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瘋狂地膜拜天皇的？教育的力量太可怕

文｜ 蕭西之水

明治時代重臣大隈重信（左）和伊藤博文（右）在位於神奈川大磯町伊藤博文的別墅中合影

1884年8月7日，日本史上極具喜劇色彩的一幕出現。當天上午，292名受爵者進入皇宮參拜，集體向著「皇祖神靈」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嚴」；到了晚上，263名華族又攜夫人參加了極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與各親王夫婦均出席宴會。兩出風格完全不同的典禮讓整個《華族令》顯得頗為奇怪，卻也找到傳統化與國際化的交匯口，也昭示出明治維新的一個重要方法論：近代化、國際化每走一步，傳統化、皇權化也要更進一步。

在明確了天皇與政府的管轄範圍後，伊藤博文在1885年12月正式啟動近代內閣制度，將原來的最高輔政官職「太政大臣」一分為二，其中政府首腦新設為「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皇室輔佐職能新設為「內大臣」，伊藤博文也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任首相，各部門首腦也從原來的「外務卿」「內務卿」「陸軍卿」轉為「外務大臣」「內務大臣」「陸軍大臣」等，成為天皇直接的輔佐者。

1886年2月，日本內閣進一步確立自身權力細節。2月26日敕令第一號第二條提出「法律敕令於內閣起草」，第三條提出「法律敕令在（天皇）親署後蓋玉璽，由內閣總理大臣副署」。按照這條敕令起草者伊東巳代治所言：「無論國王想發何等法律敕令，臨其時必由大臣贊成其敕令與否便關乎其案成否……雖有王命而無責任大臣之輔弼，便是君主一家私言而無法律效力」，這就成為後來《大日本帝國憲法》體系關於「內閣輔弼」原則的肇始：若無內閣動議，天皇不能針對國政進行任何決策。

《樞密院憲法會議》，1926 年，二世五姓田芳柳，壁畫

1886年9月，伊藤博文又與明治天皇達成「機務六條」。其中第一條即規定「內閣會議除非首相邀請，天皇不得參與」，等於是明確了天皇只能聽取彙報，而不能參與內閣討論過程中；第二條規定「天皇若下問國政，只能召見對應的國務大臣及次官」，阻止天皇身邊的「宮中」集團成員介入到國政決策之中；最後一條則規定「大臣若想彙報主管事項，即便天皇生病也可進入內宮拜見」，很明顯是為了防止「森有禮任用事件」里天皇「閉門不出」的行為再一次發生。

「機務六條」出台之後，國務大臣在任何條件下有權直接面見天皇，那麼曾經在天皇與大臣之間充當「傳話筒」的「宮中」集團就徹底失去往日作用。

1890年，隨著帝國憲法與國會相繼誕生，日本也進一步發布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針《教育之相關敕語》，要求「臣民」發揚「國體之精華」，在平常「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在戰時「義勇奉公，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意在為日本帝國培養出「克忠克孝」的人才。

其實縱觀明治時代的民眾態度，大家對於天皇或許尊重，但並沒有頂禮膜拜，畢竟大家剛從江戶幕府統治下走出，都了解天皇權力是如何一步步被樹立起來。當時駐日的德國外交官記載，1880年天長節（天皇生日）時，日本民眾甚至是在警察催促下才勉強在自家門口掛上日本國旗。

然而隨著接受江戶幕府教育的老一輩人逐漸離世，也隨著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中相繼取得勝利，在《教育敕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日本人已經對「神州」「皇國」深信不疑，也帶領著日本人逐步走向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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