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故事這樣講才精彩
開天闢地
話說，辛亥革命之後，欺凌漢族兩百六十多年的滿清統治被推翻了，盛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改成共和了。愛國憤青們（主要是學生和畢業後的知識分子）一時感到大有希望，覺得從此中華就能走上復興之路，國勢會一天強過一天。
然而，他們看到的是日本竟以宣戰相威脅，迫使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是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是外蒙、西藏、新疆一類的邊境地區漸漸在脫離中國控制。漸漸老去的憤青和剛剛長成的憤青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們開始互相串聯（雖然不如互聯網時代方便，但住在同一個城市可以見面拜訪，住在不同城市的可以通信聯繫），打算再碰到國家受辱之時，一定要結夥發出「憤怒的吼聲」！
現在的憤青想要在風華正茂的歲月，尋找結夥怒吼的機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近的一次有聲勢怒吼是1999年的駐南聯盟使館遇襲，距今也已十二年矣！
但在當時，機會隨時隨地就會找上門來。
1919年1月，處理一戰後事的巴黎和會開幕，中國因當時的總理段祺瑞跟庄跟對了頭，也有資格與會，並有希望分享點小小的勝利果實。
這本是件好事，但和會開到4月底時，好事就變成了壞事。
會議主導國竟不肯同意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省強佔的權益，而要把它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來，憤青們感覺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到了，遂不顧自身安危，於5月4日挑頭帶領學生衝上街頭，向政府當局施加壓力。
政府的反應向來是比較慢的（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回答遂不了憤青心愿，憤青們當然要擴大事端（用廟堂話來說就是喚起民眾），於是打砸搶燒的事情也是有一點的（火燒趙家樓）。
政府一看你們動武觸犯法律了，就自以為抓到把柄，立馬去學校抓人，沒想到正好給了憤青火上澆油機會。
於是，你抓我人，我就罷課上街抗議要求放人；
你再抓我人，我非但上街還去全國串聯；
事情越鬧越大。
因為憤青們占著了大理（一般憤青鬧事總要選擇最占理的事情，否則就不是憤青，而是街頭混混），全國人民都支持他們。
鬧到6月5日，發展到了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程度。
到了這個份上，政府只好認輸（可見，現在對付群體事件，不管其是否觸犯法律，先冷處理是多麼明智），不但釋放全部學生，還默認了參加巴黎和會代表不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的事實。
這為中國政府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與日本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收回山東主權，創造了先決條件。
憤青們見自己的能量還很大，便思組織政治團體，對中國政局未來走向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至於組團打什麼樣的政治旗幟，國燾、 這些小憤青還沒輪到拿主意，拿主意的是陳獨秀（因他是中共第一任 ，以下簡稱陳總）這位老憤青。
陳總雖不是同盟會員，卻也在家鄉自創過反清性質的岳王會，算是「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以下簡稱中山）曾經的一條戰壕里戰友，有社會閱歷，也有人脈。
他冷眼旁觀，覺得已在中國試過的主義再拿出來用肯定不行了，要用就要用當時世界上最新最奇特也最易被憤青接受的主義。
當時這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馬克思主義！
因為俄國的列寧已經扛著這桿大旗取得了中央政權，雖然還在和內部叛軍作戰，但總體形勢佔優，平息叛亂重歸江山一統，估計只是時間問題。
而且，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就宣布廢除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放棄俄國在華一切特權，憤青對蘇俄因此特有好感。
所以，蘇俄道路值得仿效。
但值得仿效是值得仿效，陳總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知之有限，得去找精通這方面知識的人合作。
這樣的人就在陳總身邊，他就是在陳總任職文科學長的北京大學裡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以下簡稱大釗）。
大釗小陳總十歲，僅比 大四歲，比國燾大八歲，1916年才留日歸來「參加工作」。
本該比陳總小半輩，但因為人家工作後研究方向對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猶在耳旁，人家就開始猛補馬克思主義，在陳總眼裡屬於不可或缺的專業人才。
所以，就被陳總認作平起平坐的親密戰友，在黨史上並稱「南陳北李」。
五四運動以後，陳總因去遊樂場散發傳單被軍警拘捕，獲釋後索性前往南方上海、廣東等地講學、謀職，聯絡南方憤青，準備打出共產黨的旗號。陳總聯繫到的憤青，儘管也有沈定一那樣的大地主、戴季陶那樣的中山先生心腹，但卻沒人願意為這個新生政治組織捐獻大筆活動經費。搞政治沒有「金主」，就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樣，理想再崇高，也持續不了多久。然而，陳總還沒來得及體會「貧賤政黨百事哀」的辛酸，「金主」自己找上門來了。
原來，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政權以後，總是擔心他宣稱要埋葬的帝國主義國家，會聯合起來把他這個新生力量「扼殺在搖籃里」。為避免此種厄運降臨，不如來個先下手為強，乾脆策動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把它們也變成紅色政權，這樣周圍都是自己人，安全不就有保障了嗎？至於將來如何與那些紅色政權相處，既然事情還沒成功，暫時也就不去想它了。在受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以後簡稱國際）策動下，1918年，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匈牙利建立蘇維埃共和國。
但由於共產主義制度與中西歐人民理念衝突較大，加之帝國主義國家真的聯合起來，對德、匈兩國革命進行了干涉，兩國於是革命都失敗了。列寧眼看西方亮不起來了，就把腦筋動到了東方。從1920年開始，國際派出密使分頭奔赴中國、印度、日本、荷屬東印度（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等東方國家，尋找那裡的共產主義信徒，並幫助他們建立本國的共產黨。
派往中國的維金斯基手下有個中國嚮導楊明齋，這名旅俄華僑到了北京沒費多少事，就找到了一貫公開鼓吹共產主義的大釗先生。維金斯基與大釗一談，就知道在中國建黨不需要再找別人，順著大釗這條路去找陳總，只要陳總點頭同意合作，一切就都OK了。與陳總初次見面，維金斯基當然不會把中共成立後要加入國際、接受國際領導的意圖和盤托出，只是說會為中共成立提供一切無償幫助。陳總聞之大喜，立刻加快了建黨步伐。
其時是1920年8月，除北京、上海兩大共產主義小組外，北京小組又通過吸收王盡美為外埠成員，發展出了山東小組。上海小組的李漢俊聯絡董必武（以後簡稱董老），發展出湖北小組。陳總委託 ，發展出湖南小組。陳總委託周佛海，發展出日本小組。陳總和大釗的聯絡人張申府去歐洲，發展出旅歐小組。
以後，陳總自己去廣東陳炯明處任職，又發展出廣州小組。如此發展黨員方式，倒是與現在的傳銷有點相像。考慮到傳銷直到1959年才由美國安利公司正式推行，中共幼年發展模式應無抄襲之嫌。當然，中共向來堅持「革命靠自覺」的原則，「傳銷」來的組員也隨時可以退出。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就是因為老領導中山先生一聲斷喝，從此脫離了中共組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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