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撤回9年前的論文 頂尖學府竟也藏污納垢

學術造假事件難以計數。圖片來源：pixabay

　　撰文 | 李曉慧

　　科學研究已經成為了一項大產業，在過去十年間，全球出現了博士數量爆炸式增長的現象，與此同時，學術不端案例也較1975年增長超過十倍，為了獲得學位、得到晉陞、拿到資助或者獲得聲譽，很多研究人員不惜鋌而走險，干起了造假的勾當，其中不乏涉及頂級科學家、頂級學府以及頂級科學期刊的案例。

　　最近，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Nature中刊文表示，需要撤回9年前發表在Nature中的一篇論文。此前的調查表明，9年前該文章的第一作者、劍橋大學的博士後Abderrahmane Kaidi製造了虛假的數據，並向其合作者謊稱他完成了應有的實驗。2018年這一事件被曝光後，劍橋大學發起了調查，調查結果稱該項造假案例的責任應由Kaidi一人承擔。目前， Kaidi因學術不端已經從其任職的英國布里斯託大學辭職。

Abderrahmane Kaidi

　　數據造假，欺凌同事

　　Kaidi被調查的起因是其實驗室中其他同事對他的投訴，據被公開的內部郵件，調查小組在與Kaidi實驗室中3名成員進行訪談時，有2人當場淚流滿面，其中一人由於沒有研究資金而無法購買實驗材料，她不得不向其合作方撒謊隱瞞這一實情，同時也在擔心錯誤的數據被發表。另外一人表示，她夜不能寐，感覺自己處於崩潰的邊緣。還有一位博士生在訪談時表示，因為她在實驗室中遭受的一切，未來她不打算繼續科學研究。

　　在布里斯託大學的聲明中提到，當Kaidi處於被調查狀態時，他已提出辭職，調查涉及他在實驗室中對待其它成員的不當行為。

　　什麼樣的遭遇會讓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承受著如此大的壓力？實驗室成員在調查過程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令調查人員也覺得事態嚴重：當這名實驗室成員在熬夜做實驗的時候， Kaidi因為冷凍細胞的事情沖她大喊大叫，並將細胞取出毀了她的實驗，之後更是站在實驗室門口堵住了她的出路，從凌晨3點開始之後的5個小時，她都無法離開實驗室。

　　在調查Kaidi欺凌同事事件的同時，一項針對其學術造假的調查也在進行，2018年9月，布里斯託大學的聲明中稱： Kaidi博士已經承認其編造了研究數據，並向其它研究機構的合作者謊稱已經完成了實驗。聲明中同時表示， Kaidi博士對他的造假行為負有全部責任，並不涉及其研究小組的其它研究成員。

布里斯託大學官網仍保留了Kaidi的個人簡介界面

　　Kaidi在劍橋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也在被調查範圍，劍橋大學表示，雖然針對Kaidi博士後期間所作研究的調查還沒有結束，但是已經足以通知Science初步調查結果，2018年9月10日，Science發布文章提醒讀者，2010年Kaidi與其它三名作者共同撰寫的有關DNA修復的文章正在接受劍橋大學的初步調查。2019年4月12日，Science正式刊文撤回了這篇文章，據查詢，這篇文章在近9年內已經被引用153次。

　　高額賠償、坐牢：學術造假的最嚴懲罰

　　除了主動或者被動辭職之外，目前還不知道Kaidi是否還會承擔更大的責任。不過，根據此前的經驗，學術造假有時需要責任人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人甚至為此坐牢，有的研究機構也因此付出了高額的罰款。就在最近，美國杜克大學就因為其科研人員的學術造假行為而付出了1.125億美金。

　　2019年3月26日，杜克大學宣布，因為該校前僱員造假騙取政府科研資金，向政府賠償1.125億美金，這成為史上最大一筆因學術造假而承擔的罰款。曾在杜克大學工作的研究人員Erin Potts-Kant，從2006年開始，在其參與的實驗和項目中篡改數據，憑藉這些造假的研究，幫助杜克大學拿到聯邦政府的資助。根據杜克大學的調查，Erin Potts-Kant有15篇論文需要撤稿。一般情況下，誰造假誰負責，那麼為什麼杜克大學要承擔如此龐大的賠償款項呢？原來，杜克大學對Erin Potts-Kant的造假行為並非一無所知，在法庭上的大量證據面前，杜克大學承認，在Erin Potts-Kant造假醜聞爆發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這一案件的舉報者Joseph Thomas也因此獲得了高達3375萬美元的舉報獎勵。

杜克大學

　　在此之前，還有不只一位研究人員因為研究造假而遭遇牢獄之災，比如美國的一位助理教授Dong-Pyou Han，他將人體免疫球蛋白G注入兔子血清以偽造實驗數據，2014年6月，他因偽造研究數據、提交不實報告以獲得政府資助等被起訴，最終獲刑57月，罰款720萬美元。在韓國，被譽為「韓國克隆之父」的前首爾大學獸醫系首席教授黃禹錫，因偽造多項研究成果以及洗錢，在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18個月。

　　為何學術造假屢禁不止？

　　各個國家的學術造假屢見不鮮，因揭露學術不端聞名的「撤稿觀察」網站共同創始人伊萬·奧蘭斯基稱，據其網站統計，全球論文撤稿量已從2000年前的每年不足40篇，上升到2018年的約1400篇，其中約60%與學術不端有關。2012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了有關論文撤回的研究報告，其中指出，因學術造假或涉嫌學術造假而撤回的論文所佔比例相當於1975年的10倍。

　　作者認為，由於大部分科學研究都由公共資助支持，因此學術造假行為給科學家、科學研究以及整個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就為什麼學術造假屢禁不止的問題，作者提出了一種觀點：科學界的激勵機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讓科學家們不惜代價也要獲得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他認為，在科學界，有一種贏者通吃的情況，在稀缺的研究資金中，工作、獎金、獎項、資助會大量地給予做出過巨大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員。

　　2018年，發表在Nature中的文章也指出出版壓力與學術不端行為之間具有相關性，作者認為，在晉陞、獎項評選以及研究經費資助方面過於依賴科學家的出版指標，比如論文發表的數量、期刊的影響因子以及被引用次數等。該篇文章作者、澳大利亞神經科學研究中心教授Simon Gandevia認為，科學家在學術界要想生存下去，發布新結果變得很重要，而這個結果是否正確反而變得沒有那麼重要。「現在，生產新的研究結果是職業科學家生存的必需。」作者在文章中寫道。「而且，目前來看，依靠科研機構的自我監管，來處理潛在的學術不端案例，註定會失敗。」

　　Simon Gandevia認為，我們不應再忍受針對學術不端、耗費數年的秘密調查，畢竟科學研究是由整個社會來買單，因此，學術不端和造假應該從一開始就接受外部的獨立調查，「我們應該通過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更公開的調查，向『開放』的科學進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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