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經濟學家想給世界末日標價，但這在政治上難以實現

「我們面對氣候難題，是因為市場在能源領域十分失敗。」

威廉·諾德豪斯，201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氣候經濟學奠基人，在去年 12 月名為「氣候變化：經濟的終極挑戰」的演講中說道，人們使用了太多的「臟能源」，因為他們不用為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埋單，這被經濟學家稱為「額外成本」（extranalities），即它本不屬於市場系統的一部分。他認為最有效率的辦法，就是讓政府提高排放收費，以對碳排徵稅的形式，或是採取「碳交易」（cap-and-trade）。

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邏輯，當一個產品的價格提高，人們自然會少用。市場經濟總算與氣候問題協調而不是互斥。然而，這個最直接的優點同樣成為了它在政治領域的重大缺陷——能源是產業和日常生活的主要開支，在所有人收入增長放緩的情況下（美國人的財產中位數比 2007 年下降了 30%），諾德豪斯承認，「提價有利於自然，但是對選民沒有一點吸引力。」

諾德豪斯的擔憂就在他接受頒獎的同時上演著——法國人抗議汽油稅的「黃背心」運動當時正處於白熱化。氣候問題的確迫在眉睫，但更多人更關注與自己日常息息相關的危機。

所以奧巴馬政府的嘗試就失敗了。他任期內一項未能通過立法機構肯定的重大法案就是《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ACES）。它提出的是「碳交易」系統，政府劃定全國碳排總額度，在最初的額度分配完成後，企業可以自由交易這些額度，需要高額度的自然就要支付更高的費用。相似的排污交易機制下，意圖治理空氣污染和酸雨的純凈空氣法案（1970）通過並奏效了，但是能源提價卻是不被接受的。《紐約時報》寫道，「花聯邦的錢預防抑鬱症、遏制華爾街、擴展醫保體系都是受歡迎的，提價是不可能的。」

此後相似的情況在不斷上演：2012 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徵收碳排稅後，第二年就被保守黨趕下台，後者整個競選就立足於「砍稅」；馬克龍在黃背心運動的壓力下撤銷了增加油稅的決定；在民主黨佔優的華盛頓，57% 的選民在去年的投票中拒絕了碳排稅，而在這項稅開始施行的歐盟、加州等地，因為提價過低其實也沒什麼影響。

加拿大的做法聰明一點：不列顛哥倫比亞自 2008 年開始徵收碳排稅，但是上繳的稅最後都會以稅收抵免的方式回歸家庭和企業。

不過隨著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這項措施能否在其他國家推廣也難說，即便是加拿大，當他們試圖在全境範圍內施行碳排提價方案時，也遭到了保守黨的強烈反對。

除了家庭收入減少外，劇變的政治環境也讓它難以推行。10 年前，提價可能會被兩黨贊成，至少有商討的餘地，因為它讓政府通過市場本身的機制來應對市場的失敗，堪稱集合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精華。但是當前的保守黨卻更為極端，有些時候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更不情願去動資助競選的石油和礦物公司，這意味著氣候活動家不能再在兩黨間尋求某種妥協。

所以關心氣候者的問題變成了——如何想出一個兩全方案，既有重大效果，又能受到足夠多的選民歡迎因而得以通過推廣？

他們開始改變自己的政治策略：曾經受青睞的徵稅提案被擱置，替代方案是強調少污染給人帶來的好處、設立清潔能源目標等。經濟學家擔憂它遠不如徵稅提價有效，不能驅動市場做出反應，但是美國家庭其實相當關心自己的下一代所處環境是否健康，比如他們願意花更多錢讓孩子避免油漆污染，而一項在亞利桑那、密歇根和內華達展開的調查發現，80% 的被調查者都樂意自己的州使用更多清潔能源。

《紐約時報》指出，這表明人們對結果往往比機制更看重，提價是一種機制，很容易讓人想到官僚運作和由此滋生的腐敗，而想像一個願景和結果，會令民眾感到些許動力、讓他們看到「自己可以從中得到什麼」。當他們的注意力從自己不信、或者覺得過於龐大寬泛的氣候問題上轉移到清潔能源時，就是最堅定的思維模式也會動搖——清潔能源意味著更少的疾病、更低的醫療費和更多的工作機會與收入。

當然這種策略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效。不過，當焦點從徵稅、生活成本的提高變成了個人健康得到的好處時，氣候活動家的成功幾率總會多一點。而我們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夠經濟學家想出更完美的方案了。

題圖來自 singularity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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