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澤吉：與學執著，與人寬厚

朱澤吉（1921—1986），山東濟南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原河北師範學院副院長）。其在明清文學研究、古典文獻學研究、民間文學研究、魯迅研究等方面皆有建樹，所著在其身後結集為《朱澤吉學術論文選集》，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朱澤吉1938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1942年9月畢業後留校做余嘉錫先生助教，並追隨余先生攻讀研究生，研習文獻學。新中國成立後，朱澤吉任河北省立北京高級中學教員。1952年9月，進入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後任中文系主任，兼任河北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

「我是一個教員」，這是朱澤吉的座右銘。朱澤吉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課堂講授引人入勝，效果極佳。著名學者葉嘉瑩是朱先生的學妹，在不同場合提及朱先生時，總會激動地說：「朱澤吉先生上課好啊，我們比不了。」朱澤吉講課效果好，不是由於單純的授課技巧，而是源於對古典文獻熟練的把握。著名書法家劉廼中先生回憶說：「我有一位要好的同學叫朱澤吉，很有點傳奇色彩。他比我高一班，是個高材生，念了四年書，考了八個第一（每個學期考一個第一）。他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脫口就能背一段《紅樓夢》《聊齋》《三國演義》什麼的。」

朱澤吉以紮實的學術根底為基礎，認真授課，贏得了學生們的熱烈歡迎。上古代文學課，他手執列有提綱的卡片，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把學生們帶入神聖的學術殿堂。在20世紀80年代初，物資還很匱乏，學生們吃罷早飯，能堅持聽課到中午十二點，靠的是毅力。當時，因教師中午未準時下課，學生敲飯盆以示抗議的事情時有發生。朱澤吉是少數幾位即便拖堂，學生亦能安靜傾聽的教師之一。每逢上他的課，教室里早早就擠滿了慕名前來聽課的各系學生。朱澤吉教過的學生遍及海內外，從他們的回憶來看，朱先生不管面對什麼層次的學生都能因勢利導、引人入勝。朱澤吉在河北省立北京高級中學的學生、著名戲劇理論家譚霈生教授回憶說：「其實我小時候一直想學理工，但河北高中當時有幾個特別棒的文學教員，比如朱澤吉先生。他講課實在太迷人了，夏天的時候教室窗子都是開著的，窗台上、窗外都坐著人聽，我聽他講課時，真正感悟到文學的魅力。受他的影響，我從那時起開始喜歡文學。」

面對思想漸趨成熟的本科生，朱澤吉亦能駕輕就熟。已成中學教學名師的張麗鈞回憶起來還是那麼動情：「我讀大學時，教授明清文學的是朱澤吉先生。朱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紅樓夢》。他在講台上背，我們在下面對著原著看，盼著他『打奔兒』或出錯，但我們卻每每失望……當時沒有覺出這情景有多稀奇。多少年後，朱先生作古了，我卻一次次驅遣著自己的心重回那漸去漸遠的課堂，有時竟會莫名淌下熱淚。」

1982年，朱澤吉開始招收研究生，他結合自己的研究專長，為僅有的兩名研究生開設課程，提供各種可能的研究條件，培養學生的研究意識。北京大學劉永強教授曾回憶：「我的導師是朱澤吉先生，導師和學校給我們提供的學習條件是今天你無法想像的好。朱先生當時兼任學校圖書館館長，在我們入學前，就讓人在圖書館書庫里專門辟了一角，把明清文史典籍放在一起供我們入庫閱讀，那都是些線裝書和重要的學術著作。朱先生學識淵博精深，雖然只招了我們兩個學生，卻單獨為我們開了「明清文學文獻學」「儒林外史研究」「馮夢龍研究」等幾門課。那時的研究生培養不像現在這樣，有許多條條框框，基本上除了外語，就是導師給開的這幾門課。所以我入學後很快就開始寫論文，進入研究領域。我是1982年秋天入學的，年底就帶著論文到武漢參加過一次學術會議。」

從這些美好的記憶里，我們不難看出朱澤吉講學時的盛況。他除了為研究生開設過「明清文學文獻學」「儒林外史研究」「馮夢龍研究」幾門課程外，還講授過古代文學、目錄學、現代文學、民間文學等課程。可以說，每門課都講得很精彩，他也因此深受學生愛戴。

朱澤吉不僅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更是一位特色鮮明的古典學術研究專家。1938年他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由於其聰穎好學，受到老師們的賞識。他在中學時期就對古典文學有濃厚的興趣和根底，17歲時就讀國文系，當時柴德賡先生正教輔大大一國文課，他發現該生頗有才華，就對他說，要讀文學，還必須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在柴德賡先生的指導下，朱澤吉開始有計劃地研讀歷史，並選修了陳垣先生以及歷史系其他老師的幾門課程，擴大了知識領域，學業大進。40年後學有專長、已任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的朱澤吉，在回憶當年柴德賡先生對他的教導時，感觸頗深。他說：「1938年我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當時柴先生擔任我們大一班的國文課教學工作，經常鼓勵我上進，並常常借書或贈書給我。有一次，先生交給我一部《龍川文集》，命我點讀，並說：『你的文筆有氣勢，讀陳龍川的著作比較對路子，容易接受，讀時應注意領會他的愛國精神。』我在課餘認真點讀，完畢之後，呈給先生指正。過些時候，先生又把這部書還給我說：『你在這部書上花了功夫，就送給你。有些點錯的地方，已經改過了。』我仔細檢查，發現先生糾正了我在斷句上的許多錯誤，心情十分激動。」之後，朱澤吉又加入沈兼士、陸宗達組織的語文學會。到了大學四年級，他的學術文章已經寫得相當好了，沈兼士等先生還曾向其約稿。除柴德賡先生外，他在輔仁大學求學的過程中還受到了陳垣、余嘉錫、孫楷第等名家獎掖，其學問的構建大體來源於這些先生。

朱澤吉的學術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為文獻學，一為通俗文學（包含民間文學）。前者主要來源於余嘉錫先生，後者則可能更多受孫楷第先生的影響。

余嘉錫先生是民國時期文獻學研究的巨擘，朱澤吉在輔仁大學上學時就受到余先生賞識，後來又跟隨余先生讀研究生，自然會受其影響。朱澤吉有關文獻學的著作，現存最著名者當推《論清刻古籍善本》，這篇最晚完成於1979年的文章，對相延已久的古籍善本標準在大量例證的基礎上提出了辯證思考，認為「古籍能否列為善本，原從比較而來，善本書的含義和範圍，應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應該說，這與70年代末為編輯《中國善本書總目》提出的「三性」、「九條」殊途同歸，但更具操作性，只可惜先生之說雖在學界流傳頗廣，但未引起古籍著錄實踐者的重視。余嘉錫先生是中國目錄學學科的奠基者，曾為朱澤吉開設過目錄學、《漢書·藝文志》理董的課程，朱澤吉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不但為學生開設目錄學課程，還幫學弟來新夏先生審讀《古典目錄學淺說》，並提出修訂意見。另外，朱澤吉臨終前正從事的諸多科研項目中有為福建教育出版社撰寫目錄學專著的任務，綱目已釐定，並有專章初成，可惜老天不假以時日！

1942年，孫楷第先生應陳垣先生之聘接替剛剛過世的儲皖峰先生，朱澤吉早就與孫先生熟識，交流的機會更多了。孫先生研究的著力點在通俗文學，尤其是小說研究，這成為朱澤吉後來主要的研究方向，其小說研究的成果在80年代初期為學界所矚目，如在《水滸傳》研究、馮夢龍研究、《聊齋志異》研究、《儒林外史》研究等方面都有顯著成就。除了小說研究之外，朱澤吉還時時關注民間文學，所著《必須從原則上劃清民間文學的範圍》《論諺語的思想和藝術》都在當時引起關注。

朱澤吉對俗文學研究的執著，令人感動。《馮夢龍研究》便為其未竟之業，《朱澤吉學術論文選編》所收《夢龍師友錄》即其殘稿，思之令人扼腕。

朱澤吉的研究領域除以上兩個方向之外，在魯迅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不但有《魯迅的恕道》專論傳世，還與夏傳才等一起促成了《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結集出版。不論從事哪方面的研究，其皆引證堅實、論斷確鑿，彰顯了余嘉錫、孫楷第等先生的研究氣象。

「唯其平情論人，所以也能虛襟自出。」朱澤吉極為推重其師余嘉錫先生的治學態度，並且貫徹到自己的行動當中。在一篇寫給朋友的審稿意見中，他坦言：「意見不妨尖銳犀利，措詞仍需嚴肅謙和。」就在這嚴肅謙和中，他秉承師訓，拓宇於心，自然形成了與學執著、與人寬厚的大家風範。

往期回顧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7月11日第1245期

責任編輯：胡雪菲 排版編輯：胡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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