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香港學者這樣回應
在中國問題上華盛頓已經形成兩黨共識:美國正面對一個操縱貿易的、獨裁的知識產權竊賊,它對美國及其盟國構成戰略威脅,理應受到懲罰。但這一共識是錯的。事實上,中國的成就即使不被讚賞,也值得肯定。
最近幾十年,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和綠色創新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有八億多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中國及全世界都將這一成績歸功於當局決策中的試驗性措施,其特點是不斷試錯,不斷調整。
西方普遍認為,民主選舉對政府認真履行政務至關重要。與這種觀點相反,中國的做法支持問責。事實上有證據表明,中國的決策是對國民和國際社會反饋的回應, 領導人在獲取新信息後,會糾正錯誤並改進過時的措施。
為這種調整提供支持的是1998年以來每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兩會,即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包括重要部長和總理在內的中國國務院高層官員會提交詳細的報告,確認中國面臨的挑戰,制定繼續改革開放的藍圖。
報告結果同與會代表分享,並向數千名官方代表和中外記者直播。也因此兩會是展示中國決策和治理髮展變化的重要窗口。
在最近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中國決策者權衡了對標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反對意見,這種模式的基礎是商品、資本、信息,有時還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發達經濟體及其主導的國際機構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擴大這種自由必然會給所有人帶來更好的結果。
但是,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如環境退化、不平等加劇、出現壟斷(尤其在科技領域)。在更加涉及到情感的層面,全球化和開放加劇了文化的不安全感。隨著對發達經濟體的做法日益失望,主張這種做法的專家和精英也越來越不被信任。
在這些焦慮下,理性的經濟人演變為衝動的政治人,成為易受民族主義、部落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蠱惑的代理人。其結果是貿易衝突升級,孤立主義加劇,反移民情緒高漲,而且人們基於現代貨幣理論等概念要求大幅增加社會開支。
對中國來說,這些動向意味著一個更有敵意的外部環境。隨著經濟增長已經放緩,人大和政協的決策者們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確保經濟、金融和社會穩定,以及重振經濟活力上。
儘管中國面臨著挑戰,包括高負債率和股市動蕩,但事實證明中國領導人擅長確保中國繼續朝著這些目標邁進。消費物價指數漲幅只有2.1%。去年增加了1360萬個城市就業崗位,從而將失業率控制在5%。平均每天有1.8萬多家新企業成立。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收入大體上保持著平衡。
這是採取全面的與時俱進戰略的結果,這一戰略的目標是提高生活和工作質量,減少貧困,降低小型民企的稅收和監管負擔,倡導綠色、創新、開放和可持續的增長。比如去年,中國將關稅平均稅率從2017年的9.8%下調到7.5%;新開通4100公里(2550英里)高速鐵路;讓1400萬農民工人獲得城市永久居住權;通過減稅降費使企業成本減少約1.3萬億元人民幣(1930億美元)。
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將再減少2萬億元人民幣的企業稅收和社保負擔,同時將財政赤字提高到GDP的2.8%,增加0.2個百分點,以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全球通貨緊縮威脅。此外,全國人大還通過了新的外商投資法,降低外國實體進入市場的壁壘,並極大改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雖然許多西方國家犧牲經濟人,討好政治人,但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滿足這兩方面的需求。他們知道,忽視政治人的需求有可能導致社會動蕩和分裂,但他們也知道,必須用有經濟實效的手段來應對內部壓力和瞬息萬變的外部環境。
不是所有決定最後都是正確的。但在中國,一旦出現錯誤就會立即改正。雖然這種問責形式並不十全十美,但它所創造的業績用任何標準衡量都是十分出色的。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 and Its Western Critics」(2019)
原題:中國以及西方的中國批評者
作者:
沈聯濤
Andrew Sheng
是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他也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前院長,香港證監會前主席,前清華大學兼職教授。
肖耿
Xiao Geng
是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香港大學教授,也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前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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