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巴黎聖母院的火災而高興，就是為圓明園報仇嗎
撰文/魏陽，歷史學者
《呂氏春秋》和《孔子家語》中記載了一個寓言。說楚國的國君丟失了一把珍貴的弓。臣下很著急說趕快找。可楚王很豁達，說：「楚人丟的弓，被楚人撿到，沒啥遺憾的。」
這似乎表現了楚王寬闊的心胸。
可據說，孔子聽說了楚王的話，覺得他的心胸還不夠廣闊。孔子評價說：「為什麼一定要說『楚人』呢？應該把『楚』字去掉，有人丟了弓，有人撿到了弓，才沒啥遺憾的。」
楚王代表了國家的視角，弓在一國內一失一得，國民總財富沒有增減。這樣看，楚王是個愛國主義者。
孔子代表了人類的視角，弓在全人類中一失一得，人類總財富沒有增減。孔子是個人道主義者。
孔丘（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後代敬稱孔子或孔夫子
在我看來，這兩種態度，代表了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的分歧。很多的爭論，都源自這兩種視角的不同。
這不，這兩天看新聞，法國的巴黎聖母院燒掉了。著名的塔尖在濃煙中倒塌。一片惋惜聲中，也有不同聲音。
比如有個叫做「叫我金主編」的自媒體號，就表達了自己「欣慰」的態度。這位「金主編」，據說曾是中國知名媒體鳳凰網軍事頻道主編，《鳳凰軍機處》節目的策劃者和主持人。
網路截圖
這位金主編認為，法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燒掉了中國的圓明園，如今風水輪流轉，終於等到法國國運衰了。巴黎聖母院的火災，讓人「欣慰」。
類似的評論，在這次巴黎聖母院的報道中，並不罕見。
和楚王一樣，金主編似乎是個愛國主義者，公而忘私。國讎就是個人的仇。圓明園就是我的園子。你以前燒了我的園子，現在你的院子著火了，活該吧！
金主編忘了，清王朝用民脂民膏建的花園，平民是不得入內的。就算是後來重修的頤和園，庚子年間扶清滅洋的義士們也是不得入內的。為皇家的損失叫屈，還真不拿自己當外人。
不過，我還是認為，圓明園的毀損確是一大損失。但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更是世界的損失。別忘了，在建造圓明園時，也有許多歐洲設計師的參與，大量參照了歐洲建築風格，才造就了中西合璧的園林典範。圓明園，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毀於一旦，當然令人痛惜。
問題是，圓明園的毀損，怎麼會讓人為巴黎聖母院的火災而高興?
巴黎聖母院遭遇大火
一說到中國近代史，就是「落後就要挨打」，如何被列強欺辱。這當然是事實。可問題是，如果歷史全從民族屈辱來看，會淹沒掉許多民族之外的圖畫，當個人的經驗，性別的經驗，宗教的經驗，甚至世界共同的文化經驗，都被淹沒在民族話語的洪流中時，狹隘在所難免。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霍布斯鮑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尤金·韋伯的《從農民到法國人》等研究，對民族主義，進行了發人深醒的探討：
學者們發現，在歐洲傳統社會，人們只和自己的親屬、鄰居、鄉親發生聯繫，組成一個個面對面接觸的真實共同體。在十八世紀之前的歐洲，沒什麼人認為自己是「法國人」或者「德國人」。人們只知道自己是個普羅旺斯的「農民」或者萊茵河邊的「漁夫」。居住地之外的世界，對他來說沒有意義，更不會去效忠。效忠於一個遙遠的王室，與許多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分享同一種身份，需要巨大的想像力。只有在現代社會，通過標準化的教育、新聞報紙、電影電視的熏陶教育等，這種想像才能成為可能。通過現代國家的努力，實現統一。就這樣，人們開始覺得自己與數千萬陌生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人與人有了認同。
社會生活中，還有很多其他身份認同。這些認同可能是職業的，宗教的，性別的，或者地域的。比如，古人只知道自己是個「農民」，是個「基督徒」，是個「男人」，或者是某個村鎮的居民。
民族認同和其他的認同之間，充滿競爭。隨著現代民族主義的崛起，人們被教導：其他的認同都不再重要，只有「法國人」這一身份認同，才最重要。資源有限時，你應該優先幫助你本民族的同胞，所有國境之外的居民，都是「其他人」，即使他們的職業、宗教和性別可能與你一樣，即使你可能會覺得和這些外國人更談得來。
民族主義的崛起，是一個民族認同擠壓了其他認同的過程。是一個民族國家建立自己權威，取得對普通國民控制權的過程。從此，農民和漁夫變成了「法國人」、「德國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開始大過對其他一切團體的忠誠。
在亨廷頓和羅斯托等學者看來，民族主義能增加國家的凝聚力，促進現代化，有積極的作用。誠然如此。但是，民族主義情緒若是走到極端程度，再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就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達爾文在十九世紀創立了進化論。他發現生物的進化，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雖然達爾文從來沒有說這套法則也適用與人類社會。但他有不少粉絲，對這套科學理論加以發揮。從赫胥黎到墨索里尼，從希特勒到日本帝國的軍閥們，不少人認為，人類也遵從叢林法則。只不過，生存競爭從生物個體之間的競爭，被偷換成了民族之間的競爭。
進化論
在這些人眼中，世界只是各個民族國家生存競爭的舞台。講道理沒用，得看誰的拳頭大。這導致了一種對「強大」的崇拜。
崇尚「強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一百多年前，讓一些歐洲人認為自己是優等民族，理應奴役「落後」的劣等民族。在一戰時期，讓多個歐洲國家用殘酷的戰爭來進行競爭，數千萬生靈塗炭。在二戰中，讓納粹認為猶太人應當被滅絕，讓日本軍國主義者認為強大的大和民族應該統治亞洲。
雖然，大清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現在中國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不再有過去的外部威脅。但是很多人，卻學會了以前欺負人的人的思維，還在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考。
極端民族主義的思維，不認同世界的共同價值，不承認有屬於人類的共同文化；永遠在民族歷史中充當受害者，在狹隘的情懷中自娛自樂。對金主編這樣的人，看上去「愛國」，其實是在害國。
而且，這種心態，還真不是我國的傳統思想。中國文化的創造者孔子，就絕不會認同。從「失弓」的故事看出，孔子是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他的事業，不僅僅限於他自己碰巧出生的魯國。
孔子也絕不會如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樣崇拜「強大」，在他看來，動拳頭只是「霸」道，而真正的「王」道，應該包容一切人類的美好價值，悲憫一切人類的苦難。這一點，和寫《巴黎聖母院》的雨果，不謀而合。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孔子的學說，能成為思想財富。數千年來，《論語》在日本、韓國、越南，甚至遠在美國的波士頓，被當作經典反覆閱讀。孔子說：「仁者，愛人。」因為，在他心中，有一種超越個人身份認同的人文價值。這讓他關懷體恤一切人類——無論是華夏還是夷狄。他關心的是人類文明的興衰，而不是傳統社會的王朝更替。
法國在現代歷史上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諸多現代思潮共同的發源地。現代民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而超越一切的人類價值，同樣也發源於法國。這裡誕生過愛國主義的源頭《馬賽曲》，也滋養過啟蒙思想的巨人們。
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之所以偉大，正因為體現了一種類似孔子的情懷。它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而是關於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它悲憫人類共有的苦難，歌頌人類共有的情感，描繪全世界都能感同身受的喜悅與掙扎。和《論語》一樣，《巴黎聖母院》是屬於全人類的思想財富，而不僅僅屬於某個人類團體的私產，無論這個團體是民族的、階級的、宗教的，還是性別的。
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在二戰中，面對納粹對巴黎的佔領和掠奪，法國詩人艾呂雅寫下《勇氣》一詩。此詩剛被作家廖偉棠引用：
不要呼救啊巴黎
你是過著一種無比的生活
而在你的慘白你的瘦削的赤裸後面
一切人性的東西在你的眼底顯露出來
……你將解放你自己巴黎
像一顆星一樣戰慄的巴黎
我想，如詩中所述，巴黎對世界的貢獻，正在於她「無以倫比」的文化價值，超越國家權力對「人性」的思考。這種人道主義態度，從人類角度觀察人性的脆弱，並在這脆弱之上看到光芒；批判暴政與迫害，並在這苦難中保持希望——這正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們的信念，也正是啟蒙主義的人道價值能夠不斷超越國境，成為現代文明基石的原因。
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和《論語》一樣，正由於對人類共同境遇的關懷，才能成為「世界名著」，而不僅僅是「法國名著」。
巴黎聖母院的火災，和圓明園的毀損，都是人類共同遺產的損失。而人道主義情懷，讓《巴黎聖母院》的作者雨果，在一百多年前，強烈譴責本國軍隊火燒圓明園的暴行。雨果在1861年寫到：「一天。兩個強盜走進了圓明園，一個搶掠，一個放火。可以說，勝利是偷盜者的勝利，兩個勝利者一起徹底毀滅了圓明園。」
我想，這種譴責，透露了雨果人道思想背後的愛國情懷。無疑，雨果是熱愛祖國的。正是這種熱愛，讓他抗議法國政府的侵略行徑，同情被欺辱的弱者。也許，只有人道主義，才能讓人在愛自己祖國的同時，不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只有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才能讓人有勇氣像雨果和孔子那樣，用批評自身所屬人群的方式，來愛自己的人民。也只有一個偉大的民族，才有勇氣正視罪惡與錯誤，才能配得上雨果和孔子式的批評。
人道主義關懷，讓孔子與雨果——儘管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面對人類文明時，顯得如此相似。正如孔子和雨果都相信的，我們首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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