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將動員1000萬青年下鄉？有人又帶節奏

近日，共青團中央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部分媒體、自媒體擇其一點或擇其幾點，拎出了諸如「干大事！國家計劃3年內動員1000多萬青年下鄉」這樣的誇張標題，引起人們的關注。

可是翻開文件原文，講的不過是「到2022年，力爭組織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參與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1000萬人次，翻轉成1000多萬青年；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簡寫成「下鄉」。一些人聽風就是雨，搞出個「大新聞」。

筆者在學生時代自身參與過、作為指導教師也帶隊指導過大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目前也在國家級貧困縣掛職近一年，對於大學生下鄉這一話題，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誤解。

「三下鄉活動」不是

「上山下鄉運動」

所謂「三下鄉」，是指涉及文化、科技、衛生三方面的內容「下鄉」，本質上是現代化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相關知識的「下鄉」。這個工作既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城鄉一體化和國家內部區域間梯度發展趨勢的自然產物，類似汽車下鄉、家電下鄉、資本下鄉之類，我們不早就習以為常了嗎？

「三下鄉」最早的推動主體，就是共青團系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團中央首次號召全國大學生在暑期開展「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到了1996年12月，中宣部、國家科委、農業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的通知》。從1997年起，「三下鄉」活動開始成為多個部門協同推動的全國性活動，持續至今。

與此同時，大中專學生的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仍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它充分利用高校學生暑假較長的閑暇時段，集中性地開展送技下鄉、送教下鄉、送法下鄉、送醫下鄉、送藝下鄉等。而其他部門如地方科技、衛生、教育主管部門，則多傾向於選擇每年年初到春節之間，開展「三下鄉」的集中示範活動，兼與「送溫暖」活動相疊加，發揮更好的效果。

因此，無論是團中央在暑期組織的三下鄉社會實踐，還是其他部門在年初組織的三下鄉送溫暖，都既是一種常規性的活動（至少持續20餘年），也是一種限時性的活動（最多不超過一個月）。這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特定歷史背景和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完全是兩碼事，沒有可比性。

那麼，「力爭1000萬人次」的這個數字是否合理？我並沒有查到最近幾年的暑期三下鄉具體人次，但如果從2018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2831萬人（這還沒統計中專學生）這個基本盤出發的話，三年時間動員1000萬人次的大中專學生參與暑期的三下鄉活動，並非一個遙不可及的miss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

應當指出，「送X下鄉」的這個說法，誕生於城市對於農村存在絕對「勢差」的年代，固然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現代化浪潮席捲「落後農村」產生的某種優越感。

事實上，今天的三下鄉活動的組織策劃和具體執行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高校管理者、教師、青年學生深刻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城市青年與農村農民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係。

前者可以給後者「送去」現代科技、文化、衛生知識；後者也可以為前者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幹、理解真實中國、歷練完善自我提供一個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留下一段值得珍視的人生經驗。

換言之，今天的農村依然需要青年的關注，但今天的青年也有更強的興趣紮根中國大地做研究、做學問，到農村尋找俯拾即是的各種值得研究的問題、課題，把教室里和頭腦中的設想在農村土地上開花結果。不再是農村農民單向度地有求於城市、青年，而是互相需要、互相教育、互相依賴。三下鄉正是滿足雙方這種一拍即合需要的平台之一。

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以前隨社會學家曹錦清先生到農村調研，他也轉用這句話來告訴我們青年人到農村去應當持有的基本姿態。

我們不是拯救者、更不是教師爺，我們做種種調查研究，本身是有利於自身的見識提高和人格成長，耽誤的是人家下田種地的寶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有所增益、有所感悟，首先要感謝人家的不吝分享和交流，謙虛老實地做好學生。

而當我們經常性地深入基層、了解農村、交往農民之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到另一個地方再跟人交談時，逐漸也能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議，也許讓對方也能有所啟發、有所受益。這時的交流就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即便此時，作為青年學生，也要懂得向實踐學習、向人民學習且學無止境的道理，才能走得更長遠。

志願服務，助人自助

為了更好說明問題，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上海財經大學的千村調查。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我所在的上海財經大學開啟了「走千村，訪萬戶，讀中國」的「千村調查」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十一年來，累計18489人次調查走訪大陸地區32個省區市的10184個村莊、近13萬農戶。

這是一門開設在田間地頭的社會實踐課。農村生源的學生返回自己的家鄉，打開對他們而言習以為常也因此習焉不察的鄉土中國「黑匣子」；從小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人則第一次深入農村，認識真實的基層社會結構。這是任何課堂學習都無法替代的。

需要指出的是，「千村調查」還僅只是學校在「三下鄉」活動之外的自選動作。深入農村絕不僅僅是青年學生的需要，學校里每年都有很多海歸教師踴躍報名，爭搶30個固定觀察點的定點帶隊指導教師名額，這既是海歸教師國情教育的重要場所，也是他們研究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平台，千村調查成為一條融國情教育、科研訓練、創新實踐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路徑。

另一個例子是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在我的掛職所在地雲南省元陽縣推進的一個項目。元陽是國家級貧困縣，但這裡也有聞名於世的世界文化遺產——哈尼梯田。阿者科村地處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內，海拔1880米，全村共64戶，479人，是典型的哈尼族傳統村落。阿者科同時也是第三批國家級傳統村落，村落景觀獨特，尤其是蘑菇房較成規模。但隨著現代性進入，人口外出務工，村落空心化嚴重，傳統生產生活方式難以為繼。

阿者科村內經濟發展緩慢，人均年總收入僅3000元，是元陽縣典型的貧困村，脫貧任務艱巨。另一方面遊客自由進出村莊，旅遊接待散漫無序，村內髒亂差。2018年1月，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團隊應到元陽梯田區實地調研，專門為阿者科村單獨編製《阿者科計劃》。每年派一名碩士研究生常年駐村，並與當地團委幹部一道，以項目制方式推動計劃的執行。他們完全以一種科學研究的態度介入村莊社會治理，激活本土資源的內在活力，讓農民組織起來，改善人居環境、保護傳統村落、拓展旅遊增收途徑。

2019年3月8日的哈尼族昂瑪突節，阿者科村舉行了第一次旅遊分紅大會。已經碩博連讀的駐村研究生小楊，每天在朋友圈分享他拍攝的日出日落，村裡的大人孩子早就跟他打成一片，他正在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往返中勾勒自己博士論文的宏大框架。是誰幫助了誰，又是誰教育了誰？這個問題還重要嗎？

元陽梯田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而且，除了「三下鄉」這種短期社會實踐之外，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等部門也開展有西部計劃志願者、研究生支教團等一到兩年不等的長期志願服務計劃。研究生支教團是每年在大四學生中根據自願報名和各方面成績、面試情況綜合確定，入選者具有研究生資格，但需先到學校對口支援的貧困地區中小學作為教師支教一年。

西部計划起始於2003年，想必大家對當年春季突發的「非典」還記憶猶新，當時人們並不清楚這個局面什麼時候能夠得到控制，是否會影響到當年畢業季的大學生就業。要知道那一年正是1999年擴招政策之後的首批學生畢業的年份，作為未雨綢繆的應對舉措，當年出台了西部計劃政策，相當於以國家購買服務的方式，出資鼓勵大學生到西部貧困地區基層志願服務，服務期滿後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再給予一定的政策鼓勵。

話雖如此，但從我近些年作為評委參與本校研支團和西部計劃面試的感覺來看，絕大部分學生都不是為了一個保研的名額或一個過渡性的就業崗位來申報的，很多具備很好條件的學生非常踴躍地來競爭這一到基層志願服務或支教的機會，志願服務已經成為當代青年的一種生活方式。

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曾用三句話很經典地概括政協的定位：盡職不越位、幫忙不添亂、切實不表面。我借用一下，再加上一句，來描述青年志願者的目的：盡職不越位、幫忙不添亂、切實不表面、助人亦自助。幫助別人並在這一過程中自然地收穫快樂，除了這個，沒有別的特殊目的。在助人的同時，凈化了自己的心靈，獲得一種滿足感，這是在單純滿足自己需要的時候很難體會到的滿足感。把有意思的事情變得有意義，把有意義的事情辦得有意思，這是一件好事。

來源：觀察者網

編輯：陳小柒

審核：管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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