清國的想法（「明季以來，憑城禦敵，專賴炮銃以奏捷。然其技術之精巧，似不能尚於我焉」）。
鴉片戰爭的相關情報還促使幕府著手進行海防改革。1840年7月，老中水野邦忠向負責海防工作的川路聖謨下達文書，其中明確寫道，「因清國嚴禁鴉片、不予通商，英國心懷不滿，遣軍艦四十搜赴寧波開戰，據聞已佔其一部，前為此番來船隻所言。此為鄰邦之事，亦是我國之鑒。浦賀防禦之建議未定，實屬堪憂要事。」同年8月，以水野邦忠為首的一批幕臣在江戶的「吹上苑」觀看了炮術演習。1842年7月，幕府設置海防署；8月，開始向全國的領海大名發布命令，要求加強海防事務、實時向幕府提交防備力量與武器熟練報告；9月，建立諸藩救援機制，要求內陸大名隨時準備支援相鄰的臨海大名；同年12月至次年6月，幕府相繼在江戶海灣附近的下田、羽田以及北方的新潟設置奉行。
鹽谷宕陰《宕陰存稿·阿芙蓉匯聞跋》書影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這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地震，也讓我們的近鄰日本如坐針氈，江戶幕府進一步認識到了海外情報搜集的重要性，並展開了積極的海防建設。正如學者遠山茂樹指出，「日本統治階層從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的經驗中取得了教訓，儘管很不充分，卻能夠有了對付它的餘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