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恆《四體書勢》（附釋文）

《一日帖》西晉·衛恆

衛恆(?～291)， 中國西晉書法家。字巨山，河東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官至黃門侍郎，惠帝時為賈后等所殺。他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祖衛覬、父衛瓘、侄女衛鑠都是著名書法家。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說他：善草、章草、隸、散隸等書體，但見於世的，多是他的草書。唐李嗣真《書後品》稱他的書法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有餘，便媚詳雅。北宋《淳化閣帖》卷二收有他草書二行。

《四體書勢》1卷，是衛恆的書法理論著作，原文收入《晉書·衛恆傳》，是存世最早和比較可靠的重要書法理論之一，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有關當時的各種書體、書史的演變，以及一些書法家代表的情況資料，大都賴此書得以保存。

衛氏是魏晉時期河東世家。衛恆青年時期，就被徵辟至大司空司馬攸的僚府中任職。以後又轉為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等。衛恆的祖父衛覬、父親衛瓘，先後在曹魏和西晉初年擔任過朝廷中的重要職官，並且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衛恆從小就喜歡書法。他任官之後，又主要從事於秘書性質的事務，長期抄寫文書，所以，練就了一手漂亮的草書和隸書。同時，在長期研究書法的基礎上，他還寫成了《四體書勢》一文，探討了漢字的構成、字形字體的演變，並對西晉以前的書法家進行了評論，指出他們在書法方面的得失。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對西普以前的書法史的總結，也是我國書法理論的重要文獻。

衛恆的《四體書勢》，在文字的起源和漢字的構字方面，並沒有超出東漢許慎的認識，一本倉頡造字的說法，並完全沿襲許慎的「六義」之說，也認為漢字是通過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種方式構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敘述字體由古文、篆書、隸書直到楷書、行書、草書的發展過程中，注意到漢字字形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不斷簡化的規律，以及這種變化發展的社會原因。他在《四體書勢》中說，秦以前的籀文，字體繁難，再加六國分裂，文字各異，難以識認，所以到秦國統一，由李斯作《倉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趙高作《愛歷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成為小篆。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日隸宇」。「隸書者，篆之捷也」。這就是說，隸書是篆字的簡捷寫法，所以有篆字向隸書的轉化，是當時用字繁多，篆書很難適應各種詔令奏議的書寫。正因為隸書的簡捷易書，因而，「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說明了隸書逐漸代替篆字而大行於世的原因。 草書、楷書代替隸書而興起，也經歷了一個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在《四體書勢》中，衛恆引東漢崔瑗的《草書勢》加以說明，崔璦在這裡說，隸書是對前此字形的簡化，而「草書之法，蓋又簡略」。其所以有這樣—個簡化的過程，是因為「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應時諭指，用於卒迫」，繁重的抄寫任務，不得不使人變化筆勢，以求其迅捷。可這樣一來，大家都感到草書寫起來， 「兼功並用，愛日省力」，逐漸成為習慣，反倒覺得字體就不一定拘泥於古式了．

對於字形字體的發展變化規律，衛恆的總結無疑是正確的，儘管他引述了別人的觀點，說明他對這種看法是贊同的。從這些議論中，也能夠使人們了解到漢字字形發展的大致輪廓。

除了這些之外，衛恆在《四體書勢》中還對篆、隸、行、草等各體書法家的書法藝術作了比較，真正把書法提高到藝術上來。在秦的小篆的書寫藝術上，他認為當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漢朝，有扶風人曹喜也善寫篆體，其筆法與李斯少異：曹魏時期以曹喜為師而寫篆體的是邯鄲淳，他善於領略篆書的精妙之處，篆書寫得很似曹喜；而韋誕以邯鄲淳為師，寫得卻不及邯鄲淖。至於東漢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他認為，蔡邕所說的篆體「形要妙，巧入神」，應該是篆體的精髓，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達到藝術的高度。

談到楷書、行書，他推崇東漢師宣官的楷書，說他的楷書「大則—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有筆法：而梁鵠暗暗模仿他的筆法，又勝於師宣官。至於行書，他也讚揚曹魏時鐘繇的書法。

對於草書體的書寫，他更有較詳細的評述。他認為，東漢時期的杜度、崔璦、崔寔，都善寫草書， 「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而草書最稱精巧者，要數弘農的張伯英，他「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室其書」，因而號為「草聖」。張伯英弟子很多，但沒有一個比得上他。與張伯英同時期的其他草書家，都不如張伯英得草書之法。

衛恆的上述這些議論，概括了西晉以前書法發展的情況，在今天看來，因為魏晉墨跡殆盡，就更顯得它的寶貴。

同時，在《四體書勢》中，他也引用魏晉以來一些書法家對各種字體筆法的闡述，形象而生動地層示了篆、隸、行、草各種書體的筆法勢態，給人以一種美的享受，因為到了西晉，現行的所謂真、草、隸、篆等字體已經形成，各種字體的書法家紛然出現，使得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所以，他對這一時期的整個書法藝術特別讚賞，說是「籀篆益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宜。」

衛恒生活在西晉統治者內部矛盾不斷激化的時期，在統治階級互相殘殺的「八王之亂」中，他的一家都死於這場鬥爭，他的書法墨跡也早已蕩然無從。 「八王之亂」後，他才得到平反，賜其謚號為「蘭陵貞世子」，肯定了他在書法藝術上的貢獻。

唐李嗣真《書後品》稱他的書法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有餘，便媚詳雅。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

《四體書勢》原文：

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以戈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注者，以老為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有見者。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雲。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 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苯以垂穎，山嵯峨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突出，若龍騰於川；渺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迹，為六藝之范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善篆，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云：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效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協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遠而望之，若鴻鵠群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漈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范閑。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2）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灑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捬，梁鵠乃益為捬，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雲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書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於世。作《隸勢》云：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郁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裂，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設張，庭燎飛煙。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台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為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云：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峰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3）

《四體書勢》今譯

［西晉］衛恆

衛恆字巨山，年輕時徵召到司空齊王府，後陸續任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等職。衛恆很善於寫草、隸，寫了《四體書勢》一文說：

以前黃帝時候，創立制度製作器物。有叫沮誦、倉頡的人，開始用刻寫劃符來代替結繩表示事情，大概是看到鳥飛過留下的痕迹引起了他們的這種想法。在這基礎上不斷發展，則把它叫做文字，有六種"義"。一是指事，如字"上"、"下"；二是象形，如字"日"、"月"；三是形聲，如字"江"、"河"；四是會意，如字"武"、"信"；五是轉注，如字"老"、"考"；六是假借，如字"令"、"長"。指事，就是在一橫上點一下表示在上面(象"上"字)為"上"字，在一橫下點一下表示在下面(象"下"字)為"下"字；象形，就是日圓月虧，象它的形狀；形聲，就是以相似的為形狀，配以字聲；會意，止戈為"武"字，人言為"信"字；轉注，就是以"老" 有壽的意思轉為"考"有壽的意思；假借，就是幾個不同的字表示同一個意思，它的聲雖然不一樣，但字意是一樣的。

從黃帝到三代，文字沒有改。到秦使用篆字，由於把以前的書籍燒掉了，因而古文(古代的文字，指三代前的文字)沒有流傳下來。漢武帝時魯恭王拆毀孔子的住宅，獲《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當時的人已經不再知道有古文了，把它稱為科斗字。漢代時人們把它們珍藏起來，很少有人見過。魏初傳授古文的出自於邯鄲淳，衛恆的祖敬侯寫邯鄲淳傳授的《尚書》，後拿給邯鄲淳看，但邯鄲淳不能區別了(與古文一樣了)。到正始年間，創立三字石經，已經流失了邯鄲淳的寫法，憑藉科斗之名，因而模仿科斗的形狀。太康元年，汲縣人盜掘魏襄王墓，獲得十多萬字的簡籍，對照敬侯寫的，又有所想像。古籍也有多種，其中一卷論說楚國事情的最為精妙，衛恆暗自高興，因此用盡我笨的心思來稱讚它的美妙，慚愧不能側身於前賢之作中，希望保存下古人的象(景象)啊。以前也沒有別的篇名，叫它《字勢》：

黃帝的史官，沮誦、倉頡，觀察那鳥飛過的痕迹，開始刻寫文字劃符。用來治理萬事，建立法律制度，記載發布帝的文獻、制度，核實或有文採的文章顯著於世。到了殘暴的秦時，造滔天罪過，大道已盡，古文也滅了。魏文愛好古，當時相傳的《九丘》、《三墳》，歷代都沒有顯露，真偽不分。太晉開始，弘揚大道發布規定，天施下它的景象，地顯示出它的圖形。其圖形顯示出來，篇章璨燦，借聲會意，用方法類推事物。"日"就像君一樣滿到限度，"月"就像臣一樣虧缺在旁邊；"雲"彎彎曲曲往上飄鋪開，"星"一顆一顆閃著光芒；"禾"長得茁壯掛著谷穗，"山"嶺高峻山岡連著山岡；"蟲"就像腳趾欲動的樣子，"鳥"就像剛剛展翅欲飛還未飛起。你看他行筆聚墨，專心致志，字勢和諧形體均衡，起止不間斷。有的保持不偏不斜遵循法度，有的不遵循規矩；有的或方或圓沒有規則，根據事情制定權衡的度量。其彎像弓，其直像弦一樣。矯然凸出，如龍在江河裡翻滾；渺遠的樣子往下落，像雨從天上墜。有的游筆有力的樣子，像鴻鵠高飛，在遠處輕快飛舞；有的行筆彎曲緩緩，像在水裡流動的紫蘇草懸在空中的羽毛，連連綿綿。因此從遠處看，像飛翔著的風刮過水麵，泛起清波漪漣，從近處觀察，有如自身的樣子。黃帝、唐堯時的遺迹，是六藝(書藝是其一種，這裡指書藝)的模範和先祖，籀書、篆書就像它的子孫，隸書、草書就像它的曾孫玄孫。看到物象讓人思索，不是言辭所能述說的。

過去周宣王時史籀開始寫大篆十五篇，有的與古同，有的與古不同，世人謂之籀書。到平王東遷，諸候自己的國政，家國不一樣，文字形狀也很不相同。秦始皇帝時剛剛合併天下，丞相李斯於是通過減少增加筆劃，上奏停止與秦文字不相符合的。李斯製作《倉頡篇》，太史令胡毋敬製作《博學篇》，都選取史籀大篆，有稍微減少或變化，稱為小篆。有的說是下杜人程邈當衙吏時，得罪過始皇，被囚禁在雲陽十年，在獄中改制大篆，少的增加補充，多的減少削弱，有的把方的改成圓的，有的把圓的改成方。上奏到始皇，始皇認為很好，讓他出來作御史，讓他制定文字。也有的說程邈制定下來的是隸書。

從秦毀滅古文以來，文字有八種字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王莽時期，派司空甄豐校正文字並歸類，修改確定古文，又有六書：一是"古文"，就是孔子宅壁中的字；二是奇字，就是"古文"但又有些不同；三是篆書，即是秦篆書；四是佐書，就是隸書；五是繆篆，用來摹寫印章；六是鳥書，用來寫幡信的。到漢祭酒許慎撰寫《說文》，用篆書為正宗，用來作為體例，是最新的，可以拿來研論。秦時李斯被稱為是擅長寫篆書，各座山和銅人銘文都是李斯寫的。漢建初年中，扶風人曹喜善於寫篆書：稍和李斯不同，但也被人家說寫得好。邯鄲淳學他，大致探得他的妙處，韋誕學邯鄲淳就不如啦。太和年中，韋誕任武都太守時，因為能寫字留補侍中，魏氏的珍寶器物的銘文題字，都是韋誕寫的。漢末又有任過侍中、中郎將的蔡邕，善於寫篆書，採用李斯、曹喜的方法，混雜古今字形，但是精密嫻熟不如邯鄲淳。蔡邕寫了《篆勢》一文說：

寫字劃符的開始，是憑藉鳥飛過的痕迹，蒼頡遵循聖人定下規則，制定這種文字形體有六篆，巧妙如入神的狀態。有的象龜的紋理針的裂紋，像梳子龍鱗那樣緊密排列，舒展肢體放鬆尾巴，長長的翅膀短短的身體。要崩落的樣子就象黍子榖子低垂的谷穗，鬱結在一起就象蟲蛇混雜在一起。揚波（的筆畫）振撇（的筆畫），如鷹跱鳥震，伸頸收翅，勢象要凌雲。有的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斷若連，像露水珠順著絲，下端凝垂欲滴。豎的就象懸著的東西，橫的就象編排的繩，杳杪(樹梢，指筆鋒)斜趨(奔)，不方不圓，跂跂而走，翾翾而飛。遠望如鴻鵠群飛，遷延不斷；近看不見邊際，不能盡探究其意。善經商計數的計研、桑弘羊不能搜尋到它的彎曲（研：計研，一名計然，春秋時越國范蠡的老師，善經商；桑：桑弘羊，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長於理財）,眼睛明亮的離婁不能看到它的間隔，巧匠公輸般、舜臣倕謙讓而推辭技巧，籀、誦(指史籀、沮誦)恭讓而不露毛筆。處在篇章書籍的第一個條目，鮮明可見，在素絹上展現華艷，是學藝(指書藝)的模範和先祖。嘉獎文章道德的大美，發泄寫的人揮不去的怨恨，思索文字的俯仰體態，例舉大致的來說它。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4）

秦用了篆，由於要上奏的事繁多，篆字又難寫，就讓隸人幫著寫，就叫隸字。漢時沿用，只有符璽、幡信、題署使用篆。隸書，是篆的快寫。上谷王次仲開始寫楷的方法，到靈帝愛好書藝，當時能寫的人很多，師宜官最會寫，大的一個字徑有一丈，小的方寸之地可以寫上千言，大家很羨慕他的才能。有的時候沒拿錢到酒家喝酒，於是在壁上寫字，參觀的人給他付酒錢，計算到錢夠了把字除掉。每次寫後總是削掉把柎燒掉，梁鵠為了獲得很多的柎，給他酒喝，等他醉了把他的柎偷偷拿走。梁鵠最終因為字寫得好被選到部任尚書。師宜官後來成了袁術的一個將，現在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袁術立的，它的字寫得很精，說是師宜官寫的。梁鵠後來投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時，募求梁鵠。梁鵠是選部任過官的，魏武帝想當洛陽令時梁鵠卻任曹操為北部尉，因此梁鵠害怕自縛到帳門，暫任軍假司馬，在秘書辛勤寫字效勞，因此現在有很多梁鵠的手跡。魏武帝把它懸掛在帳中，並用釘子釘在牆壁上玩賞，把他當作師宜官，現在宮殿題署有很多是梁鵠寫的。梁鵠適宜寫大字，邯鄲淳適宜寫小字，梁鵠說邯鄲淳學得王次仲的方法，而梁鵠的用筆，其勢盡出。梁鵠的弟子毛弘在秘書任教，現在的八分都是毛弘的方法。漢末有叫左子邑的，稍微跟邯鄲淳、梁鵠不一樣，他也很有名。魏初，有鍾、胡兩家從事行書的方法，都學於劉德升，鍾氏略有不同，但也各有其巧妙的地方，現在盛行於世。寫《隸勢》一文說道：

鳥跡的變化，在於幫著書寫的隸人，免除了那繁雜和圖紋，從此變得簡單容易。隸書使用開來，體象有法度，明亮如星陳，濃盛象烏雲滿布。大有直徑八尺的，細小有容不下髮絲的，隨著事物的情況順應合適的，沒有固定的常規。有的寬大高深，有的排列很密而分布均勻，有的很平很直，有的蜿蜒錯亂，有的長而歪斜突出一個角，或者規矩有旋有折的變化。長短相稱，不一樣的體但有同一樣的勢，奮筆輕舉，離而不斷。細細的波濃濃的點，錯落有致，象設置鍾簴，大庭里燃著草木飛著煙霧；山高險峻，高低相連，象重重疊疊的樓台，層層的雲蓋著山巒。遠看象龍在天上飛，近看讓人心亂目眩，姿態奇異，不可盡究。研、桑不能記，宰、賜不能說，為什麼草篆都可以計算出來，可這種文字卻沒有宣揚開來，難道是說形體大得難以看到，其奧秘所以沒有流傳？且佇立在那兒仔細思考觀察，例舉大致的來說它。

漢朝興起後有了草書，但不知是誰創製的。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很善於寫。後來有崔瑗、崔寔。也都稱寫得精。杜度寫字很穩，字的體態有點瘐；崔氏寫得很有筆勢，但結字又小又稀。弘農張伯英學其精巧，凡是家中的衣帛，必定先寫字後煮白。在池邊學習書藝，池水都是墨水。下筆必寫楷法，常常說："沒有時間去寫草書。"寸紙沒有留下，至今世人把他的字看得很珍貴，韋仲將稱他為"草聖"。張伯英的弟弟文舒次於張伯英，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以及韋仲將這些人，都是張伯英的弟子，有名於世，但比文舒差得遠。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同時代，在西州被人稱頌，但他們慎重讚許自己，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因此張伯英自稱道：上與崔氏、杜度相比有不足，下與羅叔景、趙元嗣相比有多。河間張超也有名，雖然跟崔氏同一個州，但不如張伯英得到他的方法。崔瑗寫《草勢》一文說：

文字元劃的興起，開始於頡皇，寫那如鳥飛過般的跡印，確定篇章。到後來，文書典籍更加繁雜，時間久了，政治上經過多次權變，政事荒廢，抄寫文章的多是佐隸，以前的文字因此不見了。草書的方法，因為簡略，隨時宣諭意圖，用在時間緊迫的時候，精美實用同時兼有，節省時間又省力氣，簡約而美的變化，難道必定要古代的式樣？看它的法則形象，俯仰有度，方的和圓的都不是矩和規畫出來的。抑下左邊揚起右邊，高聳不平的樣子，如獸行走如鳥跳躍，志在飛奔，象狡兔突然受驚，即將奔跑。墨的黑色樣子，狀似連珠，斷了但沒有分離，愁怒的牲畜，逐跑的樣子出奇。或在深遠的高處恐懼發抖的樣子，象居高臨危，旁邊的點斜靠著，象蟬握著樹枝。起筆收勢，還在遊離彎結，像杜伯采毒藥，探看裂縫攀援險峻，走蛇進洞，頭進去了尾巴垂在外面。遠看，象崖岸崩塌般摧折，近看，一個筆劃都不可移動，關鍵而微妙，因時適宜。例舉大致的，好像就這些。

衛恆《四體書勢》原文與譯文（5）

［簡評］對文字的發展歷史有重要意義。從書契開始，黃帝和夏商周三代是古文階段。秦使用篆體。文字有基本的六種成字方式。在秦篆前，還有周時的籀體字。在秦篆後，是隸書、草書。到東周時，各諸候國的籀字大同小異，異彩紛呈。西周的籀字又稱史籀大篆，秦的篆稱小篆。秦時使用八種不同的字體，到王莽時是六種。秦時已出現隸書，漢時出現楷法隸書(即寫得比較正楷的隸書)。晉時的八分是隸書的一種。魏初已出現行法隸書(即寫得比較快的隸書)，寫得比較草的隸書叫草隸。漢時出現了草書。寫草書要花很多時間，所以說"匆匆不暇草書"，慢慢走出實用，就會走上純藝術的道路。但這時還兼有實用。

古人們選用賦的形式來敘說(而不是論說)某一東西，使這一東西感性太多，難以形成系統性、綜合性的知識。為了堆砌詞藻，反而失去了對詞的精確與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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