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監督地方官，甚至為官員洗刷冤情，這種現象只有明代所獨有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月，太祖朱元璋親自編定的《大誥》陸續從京師發往各地，在這部面向全國人民，要求「戶戶有一本」的寶書中，他明確指出：凡各地士紳、百姓都可以對本省各級地方官吏的施政行為與績效進行測評，其最終意見遞交中央，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
《大誥》頒布後，掀起了「民意評官」的高潮，也書寫了官員管理史上別開生面的一頁。其實，在明代之前，其他朝代的統治者們也很重視基層民意代表，通過他們選賢舉能和評論官員優劣，藉此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只有明代對這方面最為重視，賦予了普通百姓很高的政治權力。
讓我們更為驚訝的是，在吏治相對清明的明代前期，新官舊任哪個賢明，哪個不肖，誰留下，誰走人，居然也常常由民意說了算。如宣宗時期的泰安知縣暢宣，碭山知縣劉伯吉、徐榮等任滿調職時，因民眾申請而再任原職。最典型的還是蘇州知府況鍾，因造福一方百姓，在當地群眾的極力要求下，繼續留任，宣宗下旨晉陞況鍾讓其留任蘇州。
民意評官的另一個表現是，許多因違紀犯過而受懲處的官員，全靠民眾好評解除處分。洪武一朝，朱元璋立重典從嚴管理官吏，州縣守令常常因小過而受懲，甚至被關押，但是只要聽到群眾對他有好評，就會讓他官復原職，有時還給獎勵。
洪武十二年，定遠知縣高斗南、永州知府余彥誠等一批州縣官先後因違紀受到處罰，當地百姓紛紛上訪，將他們的善政上奏朱元璋，朱元璋下令讓他們官復原職，並發給上訪百姓往返路費。靈璧縣令周榮因受某案牽連被逮入刑部，當地數千百姓來到京師為他喊冤。朱元璋傳旨釋放，由禮部出面宴請周榮和百姓，將其官復靈璧知縣，後來周榮官至河南布政使。
永樂時期，武進知縣錢本忠犯連坐被罷官，當地父老奔走呼號乞求挽留，在百姓的力保下，成祖竟不予追究讓他繼續留任。寧陽知縣孔工朝，和同僚喝醉酒打架，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違紀了，按律要判流放，寧陽士紳百姓多次赴京乞留，成祖沒有同意。到了宣德初年，朝廷求賢，有人推薦孔公朝，宣宗說：孔公朝離開寧陽已經二十年，寧陽人民希望他還任的奏乞始終不停，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好官嗎？應該馬上讓他復職。
官員被人冤枉陷害，最終靠民意聲援而得到昭雪，亦是明代民意評官的一大亮點。永樂朝，東平知州李湘被奸人誣告經濟犯罪，被當地布政司撤職查辦。消息傳開後，東平三千百姓到巡按御史、布、按二司為其伸冤。其實冤案的癥結在於李湘清廉不善於討好上司，最終此案引起朝廷震動，成祖批令刑部查實，李湘得以洗冤復官。
宣宗朝，淮安知府彭遠被誣陷，淮安人民圍住宦官的乘船，請求代呈辯冤狀，彭遠終得還任。曹縣有個奸吏受賄，被知縣范希正治罪解送京師，奸吏到刑部後反誣知縣犯法，於是范希正被奪官下獄。當時恰好刑部侍郎許郭因公路過曹縣，曹縣父老數百人欄輿為知縣伸冤，與此同時，曹縣八百餘人到京城通政司控告，雙管齊下，冤案在最高當局的過問下平反。
上面的幾個都是百姓保州縣官的例子，憲宗朝時，還有百姓保巡按御史的，巡按御史雖然七品官，但按明代制度和地方布政使平起平坐，屬於職輕權重的地方大員，是省長級別。
時任陝西布政使於璠因貪污受賄問題暴露，被中央派駐陝西的巡按御史熊綉立案調查。於璠察覺後，惡人先告狀，反誣陷熊綉，因於璠在朝中的後台頗有來頭，他也力主貶謫熊綉，將其調往河南任清豐知縣。吏部調令發布後，陝西當地民眾嘩然，數千人為其申冤昭雪。
這事倒是新鮮，本來巡按御史好比現代的紀委監察官員，本質是為民眾伸冤的巡按，現在反倒需要民眾為他訴冤，可見明代民意評官介入之深，對政治的影響之大。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明代的這種民意評論是正面積極的，有利於皇帝監視百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