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紳化前傳，羅伯特·泰勒公寓問題和城市的失敗

天下 04-09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羅伯特·桑普森走在南聯邦街，空蕩蕩、靜寂而且了無生氣。「一位芝加哥的警官坐在停放於大約 100 碼遠的巡邏車中，那裡過去是人聲鼎沸的街道」，桑普森在書中記錄，「當我在四周閑逛，他小心翼翼地觀察著我。雖然在我面前是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草地，但顯然我的行為不屬於日常活動。這個空間標記著過去一段激蕩的歷史，它的烙印顯然揮之不去」。

桑普森是《偉大的美國城市》的作者，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他身處之地是著名的「羅伯特·泰勒公寓」（Robert Taylor Homes）的遺址——這裡曾經是芝加哥的黑人聚居區，是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貧民窟，毒品交易、槍支犯罪橫行，警察不願意或者說不敢進入……

《偉大的美國城市》以芝加哥的工人社區為研究對象，研究社會解組、失序和集體效能理論。「社會解組」指的是一個社區無力實現居民的共同價值觀且無力維持有效的社會控制的狀況——社會失去它應有的功能之後，城市的崩塌。

他走在這裡的時候，羅伯特·泰勒公寓已經成為一片空地。

1.城市裡的中產階級

雖然每個城市都感覺歷史悠久，但現代城市其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久，它誕生於工業革命之後。

現代城市依賴於製造業。不論從英國 19 世紀中期的曼徹斯特、倫敦、利物浦，還是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紐約以及稍後的芝加哥、底特律等，其發展都從製造業起步。簡單點說，是規模化、集約化的工廠讓大量產業工人成為城市的主體。

1870 年之後，有三項因素影響了工人生活的物質條件：在所謂的 1873 年至 1896 年「大蕭條」期間，生活價格急劇地滑落：發現了國內的大眾市場，這個市場的消費者是那些受雇於工業生產或加工產品工廠的工人，他們有良好待遇或是至少有固定工作；以及（1875 年以後）所謂的「依照法規建造的住宅」（《公共健康法案》）這些分布在老舊市中心外圍、鱗次櫛比的房舍事實上創造了許多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所有這些意味著許多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多多少少、一點一滴的改善，不過是毋庸置疑的改善，或者反過來說，這些現象是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基礎。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非凡小人物》第五章工人階級的形成

上面這段話來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工人階級的形成，1870~1914》（《非凡小人物》）。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是現代城市誕生期，按他的階級理論，也是工人階級成熟壯大並看起來就要打破所有鎖鏈的時期。

實際情況當然不全是這樣，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第一代城市居民——起初擠在工廠周圍的設施簡陋的破房子里，步行上班，每天工作十來個小時，但有一份穩定的收入，足可以讓他們把鄉下的窮親戚再介紹到城裡來，接來太太並一個接一個地生孩子，一大家子人擠在一起。生活條件肯定不好，但總的來說叫有希望。

奧斯卡·劉易斯的《桑切斯的孩子們》——雖然那是個墨西哥城的故事，但我們能看出來在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里，階層流動、城市生活影響下一個產業工人的真實世界。

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赫蘇斯·桑切斯和他的孩子們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反映了出生於城鄉的區別，也反映了墨西哥革命前和革命後的區別。赫蘇斯於 1910 年出生於韋拉克魯斯的一個小村莊，那一年正是墨西哥革命的開啟之年。他的孩子們先後於 1928 年到 1935 年間出生於墨西哥城的各個貧民窟。赫蘇斯成長的年代沒有汽車，沒有電影院，也沒有收音機和電視機，沒有免費的全民教育，沒有自由選舉，沒有向上的機會，也沒有一夜致富的可能。他成長在傳統的獨裁統治之下，所強調的是認命、努力工作和自我剋制。他的孩子們一方面受制於他的獨斷專行和剛愎自用，一方面也接受了革命後的各種價值觀，更強調個人主義和社會流動性。因此，令人深感驚詫的是，這位父親儘管從未立志不做工人這樣的簡單行當，卻靠著自己的努力擺脫了一貧如洗的境地，而他的孩子們只能一直維持在那個水平線上。

奧斯卡·劉易斯，《桑切斯的孩子們》

雖然通常那也是工人運動最為盛行的時期，但更多的人的理想還是穩定收入、生孩子、看個足球、歲月靜好。

霍布斯鮑姆那篇講稿中，有很大篇幅說到了他們的房子和英格蘭職業足球的興起，倒是可以看到休閑娛樂在塑造這個階層和城市過程當中發揮的作用。

工人階級，換個語境來說，就是現代城市裡的中產階級。

2. 為中產階級蓋房子

有恆產者有恆心。

新的居住區開始為工人階級而規劃，最初的郊區並不遠，步行可達。再晚一點，城市公共交通發揮作用，城市規模擴大。圍繞產業和產業工人的現代城市成形，城市功能逐步完善。

一些成規模的工人階級聚居區出現，在美國，代表性的如費城的社會山（《新城市前沿》）和卡姆登（《攀登勞雷爾山》），未來將會成為麻煩。

同現代城市形成的歷史比我們想像得要短一樣，城市規劃概念的出現更要短得多，美國第一部城市規劃的法律 1916 年誕生於紐約，在那之前，儘管城市規模已經越來越大，但一個城市對於如何安置它的居民，並沒有一定之規。

此前，包括全球第一大城倫敦在內的英國工業革命城市受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影響，規劃一詞不在政治家的辭彙當中，「對自由主義的定義是政府不干預公共健康、勞工關係、工廠環境、教育、議會改革等領域以及其他大量的國內問題，外部世界和英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才是人們的關注焦點。」本·威爾遜在《黃金時代——英國與現代世界的誕生》中說。

《倫敦新聞畫報》的評論最令人難忘：「我們可以在世界最偏遠的地方建立殖民地，我們可以征服印度，我們可以支付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債務利息，我們可以散播我們的名聲、我們的聲譽、我們的富饒財產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我們卻無力清理泰晤士河。」

本·威爾遜，《黃金時代》

像泰晤士河治理、空氣污染、城市規模變大到不可控……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規劃在城市管理機構、建築師、烏托邦主義者等各式人等的心中開始萌芽。

勒·柯布西耶可以出場了。他與埃比尼澤·霍華德、查爾斯·馬爾福德·魯濱遜可以算作第一代城市規劃大師。在他們之前，被提起最多的是改造巴黎的豪斯曼男爵，可以有車、可以有百貨商店、可以有疏散購物人流的通道，他打下了現代巴黎的基礎；雖然，可以有入城（凱旋或者入侵）儀式，可以閱兵，可以有皇帝。

不像我們只有皇帝。這是題外話。

柯布西耶一代開始發揮想像力的時候，想的更多的是人。他有好心，覺得城市主體是工人階級，就應該攢一堆住。

於是，這位可能是史上最偉大的城市規劃設計師提出了他的「瓦贊計劃」。

勒·柯布西耶的設想覆蓋了塞納河「右岸」的一個面積 600 英畝的地區，包括聖奧諾雷郊區街、大廳和馬萊區，除需要保留的歷史性建築外，如瑪德琳、巴黎歌劇院、皇宮、旺多姆廣場，其他建築全部被拆除。勒·柯布西耶提出，「想像這些垃圾，至今像乾麵包屑一樣散布在那裡，拆除並清理掉它們，建起超過 600 英尺高的大樓，用巨大的晶瑩剔透的玻璃去替代它們」。勒·柯布西耶計劃用 18 幢 60 層高的摩天大樓替代這些「乾麵包屑」；正如他早先的規劃那樣，高速路佔據街道的位置，綠地環繞著這些建築。他明確提出，「整個城市是一個公園」。如果有誰認為「 300 萬居民的當代城市」不過是一個思想實驗的話，那麼「瓦贊計劃」明確呈現出，這種志向明確的現代城市的創造者是極其嚴肅的。

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嬗變的大都市》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人敢實踐這個想法。

不過，它會在所有設計師心裡蠢蠢欲動。

按照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所記錄的，當 1965 年勒·柯布西耶去世的時候，在南美，他的巴西門徒們建設了全新的巴西利亞城；他為印度昌迪加爾編製的總體規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施； 1920 年代，蘇聯曾經拒絕了他的建築，但是「蘇聯採納了他的大規模住宅生產和高層建築的城市觀念，並把這些觀點出口到了中國」。

我們先把中國放在一邊，雖然會忍不住想到上海的中遠兩灣城，或者隨便哪個四散在城市周邊的「大居」項目，或者北京的回天 100 萬人社區。

在美國，最得勒·柯布西耶精髓的就是這個羅伯特·泰勒公寓。這個在柯布西耶去世三年前開始的項目由芝加哥現代主義企業「斯基德莫爾-奧因斯和美林公司」設計， 28 幢完全一樣的公寓板樓，「沿 2 英里長的地塊里精確地一字排開」。

羅伯特·泰勒公寓是柯布西耶的夢想著陸之地。

3. 製造業轉移

它是社會保障房，叫經濟適用房也可以。

工人階級主體的時候，這似乎也沒有什麼問題。經濟適用房，如果比照我們能感知到的經驗，即便壓抑的回天也總好過大雜院，也好過 1950 年代破舊的工人新村。

美國也有工人新村。

參與建設的不但有政府的補貼和好心，還有財大氣粗的企業主。對於一個上升期的公司來說，這是人力投資的一部分——它們希望用這個來維護自己的員工穩定性，以及穩定的工人子弟作為後備勞動力。

阿姆科（公司）這一聲譽是靠精心的設計贏來的。「直到 1950 年代，邁阿密流域僱員最多的四巨頭——辛辛那提的寶潔，漢密爾頓的冠軍紙業，米德爾敦的阿姆科以及代頓的美國國立現代出納機公司，它們的勞工關係都非常緩和。部分是因為它們……（僱用了）僱員的家人和朋友，而這些人都曾是移民。舉例來說，米德爾敦的內河集裝箱公司的薪水冊上有 220 名肯塔基人，其中 117 名來自沃爾夫一個縣。」 1980 年代以來，雖然勞工關係無疑下降了，阿姆科（及類似公司）建立的聲譽大都得以留存。

J.D.萬斯，《鄉下人的悲歌》

米德爾敦因為一戰之後的工業繁榮而發展起來，並成為林德夫婦《米德爾敦——當代美國文化研究》而知名。它不但提供了穩定的就業，而且讓更年輕一代也能近水樓台先得月。

但是，事情是會變化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那個詞，製造業轉移，如期而至。

約克夏郡和蘭開夏郡開花結果的纖維產業，在 19 世紀前半期移到美國的新英格蘭，接著再移至南阿帕拉契亞，之後是日本，韓國，台灣，最後是中國大陸。不過，目前中國的人工費上漲厲害，最尖端的服飾企業又移至孟加拉國，甚至還移到衣索比亞。現在中國的人工費月額超過了 5 萬日元，而孟加拉國是 4000 日元，衣索比亞是 2000 日元。像纖維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人工費一旦生出 20 倍的差距，一個國家轉移至另一個國家的做法就會不斷反覆。

大前研一，《低慾望社會》

大前研一用簡單的話描述過棉紡織業的全球遷移過程，幾句話之間， 150 年時間就倏忽而過。其實在這背後，任何一地都經歷過興起、繁榮、衰落、破敗。即使城市轉型成功，但對於一代產業工人來說，一個標準的產業工人家庭來說，也意味著失業（下崗）、生計困頓、入不敷出和對未來的茫然。

米德爾敦一位關註失足少年的高中教師珍妮弗·麥古菲說：「許多學生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情況。有的學生計劃著以後成為棒球運動員，但是他們連學校的棒球隊都不想參加，僅僅是因為教練對他們苛刻。還有的學生在學校成績很差，你如果試著告訴他們將來的前途時，他們就會提到阿姆科-川崎，嗨，我能在阿姆科-川崎找份工作的。我叔在那兒上班呢。看起來他們根本就沒有把米德爾敦現在的形勢和阿姆科-川崎的工作崗位缺乏聯繫起來。」

J.D.萬斯，《鄉下人的悲歌》

工人新村模式經過一代之後，如果沒有老的工廠做支撐，一般都會成建制的衰落。企業辦社會肯定算不上什麼好的有效率的經濟行為，但與它相伴生的企業福利住房和企業失去聯繫紐帶的時候，這會加速一個社區的破敗。

「有恆產者有恆心」。這個時候更像一個疑問。

從吉米·卡特的《社區再投資法》到喬治·布希的「所有權社會」，聯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勵人們擁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爾敦這樣的地方，擁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過高的社會代價：某一地區內的工作機會減少，房產的貶值使人們陷在這裡的社區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難以實現，因為市場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擁有的房產價值擺在那裡，但根本沒人願花這樣的錢來買。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於許多人不得不留在原處。當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是最為貧窮的。因為那些花得起錢離開的人早已選擇了離開。

J.D.萬斯，《鄉下人的悲歌》

社會學者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認為那些留下來的人「被困在這些城鎮當中，再也沒有可以滿足如此多人口的優質工作」，離開的人——「通常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有錢人以及有關係的人」，剩下的只有窮人了，他們是「真正的弱勢群體」。威爾遜為此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真正的弱勢群體》（又譯為《真正的窮人》）。

傳統工人階級喪失了工作機會，而城市與此同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入「後工業化城市」時代。從供應型轉向需求型，或者說從生產者的城市轉身為消費城市，大衛·哈維稱為「凱恩斯城市」——依靠以需求為主導的城市化。

按照戴維·萊伊的觀點，在當代白領服務行業取代藍領生產職業的「後工業城市」，隨之而來的是對消費和舒適性的強調，而不再強調工作。消費模式開始決定生產模式：「是消費而不是生產的價值引導著中心城區土地使用方案的決策」。

士紳化由此被解釋為這種強調消費的結果，代表了一種新的社會消費體制下的新的城市地理狀態。這種早期文化派解釋最近增添了新鮮的血液：有一種趨勢將士紳化視作後現代性或（在更極端的情況下）後現代主義的城市表達。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對於產業工人來說，這是一個就業機會渺茫的時刻；而低收入或零收入的現實，讓他們更無可能成為「消費型」城市的主角。

4. 羅伯特·泰勒公寓再度出現的時候

羅伯特·泰勒公寓再度出現的時候，早已沒有了柯布西耶的理想主義光芒加持。

這些建築布局緊密，看起來就像是高大的跳棋棋盤，黯淡的黃色磚牆上排列著沉悶乏味的窗戶。有幾扇窗戶的痕迹表明公寓曾發生過火災，黑色的煙熏污漬向上蔓延，狀如墓碑。絕大部分的建築只有一個入口，大多聚集著年輕人。

儘管天真，但我還不至於看不出在這棟我正靠近的建築物的一樓大廳里的情形。開車和步行的消費者紛至沓來，有白人也有黑人，匆匆進去購買毒品，然後又匆匆離開。我不確定這是否就是 4040 號大樓，也找不到號碼，所以我只好走了進去。入口通道瀰漫著酒精、煤煙和小便的味道。年輕的人們或站或蹲在塑膠板條箱上，其中許多人跺著腳禦寒。我低下頭，吸了口氣，迅速從他們身邊走過。

他們目光陰沉地看著我走過。一個大個子的年輕人，身高至少有六尺六寸，在我走過的時候沒有讓路。我和他擦身而過，險些失去平衡。

裡面有一長排損毀的金屬信箱，有許多連門都掉了。到處都在滴水，在地上匯聚成水坑。吵嚷和尖叫聲從樓上傾瀉下來，讓人覺得這整棟樓是某種活死人墓。

素德?文卡特斯，《城中城》

1989 年，素德·文卡特斯開始把拆遷前的羅伯特·泰勒公寓作為研究目標。他同樣來自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在此之前，他的老師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真正的弱勢群體》的作者——給他一箱子舊問卷，說可以借鑒其中的一些問題，並提出必要的新問題。他希望能夠更好地理解年輕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區里各種因素影響的，比如說，「在一個住宅計劃區（housing project）中成長起來的窮人小孩，會比不在該計劃區中成長的類似貧困的小孩獲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機會嗎?在一個被其他窮人區環繞的街區長大的小孩，與出身窮人家庭，但是在一個富裕街區長大的小孩的區別又是什麼呢?後者有可能受益於富裕街區里的學校、服務以及工作機會嗎?」

素德·文卡斯特最終的田野調查報告成為一本暢銷書，中文版名字為《城中城》，中文版還有一個名字叫《黑幫老大的一天》。

那個叫 JT 的黑幫老大似乎看不上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的那些問卷。

「我不是個黑人。」他回答說，故意環視著其他人。

「好吧，那麼，作為一個非裔美國窮人的感覺如何？」由於擔心剛才冒犯了他，我盡量以抱歉的口吻說。

「我也不是非裔美國人。我是一個黑鬼。」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要問他作為一個黑鬼的感覺，我當然很不安。他從我這裡取走問卷，更加仔細地看了起來。他翻動卷面，自己讀著問題。他似乎失望了，不過我感覺到，他的失望不是沖著我的。

「黑鬼就是住在這棟樓里的人，」他最後說，「非裔美國人住在郊區。非裔美國人打著領帶去上班。黑鬼們找不到工作。」

他又看了幾頁問卷。「你從這玩意兒里什麼也學不到。」他不斷搖著頭，然後掃視著其他那些站著的年齡稍長的人，察看是否他們也同意他的質疑。然後他向我靠過身來，靜靜地說：「要是你根本連我們是誰、我們做什麼都不知道，你怎麼做這個？」他的語氣有點指責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失望，其中好像還帶著些困惑。

素德?文卡特斯，《城中城》

為了產業工人留在城市裡，人們選擇了多種方式來完成這一任務：

羅伯特·泰勒公寓，政府提供住房券或其它補貼形式的保障型住房；政府提供公共交通配套服務的為產業工人集中建設的中產階級郊區；圍繞某個大公司而建設的聚居區甚至小鎮；能夠融合多種族、多收入層級的社區，以建立和諧融合的新社會……

幾乎無一能夠成功。

在這個過程當中，美國政府要處理的另外一個棘手問題是，幾代產業工人之間往往還存在著非洲裔、西班牙裔等種族問題（早期的費城、波士頓還存在著義大利裔問題）。

羅伯特·桑普森說，指出城市失敗的問題包括了在製造業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城市社區建設中一個難堪的結果：

在芝加哥，沒有一個在 1960 年黑人比例超過 50% 的鄰里 40 年後變成了以白人為主導。與此相反，大量的白人社區變成了黑人社區甚至兩極分化（純黑人和純白人社區）仍然是主流模式。隨著時間推移，鄰里也普遍傾向於維持原有貧困級別或移動到更高的貧困級別。

羅伯特·J.桑普森，《偉大的美國城市》

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在他的《真正的弱勢群體》書中分析了內城地區的黑人人口之後，得出一個結論：真正的低收入白人社區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不僅芝加哥如此，全美都是如此。他對 1970 ~ 1980 年代的社會轉型過程的分析認為：

種族化的集中貧困和失業源於中心城市去工業化的經濟宏觀架構的變化，而低收入少數族裔在這些中心城市不成比例地分布。上述轉變包括從產品生產到服務業的轉變、勞動力市場不斷地兩極化為低收入或高收入行業、內城的工廠搬遷——所有這些都與全球經濟趨勢相關。威爾遜認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黑人家庭從內城離開也意味著城市失去了重要的社會緩衝，這種社會緩衝有可能把長時間的無業和工業轉型對低收入黑人群體的衝擊減低。

黑人鄰里的分層不斷增加，這與過去幾十年間內城鄰里的環境有著根本的不同。威爾遜認為在過去幾十年間黑人貧民區鄰里社區的收入特點是混合性，然而在今日的社區中不平等已經更明顯，因為中、高收入黑人與低收入黑人在空間上的分離越來越大。這一結果造就了黑人貧民區的窮人在主流美國社會中的「社會孤立」。（《偉大的美國城市》）

馬修·德斯蒙德在《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中為我們總結了城市在公共住房領域裡的失敗。

公共住房原本是貧民窟的替代品，可是沒想到，它卻慢慢成了貧民窟的接班人。隨著政客們掐死資金的投入，公共住房因為年久失修每況愈下。屋內窗戶破損、水管堵塞、電梯日益老舊。出了大門，污水的排放口在光天化日之下敞開著，沒人收的垃圾也越疊越高。有能力搬的住戶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是弱勢中的弱勢。未經多少時日，公共住房社區便身陷一片混亂與暴力之中。

以聖路易斯為例，著名的「普魯伊特-艾戈公寓大樓」於建成後的第十八年，在電視的實況轉播中被炸毀。因為什麼？那地方可怕到連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放眼全美國，鐵球和炸藥還造訪了許多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項目，像是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之家（公寓）」跟亞特蘭大的「麥克丹尼爾-格倫之家」，這些死氣沉沉的公共住房在黑白隔離、杳無人跡的城市一隅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以這些住房項目的發展情況來看，把它們炸掉不僅省錢，也比較人道。這與「一套房子發生過如此難以啟齒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機把它給鏟掉算了」是同一種概念。

馬修·德斯蒙德，《掃地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