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 1930 年代的北平「惡土」之上，構築懸疑與犯罪的城市想像

天色逐漸昏沉，又一天的行走即將開始。以東二環邊的中谷酒店為起點，一群觀光客轉頭鑽進了盔甲廠衚衕的深處。這是一條東西走向的線路，直線距離大概兩公里，連帶著在衚衕里的彎彎繞繞，走起來也要 3、4 個鐘頭。

行走團里九成都是外國人，不過這並不是尋常的景點觀光，而是圍繞老北京的一樁著名命案—— 1937 年，英國前外交官 E.T.C. Werner 的養女帕梅拉的屍首在東便門角樓被發現，面目被毀，胸膛被切開，心臟不翼而飛。

從盔甲廠到角樓，再沿城牆腳下繞進曾經的「惡土」——「惡土」的說法來自美國，是「紅燈區」的別稱，在日本入侵前這裡的一小片衚衕區是事實上的三不管地區。狹小扭曲的巷道滿是酒吧、賭場、妓院，是從別國逃離的外國人與投機者聚集、不遠處使館區的士兵前來作樂尋歡的地方。

行走線路沿途停留之處皆是命案發生和調查中所涉及的地點，最後來到東交民巷，從前的使館區，如今的北京市政府。觀光客們從門前匆匆走過，保羅·法蘭奇則拿著麥克風向人們講解案件的來龍去脈，工作人員用投影把當年的舊地圖、報道和老照片打在牆上，引來路人的駐足。

1900 年義和團運動後使館區重建，歐洲列強的操練場很快被建築物覆蓋，成為「惡土」。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這場行走的契機源於一本叫作《午夜北平》的犯罪小說。這本書在 2011 年出版後大獲成功，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並獲得愛倫·坡獎最佳犯罪實錄以及 CWA 金匕首獎非小說類獎。今年由社科文獻出版社作為甲骨文系列之一出版中文版，除了小說本身之外，還有下半冊《「惡土」，北平的墮落樂園》，介紹北平「惡土」本身的歷史面貌。

保羅·法蘭奇是本書的作者。法蘭奇曾在上海生活 20 多年，是中國問題分析師和評論家，其作品包括一本北韓史、上海廣告人與冒險家卡爾·克洛的傳記、外國駐華記者簡史等。他曾作為研究者和香港大學出版社合作發表了一些學術作品，但很快發現自己還是希望通過更為通俗的內容，觸及大眾讀者群體，「而你知道的，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愛看點偵探懸疑」。

成為小說家之前，他一度在市場營銷和廣告公司工作，作為愛好利用閑暇的時間寫作，「不過廣告營銷的實質其實也是講故事」。《午夜北平》的成功讓他自此成為一個全職的寫作者，並繼而出版了《罪惡之城》、《目的地：上海》等書。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外交官 Werner 還是帕梅拉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法蘭奇的這些小說並不是基於歷史事件的改編，而是對於事實的非虛構寫作。犯罪小說的敘事讓它們擁有了傳統懸疑的元素，但其巧妙編織的材料則是當年的文獻記載、警方報告、新聞報道、信件等。小說大量的篇幅用於對二戰前夕的北平生活圖景進行歷史性還原，尤其是不為人所知的「惡土」，書中還包含了許多老照片、地圖、舊新聞的剪報。

法蘭奇曾經花費許多時間泡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閱覽民國年間的資料報紙，上海作為當時的國際都市，有許多外文的內容出版物。當帕梅拉被謀殺時，這個聳動的故事成為無處不在的頭版，甚至出現在一些澳大利亞和美國報紙上，引發法蘭奇對本案的興趣。

1936 年的帕梅拉，引發熱議的相館全身照。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之前的一小段無政府時代，複雜的司法管轄制度為外國人創造了一個受保護的空間，使館區就像一個復刻的歐洲，有大教堂、百貨店、照相館，但也同樣製造出了無人管轄的「惡土」，無業的外國人在其中遊盪，疾病纏身，出入廉價的賓館酒吧；當時的上海已經成為僅次於倫敦的世界第四大城市，極為多元和活躍，還有大量的俄羅斯和猶太移民湧入，人們在抵達時甚至無需出示身份證件。

謀殺案發生在日本威脅逼近的背景下，帕梅拉於一月被害，到了七月就是盧溝橋事變。「當時北京在 1937 年就有三百萬人，其中可能只有一千多名外國人，大多數人真的不曾遇見過他們……如果一名 19 歲的白人女孩，父親還是一位重要的英國外交官，被認為是中國的『老朋友』，都會以這樣可怕的方式遇害，那中國人自己有多大機會存活呢？」

北京到處人心惶惶，戰爭和革命讓城內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人，都充滿了不安和恐懼。法蘭奇被告知，在當時人們的眼中，這樁謀殺案成為正在發生的戰爭的隱喻，而對於帕梅拉的謀殺則象徵著中國所有人的攻擊。

韃靼城中的路邊攤。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從他的作品列表中不難看出法蘭奇本身對歷史與犯罪的痴迷。出生於偵探小說文化旺盛的英國，他在成長過程中深受這些讀物的影響，比如英國的著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並啟發他如何從真實事件中編織出一個宏大的故事。

懸疑與犯罪吸引他的地方，不僅僅在於緊張刺激感官的情節，「犯罪故事就像打開一個城市的蓋子往裡看，那些最不被注意，和被光環過分籠罩的事物都平鋪開來。在一個死人面前，沒有人可以保持緘默。」

「人們往往對七、八十年前的東西記不太清了，但如果你的同學被謀殺了，你一定會記住。」當法蘭奇試圖還原當時的社會面貌時，找到了一些當年還是在學生時代的居民。

「一些人一下就會想起來，『哦，帕梅拉』；其他的可能當時還太小，但也會記得自己的父母在餐桌上討論這件事；他們也記得有這樣迷信的流言在流傳，說帕梅拉是一隻被打死的狐妖。你能感覺到這樣一件事如何影響到一個小的、關係緊密的社區。」

兇案每天都在發生，而一個未解決的兇案會讓一整個社會都人心惶惶。「沒有人會把這些當做歷史記錄下來，但這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是不傾向於談論它們。」這種情況在中國更甚，因為這裡總是傳遞出一種「非常安全」的印象，「如果你看你英國的電視，你則會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

觀光團的形式讓人想起香港的兇殺案觀光團「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觀光團在城市行走中了解 2012 年至 2016 年間油麻地發生的 12 樁命案現場，藉此引發人們對香港一系列民生問題的關注。兩者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油麻地觀光團的創始人曾表示，「我們繁華璀璨的背後其實有很多陰影，但很多人不願意去看。」

法蘭奇也這般踏入歷史的暗處。他感興趣的是一個非常特定時期的在華外國人群體。

《午夜北平》講述的帕梅拉兇案發生在 1937 年；其後的一本書《罪惡之城》的背景則是在 30 年代的上海，一個短暫無主的時期各類黑社會勢力的崛起；下一本書的時間線是自 1946 年戰爭結束到 1949 年建國前的動蕩年代，無國籍的俄羅斯人、猶太人如何抉擇和爭奪離開與留下的機會。

他的曾祖父是曾駐紮在上海的皇家海軍，讓他在心理上建立了與中國的連接。以他的話說，他所關心的是「在他之前到來的這群人」。這其中，有軍隊成員，有傳教士，有漢學家，也有窮途末路的不法之徒，逃避時局的人……往往那些有頭有臉的，例如外交官、教授才會得到正式的記錄，但不可否認外國人中也有所謂「下等」的存在，而他們一併構架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繁華與黑暗共存的時代。

這個時代在 1949 年戛然而止，與無數謎題和懸案一併被完全抹去。法蘭奇把自己的作品視為一種歷史類書籍，並相信予以懸案以結局的意義，因為「我們喪失了所謂的集體記憶，連所有的外國人都忘記在之前就有外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而也只有理解從前的混亂，才能理解現在的中國。」

《午夜北平》上下冊。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A=保羅·法蘭奇

Q: 當您最開始讀到帕梅拉的故事的時候，對它有什麼印象，為什麼您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值得講述的故事？

A: 首先這是各個方面來講都很好的一個故事，聚集了各種元素，北京、偵探、謀殺……一個在全世界都能被接受的故事。之前我的一些書是和香港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有很多是非常學術、話題很特定的內容，後來我感到不想再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歷史書了，因為對於大部分讀者來說，閱讀起來很困難。如果我能找到一個很好的故事，又是真實的，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被吸引，最後又能對這個城市的歷史更加了解一些。即便很多人其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是將其作為偵探小說來看。

而故事的背景又很特別，是在日本已經極其接近的威脅之下。讀者本身對之後發生的歷史是清楚的，知道這是舊中國最後的一段日子，那麼在這樣特殊的時期人的狀態是怎樣的？每個人都要做出決定，是走還是留下來，又有哪些事情影響了這些決定。歷史的走向是既定的，但我想讓人們知道這其中的個人故事。

人們這樣告訴我，他們認為這是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種隱喻，他們知道這在迫近，因為日本已經建立了滿洲國。如果一名 19 歲的白人女孩，父親還是一位重要的英國外交官，被認為是中國的「老朋友」，都會以這樣可怕的方式遇害，那中國人自己有多大機會存活呢？

Q: 在當時那個年代，外國人被一些什麼樣的原因吸引來到中國，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A: 原因各種各樣。他們中的有一些是被送到這裡的軍人、外交官和商人，有些來到這裡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和語言、歷史感興趣……也有很多是因為在 1936 年，如果你能從倫敦來到中國，說自己的名字是約翰·史密斯而不是保羅·法蘭奇，沒有人能證明你在說謊，不是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很好地隱藏在這裡。我的另一本書《罪惡之城》就是關於這個的，在本國被通緝的罪犯來到上海，變成當地的黑幫頭目。這個群體是複雜和瘋狂的，遠不是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簡單。等到 1941 年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侵略進來，就出現了一些非常絕望的人。在 1937 年的時候有大概 2.5 萬從共產主義俄國逃離的俄羅斯人在上海，還有大量流難的歐洲猶太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錢，其中有一些人很快成為犯罪夥伴。

狐狸塔俯瞰著北平東城，與位於盔甲廠衚衕的帕梅拉家間只隔著一條窄溝。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Q: 您如何看待這種犯罪元素在城市的整體權力結構中扮演的角色？

A: 首先當時的很多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姿態是很高的，都覺得自己是來自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國，最富有文明和強大的，所有事情都要遵行自己的方式行事。但如果只是在下一個街角，就是這些白人，聚在一起注射毒品、吸鴉片或是當街賣淫，還有會和中國男人性交易的白人女性，城內有權有勢的外國人會感到非常尷尬。但這也是兩個原本非常獨立的，分開的社區邊界變得模糊的地方，外國的毒販會和中國人交易毒品，你也會看到混合的關係。甚至是娛樂，在那個時候如果你想在上海聽到爵士樂，你只能去那種酒吧里聽。

Q: 您的小說寫作基本上都是犯罪題材的，不管是謀殺犯罪還是黑幫團伙，這種題材對您的吸引力主要來自於哪裡？

A: 地球上沒有任何社會真正的沒有任何黑幫。甚至有一天我讀到一篇關於朝鮮歷史的文章，講到不論其強政府，朝鮮仍然有黑幫團體的存在，他們從來都沒有擺脫過集體犯罪。所做的事情可能會有所不同，比如現在，他們可能更多地在互聯網上活動，而不是在街上跑。但每一個社會都有他們，義大利有黑手黨，中國有黑社會三合會，英國有街頭幫派之類的東西。這是罪犯的生活如此令人著迷的原因，因為它一部分是為了賺錢，還有一部分其實是一種文化。

研究調查它的難度也讓我覺得充滿吸引力。如果是寫一名到中國的英國大使，大部分的資料真的不是很難考證，到處都可以找到記錄；但歹徒和罪犯的故事是很少有記載的，因為很明顯這不是一件可以吹噓的事情。沒有人會把這些當做歷史記錄下來，但這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是不傾向於談論它們。

特別是在中國社會，西方倒是對於犯罪電視與小說歷來頗為鍾愛。如果你看英國的電視，你會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但這其實只是一個流派和風格，我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擔心國家的形象問題。但想想看，北京這麼大的城市不可能沒有任何的謀殺。

而世界各地的人們對犯罪總是很感興趣，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福爾摩斯這樣的。一旦發生了一宗謀殺案，人們會想知道關於它的一切。在哪兒發生的？他們事發時和誰在一起？一些醜聞可能被撞破，比如有人可能不在家而是和情人在酒店裡——在英文中，我們叫所謂的「柜子里的骷髏」。這也是我認為謀殺案的有趣之處，對於任何一個社區、小鎮，或是這裡的北平的外國人群體，它都是偵察鏡一般的存在，你無法掩飾任何事，也不能拒絕參與。

在一個死人面前，沒有人可以保持緘默。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喜歡書寫犯罪，或是閱讀它們，因為你可以深潛入一個社區之中，尤其是人們試圖隱藏的部分，犯罪的面貌往往才能顯示出一個城市真實而沒有偽裝的面貌。

在幾乎所有北京的與外國人相關的歷史裡，講述的都是外交官或是著名的商人們。這裡的外國人群體總是試圖向外界傳遞出這樣的形象，非常成功，多金和文明。但我所談論的是另一些已經被遺忘的外國人，他們有的是癮君子，有的是妓女或是罪犯，有的看起來正派的人背後其實並不如此。這就是犯罪寫作有趣的地方，因為你可以關注非精英的群體，底層的人。

保羅·法蘭奇。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Q: 比起很多文學作品，您在資料的搜索和整理方面似乎付出了更多的力氣，甚至親自進行了口述史採集。您將自己的作品視為一種歷史文獻么？

A: 是的，至少我是這樣希望的。這本書以及接下來兩本，包括圍繞他們所做的一些輕量級的工作，都成為了很多對中國的這個特定時期感興趣的人可參考的資料。而也只有理解從前的混亂，才能理解現在的中國。

你無法理解像中國現在這樣的民族主義，除非了解從前這個國家有多分裂和零碎。在戰後，上海再沒能變回它一度的國際都市的樣子，戰爭沖走了所有的東西，曾經活躍的人和事在結束的時候都消失了。但他們的影響延續下來，並且成為現在人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比如在深圳，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因為沒有人三十年前在這裡，都來自其他的地方，等再過了三十、五十年，我覺得你就會看到一個真正的深圳身份出現，和其餘的城市分別開來。

就好像我博客的名稱「中國韻腳」，「歷史不會重複自身，但會有一定的規律」，這是我看到中國很多事情發生的方式。但人們傾向於忘記過去的事情，你問一個年輕人二環路是怎麼來的，很多人不知道這其實是沿用了老城牆的布局。

之前我還在翻看一些舊海報，看到 1933 年的時候，就有那種租自行車服務，你可以在這家租借之後再到另一家店鋪歸還，和現在的共享單車似的。還有一張是可口可樂 1927 年的廣告，現在人們總說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概三、四十年的時間，但其實更早之前它就來到中國了。只不過從 1927 年至 1949 年，再從大概 80 年代開始，中間有一個間隙。那段間隙讓我們喪失了所謂的集體記憶，對很多事情陷入困惑，連所有的外國人都忘記在之前就有外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忘記了和中國人打交道、做生意的方式。

題圖為韃靼城，即外國人口中的北平內城；長題圖為帕梅拉。來源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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