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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的曹操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要給他定性並不容易

三國時的曹操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要給他定性並不容易

三國時的曹操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要給他定性並不容易

三國時的曹操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要給他定性並不容易。且看蘇軾的評價。蘇軾寫《前赤壁賦》,這樣說曹操:「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日,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在《孔北海贊並序》中卻又這麼說曹操:「平生奸偽,死見真情。無以成敗論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外。」,在《東坡志林》里,蘇軾稱讚管幼安「懷保遁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最後又借別人之口罵曹操是賊子。

蘇軾對曹操的評價,忽明忽暗,忽正忽反,前後不一,說到底是因為宋儒大致都將孔孟的仁義忠信視為正統(與蘇軾同朝齊名的大書法家黃庭堅稱蘇東坡「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即今人所謂的「政治正確」。蘇軾是一介書生,在政壇上坎坷不達,屢遭貶謫(他曾自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是因為他把政治看得太純粹,太崇高,太理想。他不明白,在「奸小之境」的官場,政治只是一種需要,政治家時時刻刻考慮的是對誰有利,一切都要以時間、地點和形勢而轉移,即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蘇軾雖然看到了曹操是個不簡單的人物,看到了他的政治智謀和用兵之能(見蘇軾《諸葛亮論》),但最終認為曹操是個「斗筲穿窬」的鄙陋無恥之徒。

像蘇軾那樣的文人,不受正統思想(核心是皇權思想)的鉗制是極少見的。竊以為,對政治歷史人物褒之貶之,愛之惡之,是各個時代評論者的權利。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歷史評價的相對性,誇大到絕對的地步,不然,歷史就成了任人更換的衣裳了。

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從王沈的《魏書》、陳壽的《三國志》,至今已一千六、七百年,翻案,反翻案,反反覆復,聚訟不休。本是一「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梟雄,到了習鑿齒、朱熹筆下,則成了篡逆的漢賊,尤經羅貫中《三國演義》藝術化,曹操便被塗上了白臉,成了奸雄。及至現代,先有胡適、魯迅,再有郭沫若、翦伯贊諸家,又來一個再翻案,曹操又「至少是一個英雄」了。

在「評法批儒」中,曹操被當作「法家」,還曾「紅」過一陣子。可見,像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是很難「蓋棺論定」的,即使書上寫了,史籍中記載了,都是不能算數的。

就曹操而言,你說他英雄也罷,奸雄也罷,總歸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在內鬥中同歸於盡。群雄逐鹿,曹操在眾多的諸侯中脫穎而出,統一了中國的北方。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功業。此外,曹操還是開一代詩風的傑出詩人。他的那些四言樂府,現存雖然不多,但確實是好詩。氣韻沉雄,遒壯抑揚,堪稱三百篇之後千古奇唱。也許是他在征戰的「馬背上」哼出來的,他並無心做詩人。

可是,要論到他的政治手段和道德人品,終為人詬。他對反對他的擁漢派的鎮壓是極其殘酷的。特別是他對伏皇后的棒殺以及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人斬殺於市,令「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所謂曹魏取天下於「孤兒寡母」之手,這一有悖道義之說一直流傳至今。曹操在他創業時期,禮賢下士,唯才是舉,廣羅文士。但一旦身為丞相、魏王,實際上掌握國柄,便翻臉不認人,討厭知識分子,害怕知識分子,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由是,有了曹操誅孔融、楊修、崔琰、華佗,以及借刀殺禰衡等等慘劇。當然,從中國歷史上看,從古至今,極權專制社會的政治家,打天下時需要知識分子,坐天下時討嫌知識分子的「多嘴」、「搗亂」,視他們為「刺頭」,又豈止曹阿瞞一人?

呂坤說:「毀譽由人」。因此,今天對曹操功過是非的評論,也只能算作一種無傷大雅的學術爭鳴而已。因此,對那些教科書中編製的定論,或由一分為二的戰爭思維,或由派性路徑依賴推銷簡單化的極性思維,所得出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所謂「好人」、「壞人」的評判在這裡失去意義。我們姑且不確定「好人」與「壞人」的標準是什麼?能否恆定不變?就說在「好人」與「壞人」之中,還有「好人辦壞事」或「壞人辦好事」等諸種不確定的因素。為數更多的歷史人物既談不上很「壞」,也說不上很「好」,這才是歷史的常態。因此,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絕不能簡單地或先入為主地搞什麼「三七開」、「四六開」或什麼「倒三七開」、「倒四六開」,而應該是有幾分功就說幾分功,有幾分過就說幾分過,是非曲直,坦蕩直陳,既不掩善揚惡,也不掩惡揚善,搞「成王敗寇」那一套宿命哲學。

對於爭論,孔子有過提醒:「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此言的意思是,君子是沒有什麼可爭的,如果有,那就是射箭競技了。即便是射擊,互相作揖之後升堂比賽,下堂之後再喝酒,舉杯敬對方,這樣的爭依然不失君子之道。對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能否定論,就像是升堂射擊比賽,不必爭,射中靶心者勝,最終還是靠事功來說話。

竊以為,閱讀史書,評點人物,當屬文化消費之旅,最美的風景在路上。通過歷史文化精品(比如蘇軾的詩詞等)的閱讀,可望從前人的聲息中提取相對準確的記憶,獲得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誠如北宋司馬光所言:「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見司馬光《資治通鑒》上皇帝奏表)通過閱史,還可從個體生動、豐富的閱歷中,感受智慧的神奇,延伸未來的想像,在知人論世的故事中博取笑意,放鬆心情,提升文化修養與精神境界,真正達到以人為鑒的目的。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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