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子「神話」仍在上演，但它真能決定命運嗎？

編譯 | 宗華

說起影響因子，幾乎沒有科研人員對它是陌生的。

在國內學術圈，影響因子曾叱吒風雲多年，因為其與學術影響力、職稱、基金、獎勵等息息相關。

國外同樣存在這樣的現象，教師的任命、晉陞以及科研項目的獲取，會把研究工作發表在所謂的「高影響力」期刊上作為重要依據。

近年來，中外學術界對不恰當地依靠期刊影響因子進行科研評價的做法屢屢發起挑戰。

然而，4月11日，《自然》發表的一項調查發現，北美40%的研究型大學在決定提拔誰時都會考慮期刊的影響因子。

這份報告對美國和加拿大129所高校的800多份文件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研究型機構中，約40%在用於員工考評、晉陞和終身職位評審的文件中提到影響因子。

一項對北美129所高校進行的調查顯示，有23%的高校在用於晉陞決定的文件中提到影響因子。

大多數和影響因子相關的提法支持在學術評估中利用期刊影響因子。

這些數據表明，很多大學正在使用一種被廣泛批評為粗糙且具有誤導性的指標，來評估科學家的工作質量及其表現。

英國拉夫堡大學研究政策負責人Elizabeth Gadd認為，「這表明，這些機構可能並沒有仔細考慮過想要什麼樣的員工。」

期刊影響因子是衡量發表於某一特定期刊的文章在過去兩年中平均被引用次數。出版商經常宣傳這個數字，以反映期刊的質量。

同時，很多學者和評審小組已將影響因子作為判斷一項研究的質量、重要性和聲望，或者評價發表該研究的科學家的一種快速方法。

這惹惱了很多學者。他們認為，影響因子傳播了一種不利於科學發展的不健康的研究文化。他們希望高校在招聘和晉陞流程中不再使用這種衡量標準。

此前研究表明，影響因子並不是很擅長預測科學家的表現，但並不清楚招聘者以這種方式使用該指標的頻率。

為掌握影響因子的流行度，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神經生理學家Erin McKiernan和同事收集並分析了來自北美研究機構的864份同考評、晉陞和終身職位評審相關的文件，並在4月9日出版的PeerJ預印本上發表了他們的分析報告。

McKiernan等人利用一款軟體分析了這些文件，軟體的作用是標記與影響因子相關的特定術語。隨後，他們閱讀了文件子集中的相關段落，以了解研究機構如何以及為何使用該指標。

不到1/4的研究機構在其文件中提到了影響因子或與之密切相關的術語，如「高影響力期刊」。但在調查的57所研究型大學中，這一比例升至40%。相比之下，在專註於碩士學位的高校中，只有18%提到了期刊影響因子。

在研究型高校涉及期刊影響因子的文件中，有超過80%的文件中的語言鼓勵在學術評價中使用影響因子。只有13%的文件對這一指標提出了警告。

其中一些語言還傾向於暗示，高影響因子與更好的研究有關。例如，61%的相關內容將影響因子描述為研究質量的衡量標準，35%的相關內容認為它反映了工作的影響、重要性或意義。

「現在，我們有了數據來顯示學術評估正在經歷什麼。」McKiernan表示，她預計在此類文件中明確使用影響因子的研究機構比例會更高，而他們的結果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McKiernan補充說，在學術評估過程中，可能會有更多間接提到影響因子的術語，比如「頂級期刊」或「高級期刊」。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結構生物學家Stephen Curry表示，對於大學來說，想出其他評估員工的方法至關重要。

「對研究人員的評價應基於他們所做的工作，而不僅僅是他們在哪裡發表了論文，同時應對他們在發表研究論文之外所作的很多貢獻給予肯定。」

原文鏈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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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子真能決定命運嗎？

賈偉

近年來，國內高等學府門檻越來越高。

據說在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一線城市的好單位對一個正高職位開出的條件是：一篇CNS文章或者兩篇CNS子刊文章，外加2～3篇影響因子10分左右的文章。

如果以副高（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入職，則需要工作5年，產出至少2篇影響因子10分以上的文章以後，才能申請升正高。

這樣的要求，換成十幾、二十年前，可能超出兩院院士的入選標準。

上個月底（2017年1月底——編者注），我們單位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學術會議。

報告人中有幾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和諾獎獲得者，其中一位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Randy Schekman。

Schekman獲得諾獎後乾的一件大事，便是在《衛報》（The Guardian）撰文大肆抨擊CNS三大期刊，批評它們帶頭用「影響因子（IF）」來衡量學術水平，搞壞了整個學術評價系統。

這次他老也不例外，在報告快結束時話鋒一轉，用超過十分鐘的時間「攻擊」了三大期刊以及它們所導致的IF崇拜現象。

其實，很多科研人員都明白，論文的影響與學術水平其實不是一回事。好的科研往往獨闢蹊徑，所出的成果需要過一段時間甚至很多年以後才會慢慢被主流接受，在短期引用率上反映不出來。

論文IF的計算基於短期（兩年）引用，所以要追求論文的IF，意味著我們必須做熱點性、跟風性的研究工作。

事實上，崇拜高IF期刊是個國際性潮流，並非中國科技界所獨有。但西方高校還是有一系列的機制來予以平衡的。比如在人事招聘和升遷中，同行評議結果具有非常高的權重。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申請基金的個人介紹格式就可見一斑，新版的格式不讓你一味羅列文章和影響因子，而是讓你準確地寫出你對科學所作出的貢獻，每個貢獻下至多列四篇支持性文章。

在這裡，我不打算過多討論期刊的IF問題，而是想說一個細思恐極的現象：很多人的科研人生，或者嚴格地說是全部人生——包括單位收入、住房面積、婚姻、孩子學校，甚至你的交通工具以及你碗里的紅燒肉，都與你發表論文的雜誌「IF」直接相關。

也就是說，學者們把自己一生中的大事全部交給了那幾個雜誌社來決定。

我們一直說的「知識改變命運」，在現實中應該改成「論文改變命運」，或者更直接地說，你論文的IF決定了你的命運。

反過來想一想，其實雜誌社只是雜誌社，它們與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有太大關係，當我們找工作時，它們連封推薦信都寫不了。

與Schekman觀點不同的是，我並不認為這三大雜誌社本身有啥問題，從商業辦刊角度來看，它們追求高影響因子並沒有錯，況且它們的文章質量應該是同類中最好的。

問題是我們有些科研管理者志大才疏，被少數幾個自認為是科學精英的言論所蠱惑，盲目崇拜高IF期刊，主動伸出雙手套進對方的「鐐銬」。

（作者科學網博客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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