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公共租界的「紅頭阿三」薪水高嗎，後來他們靠啥謀生？

「紅頭阿三」是舊上海人對於公共租界「印度巡捕」常用的稱呼。為什麼會有這個稱呼，當年上海租界巡捕房為啥要選用「印度巡捕」，他們怎麼維護自己的利益？這背後有不少有趣的線索。

為啥叫「紅頭阿三」？

十里洋場，舊上海人稱「印度巡捕」為「紅頭阿三」。「巡捕」等同於後來的「警察」，因當時還沒有「警察」一詞，故而將「police」譯成「巡捕」，該詞源於清朝負責京畿地區保衛治安工作的「巡捕營」，這種稱呼的來源主要有幾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印捕」多頭裹紅布（其實也有頭裹其他顏色布匹的情況）、膚色較黑，故被人稱為「紅頭黑碳」，久而久之也就被傳為「紅頭阿三」；

另一種說法是，「印捕」進入「巡捕房」的時間較「西人巡捕」與「華人巡捕」要晚，在「巡捕房」中位列第三，所以稱其為「阿三」；

還有一種說法是，「印捕」每向他們的「長官」彙報時所說的第一句話多為「I say」，旁聽者取其諧音將「Isay」傳為「阿三」；另外，滬語方言中習慣在稱謂前加「阿」字，「三」是英文「sir」（先生）的諧音，故「阿三」即通「阿 Sir」。

與前兩種說法相近，即「印捕」每回應他們「長官」時所應答的第一句話多為「Yes sir」，故結合滬語方言，在稱謂前加「阿」字的習慣後來逐步演變成「阿三」。另外，「紅頭阿三」在舊上海時也會被用來稱呼沿街設置的消防水龍頭，據說是因其形象與印度巡捕非常相似而得名的。

為啥不選「西捕」「華捕」，而選「印捕」？

「租界巡捕房」為啥選用「印度巡捕」，主要是因為租界當局擔心「華捕」在人數上超過「西捕」；也有說法是由於「印捕」在薪資待遇上相較「西捕」與「華捕」而言要低，是租界當局為節約開支所為，在我看來，這兩種說法還有待商榷。

「印捕」在上海的出現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葉，而早在1867年，「華捕」就已經在數量上超過了「西捕」，當年具體數字為「西捕42人：華捕47人」，且此後人數進一步擴大，如果租界當局真有意阻止「華捕」勢力壯大的話，那至少應該在19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有所「調控」，而不是等到近20年以後。

很多朋友認為「華捕」在薪資待遇上雖與「西捕」無法相提並論，但一定會比「印捕」要高出一些，但實際情況卻是「印捕」非但在地位上與「華捕」幾乎持平，且在薪資待遇上也要比「華捕」多出不少，由此可見「租界巡捕房」使用「印捕」另有隱情，這裡的故事還要從1883-1885年的那場「中法戰爭」說起。

「中法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以清政府「不敗而敗」而收場，期間法軍在台灣、鎮南關等多地都遭到了清軍較為頑強的抗擊，法國「茹費里內閣」還因此遭受倒台，這樣複雜多變的情形顯然是身處上海的租界當局所不願意看到的，當時有位董事在工部局董事會上關切地詢問到有關「租界安全」等問題，立刻得到了與會其他董事的一致響應，由此「巡捕房」在租界內的警戒力度一下拔到了史無前例的最高點。

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是租界當局為應對「太平軍東征」而越界闢築的一條馬路，1883-1885年，該路還不屬於公共租界範圍，但已經有僑民入住其間，出於這種「擔憂情緒」的蔓延，居住在靜安寺路的僑民們迫切希望得到租界當局給予他們的安全保障，他們決定以自己出資的方式請工部局道路委員會派出巡捕來對他們的生活進行保護，道路委員會接受這一請求的同時在所派巡捕的人員選定上卻犯了難：選「西捕」吧，這些經費實在捉襟見肘，選「華捕」吧，鑒於當時中法兩國戰事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於是「印捕」就在這兩難之際登場了。實則就在這次啟用「印捕」的約一年前，工部局警備委員會就曾提出過使用「印捕」的想法，此事後因多數董事不認可而作罷，這次在靜安寺路「安保事宜」上對於「印捕」的啟用，其實只是之前「警備委員會提出設想」的延續，屬於「舊話重提」。

隨著1899年後公共租界的擴張，「印捕」越來越多的出現在當時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從1901年的168人到1934年的634人，「印捕」的數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

「印捕」較大規模罷崗有四次之多

當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印捕」，雖然身處他鄉、寄人籬下，但是他們對於自身尊嚴及利益的維護上卻是絲毫沒有半點妥協的，1891年-1910年，「印捕」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的較大規模的「罷崗」就有大約四次之多。1893年，工部局為紀念上海開埠50周年曾舉辦過一系列活動，其中一項活動是向巡捕房中的歐洲籍職員頒發銀質紀念章，向非歐洲籍職員頒發銅質紀念章，結果有數十名印捕將銅質紀念章退回，他們的理由是，「他們應該向歐洲籍職員一樣得到銀質紀念章」。

「兇狠」是當時多數華人對於「印捕」的固有印象，這些印捕警棍亂舞，看似兇狠，許多「印捕」的上司多為英國人，故而那時的華人往往會以「阿三，老鷹（「鷹」通「英」）來了」之類的話語來嚇唬「印捕」，以發泄心中不滿。實則「印捕」的「兇狠」不光只是針對華人的，對於西方人他們也很「兇狠，我查到不少案例，面對「所謂的違紀者」，印捕們同樣也會「拳腳相加」。

同當時來滬其他有宗教信仰的僑民一樣，以「錫克教」為主要信仰的「印捕」同樣需要屬於他們自己的宗教場所，租界當局從「安撫與控制印捕」的角度考慮，為他們興建了多所用於「錫克教信徒」禮拜的「錫克教謁師所」，經費主要來源為工部局出資 印僑募捐，其中最為知名的是現東寶興路錫克教謁師所舊址，這幢建造於1907-1908年的建築如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功能，卻依舊吸引著無數城市探索者慕名而來；另外還有一幢位於現康定路近陝西北路處的錫克教謁師所舊址，這處舊址目前雖然被提及的相對不多，但筆者認為，此處應該就是歷史上於1915年建造的「戈登路（現江寧路）錫克教謁師所」。

東寶興路「錫克教謁師所」舊址

戈登路「錫克教謁師所」舊址

戈登路（江寧路）巡捕房舊址

理由如下：此處離原戈登路巡鋪房不遠；整體建築風格與「東寶興路謁師所」相近；我曾在前年與此樓看門人做過一次長聊，看門人講，近些年來有很多印度遊客來此尋舊，有部分遊客講此樓是他們上輩人建造的，有一位遊客還專門帶來了此樓當年建造時留下的設計圖紙，由此可推斷，此樓為當年「戈登路錫克教謁師所」舊址的可能性極高。不久前放映的紀錄片《江寧路》也將此處列為「錫克教謁師所」。除此之外，當年印僑還在馬霍路（現黃陂北路）、舟山路建造過兩所錫克教謁師所，在福州路建造過「白頭禮拜堂」，可惜至今多難覓原貌。

抗戰全面爆發是「印僑」陸續離滬的一個開始，在留滬的「印僑」中，他們的謀生手段也逐步從「巡捕」轉變為"經營乳品"或「門衛」等，至50年代中期時印僑在滬的數量已較之前有大幅下降，「紅頭阿三」在上海的歷史至此基本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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