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知道真相的我眼淚掉下來
撰文/雲也退，專欄作家
「老兵不死，只是近凋零」，這話最早不知出自何處。不死是不可能的，但換一個詞卻會帶來不同，「凋零」的畫面感，讓人想起那些並未從大地上消失，卻在有毒的空氣中枯萎、變黑，再也不會生長的植株。它們成了遺迹，向活著的人索求一種尋找、收集它們，並向其注目的行為。老兵有這個資格。
可是老兵又是最緘默的，他們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他們的語言和記憶自成一體，打發餘生最好的辦法，就是互相餵食記憶的苦酒。美國越戰老兵的境況為人所熟知，他們很難融入一個正常的社會，而在越南這一邊，身為勝利者甚至「戰鬥英雄」的老兵，景況也是一樣。在河內的一間咖啡館裡，越戰老兵經常聚集在一起，講著講著話，忽然就會呻吟，會痛苦地哽咽起來，某個讓說話人噁心的畫面跳出來：「我們追擊敵軍18師，路過春祿的時候，坦克的履帶上沾滿了人肉和毛髮，成群的蛆在上面蠕動……車開到哪兒蒼蠅就跟到哪兒。」
說話人名叫阿旺，他一天天過來喝醉，病倒，死去，其他人的情況也差不多，過來跟他們搭訕的只有妓女而已。沒有人會欣賞這樣的「凋零」。他們只有彼此看著。在《戰爭哀歌》這本小說里，所有叫「阿X」的角色，其名字都可以互換：它們都是代號，相當於戰爭受害者甲、乙、丙、丁……只是其中的一個人，阿堅，被作者選為敘事人和故事的串聯者。
《戰爭哀歌》，[越] 保寧 著，夏露 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9年版
他比別人更年輕，入伍參戰時年僅17歲，在像阿旺那樣凋零之前，他還有一些事情要做——「敘述那些被埋沒的人的故事，抒寫他們已經褪色的愛情，點亮人們曾經的夢想」，阿堅說，「這彷彿是我的救贖之路」。救贖是一件體面的事情，即便寫的東西實在是不體面，阿堅的敘述和回憶中，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氣味逼人，炮火，塵土，腐爛的屍味，以及越南叢林自身狂野的生命滋味混合在一起，阿堅所在的偵察排，僅有他一個人倖存，光是因為給戰友收屍，他就被陰間的氣息一遍遍洗禮。
或許是被花樣過多的西方文學給慣壞了，我讀戰爭題材的小說，很久以來都不覺得，作家應該描述人對戰爭本身的殘忍表露的痛苦，那樣的寫法太老套了，相反，把人物變成冷眼的白描派，不動聲色地渲染氣氛，不說有多麼高級，至少也符合藝術的要求。可是《戰爭哀歌》卻循了「老套」，它在敘述一個個「被埋沒的人的故事」時，讓人物的情感滲入情節，情感不結束，情節便不前進；它沒有欲揚先抑，沒有故意的懸念設置，死亡一次次噴發，永別遍地生長，為回應這些，書中之人也用了最老套的方法——流淚。
這部小說不像是寫成的，倒像是被淚水「泡發」的。書中哭泣的鏡頭太多，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士兵還是平民。阿堅的偵察排戰友，阿乾，就經常哭，阿堅責備他：「既然來到B-3前線了，還老大呼小叫幹嗎？！你太容易傷感了，這實在不像話呀。」阿乾的回答是：他入伍時剛剛從洪水中救出了母親，母親叮囑他說，瞅個機會就當逃兵回鄉吧，「我常捫心自問，我來這裡到底是為了什麼？！」阿堅見到舊日山裡乾媽的小女兒阿蘭，一說起兩個昔日小玩伴已經命喪戰場，阿蘭立刻熱淚盈眶。阿生曾想做詩人，現在半身癱瘓，但拖了四年沒死，到行將就木之時，他的床鋪散發著臭氣，老同學阿堅看過他後回到家，和衣躺到床上，瞅著天花板，「眼淚無聲地落了下來」。
戰友和故交之死，引起的淚水會刺激對敵人的仇恨，像是阿堅隊伍里的一員——小盛子，他的死煥發了戰友為他報仇雪恨的鬥志，「永別了，親愛的戰友！我們未來一定會扭轉乾坤」，事後，阿堅一次次夢見小盛子，夜夜難眠，「淚眼朦朧」。然而，敵人也是會因痛苦而流淚的，這種淚水所喚起的，是對戰爭本身的憎厭。偵察兵阿判告訴阿堅，他曾在一次衝擊美軍防空洞的時候，遇到美軍不分敵我狂投炸彈，防空洞里，一個壯碩的美國兵被炸得人不人鬼不鬼，剛好阿判衝進來，遇到敵人，不由分說地就猛刺數刀。美國兵哀嚎著，「呻吟聲越來越大，眼淚嘩嘩直流」，阿判站在旁邊，呆住了，滿心的恐懼漸漸地被同情所淹沒。
戰爭中正在轟炸的飛機
他同情敵人，也因為看到了如此的人間慘況而同情自己。在另一個故事裡，阿堅俘虜的一個南軍士兵，為了活命，抬出了家中老母和未婚妻，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展示了隨身攜帶的女友照片，邊說著「我願做牛做馬」，邊偷眼在阿堅冷酷的眼眸中尋覓可能的一絲惻隱。這個士兵猥瑣不堪，而那女人卻美艷異常——殺，還是放？作家的選擇是：讓阿堅從夢中驚醒。
淚水最豐富的人始終是阿堅。除了目睹戰友和敵人之死，對每一個到過的地方都觸景生情外，他還擁有過愛情。《戰爭哀歌》的作者保寧擁有一項十分古典的價值體系，他相信文字的終極使命只有一點，那就是讚頌人間最美好的事物，尤其是在描寫痛苦與醜惡的時候。阿堅的父母死得都早，但一個名叫阿芳的姑娘獻上的初吻，就足以讓他痛感戰爭不可原諒地終結了自己夢幻般的童年。幾乎每一次見到阿芳，哪怕僅僅是想到她，阿堅都要流淚，也是在一次次流淚之中，阿堅承認了自己雖活了下來，卻不能和阿芳長相廝守的事實，因為他的精神已陷於嚴重的譫妄，他對她僅有短暫的依戀，剩下的則是長久的誤解。他可以依賴的只是淚水，流淚阻止了絕大多數人物去爭取自知不該得到的東西，流淚又給陰陽兩隔的戰友或天各一方的戀人帶來了聚首的幻覺。
流淚就像信用卡消費，只要有了開端，以後便會越來越多；流過的淚，事後會經常想起，引發更多的淚，既已哭過，不妨再哭，讓「男兒有淚不輕彈」去見鬼。保寧的這本書，並沒有向讀者披露有關越南戰爭的什麼鮮為人知的「真相」，他認為，懂得了眼淚，也就懂得了戰爭的真相。
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的詩中諷刺地寫過：戰爭過後，總要有人來打掃戰場，因為屍體是不會自己收拾自己的。阿堅僥倖熬過了偵察排的地獄歲月，就在戰爭末年被編入了收屍隊。這可是「美差」，隊里幾乎所有人都活過了戰爭，然而，「他們的心始終都被無邊的凄涼所籠罩。想起許許多多不知名的士兵永久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就忍不住嚎啕大哭」。
類似這樣的描述實在密集了一點，你會覺得在保寧的筆下，這場戰爭太乏味了，也太模範了，它缺乏出人意外的地方，它一方面摧殘了人的身體和理智，另一方面又讓人淚腺大開，盡情地悲傷。若論「意外」，就要提到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其中寫過一個哥薩克士兵多爾古紹夫。哥薩克是視生命如草芥的，多爾古紹夫在隨部隊敗退中中彈，行動不得，就抓住了路過的戰友柳托夫，要他一槍結果了自己，柳托夫遲疑不前，原本連路都走不動，只能坐在地上呻吟的多爾古紹夫，竟然跌跌撞撞地追了上來，嘴裡還罵著「混蛋」。
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
這種十足的「行屍走肉」，這種極端的求死人格，在保寧這裡可不存在。淚水雖非討人喜歡之物，卻給死者以起碼的尊嚴，並為倖存下來的士兵保全了對於戰爭和人生的正確認識。而保寧認為，書寫這些是他的責任。《戰爭哀歌》中的一則故事，與《紅色騎兵軍》形成了對照：1966年的東沙泰戰役中，新入伍不久的阿堅，跟班長阿廣連續奮戰了三天三夜，之後，阿廣被一顆炸彈炸飛，阿堅想給支離破碎的班長包紮，班長卻請求阿堅解決自己：
「『阿堅，阿堅！開槍，殺了我吧！』阿廣哭泣著，吼著，『開槍！我命令你立刻殺了我！天哪！你快開槍，沖著我，開槍！你媽的，開槍啊！』」
同樣是求死和罵娘，但和多爾古紹夫不同的是，阿廣的反應尚在正常人類的範圍之內：他是在哭的。只是不多久，又一枚炸彈落地，驅使阿廣進入瘋魔狀態：他伸手拔出了阿堅腰裡的槍，瞄著阿堅，仰天大笑。阿堅害怕了，後退，隨後撒腿就跑，他聽到身後傳來了「狂亂的笑聲」，其間依然」夾雜著抽泣。」
戰爭中的平民
只要人還能哭，戰爭就還在正常的範圍之內，故此，我認為可以這樣講：《戰爭哀歌》是書寫——或曰「披露」——越戰實情的，但也是為越戰「正名」的，越戰保留了它的「教育意義」，而並非單純地促使人去信奉利己、荒謬和虛無。當然，這種效果完全源於作者的書寫，保寧從來沒有覺得，書寫戰爭中人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的事實，是一種落後的、俗不可耐的追求。
他不怕讀者厭煩，反覆地講述阿堅開始寫作時的悲苦心情：他要重溫記憶，就要撕開一個個傷疤，一次次痛得死去活來。但是，就好比一幢樓房必須建有樓梯那樣，保寧認為，必須踏著記憶的台階，人才能夠形成對生命的總體感受。「生命就是這樣，」他寫道，「它實在太寬厚、太綿長、太豐富、太生動了。不過到最後，它還是造成一種缺憾，讓人在瀕死時仍然感覺有一種東西在內心縈繞著，像是一筆債或者一個還沒完成的任務……」這番話讓活著的意義倏然間昂揚起來，同時抑制住了虛無感。
保寧先生比書中的阿堅小三歲，1968年入伍參戰。《戰爭哀歌》於1987年出版，之後他便再無作品問世。他住在河內，2006年難得接受了一次採訪，他說，之後再寫任何小說，都覺得不自然。看他這樣講，我便想起所認識的一些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文化人，無論從事什麼工作，他們對於修一部正式的抗戰史，或收集出版抗戰詩篇，都有著嚴正的熱情和參與意識。這也都是一些懂得眼淚的分量的人，眼淚有多重，文字就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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