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版《盲山》：拐賣你的除了人販子，還可能是前男友

我平時特別喜歡看「特殊職業」故事。

手裡一堆命案的刑警和律師、專門給人摘綠帽的DNA鑒定師、跨越在陰陽兩界的ICU醫生……他們會經歷各種極端情況，接觸人性的另一面。

這些特殊職業故事，全都在一個叫「天才捕手計劃」的公眾號。在那兒，我看到了最帶勁兒的真實故事。

現在，我就要分享一個警察的真實案件。他叫李琮，從警七八年，除了交通警，什麼活兒都干過。

他接觸的案件當事人無數，但成「迷」的就這一個——轄區里那個成天上綜藝節目徵婚的「瘋女」，可能是個殺人犯。

22年前，她真的很漂亮，卻被初戀男友拐賣到深山，從一個80年代的大學生變成生育機器。現實版的《盲山》。

被警方解救後，她精神失常，遠離親人，不斷更換男友。其中一任男友告訴警察，「她要我弄死個人哩。」

可誰會相信一個瘋子要殺人呢？

女孩是人盡皆知的「瘋女」，刑警李琮也這麼覺得。

直到某天，當年拐賣「瘋女」的人出車禍暴斃。事故現場處處透著蹊蹺，肇事司機也認識「瘋女」。

這事兒換誰了解全貌，都覺得蹊蹺，刑警李琮也這麼覺得。

他要開始行動了。

事件名稱：拯救瘋女

事件編號：在偵卷宗01

親歷者：李琮

事件時間：1994年4月-2017年11月

記錄時間：2018年9月

拯救瘋女

李琮/文

2016年4月，市郊發生一起蹊蹺的交通事故。

一名騎電動三輪車的男子，在送貨途中，被一輛涉嫌超速的小貨車撞倒。電動三輪被碾得七零八落，男子被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有目擊者稱，在事故發生前的一個小時里，肇事的小貨車一直停在距離該路口100多米遠的地方，就像在等著這輛電動三輪車。

交警部門的同事告訴我，「那是全市唯一沒有信號燈的路口，經過的車輛不多，但車速較快。局裡曾多次申請安裝信號燈，但規劃部門說那條道就要改線了。一直沒批......」

被撞死的人叫楊展，負責給附近的大排檔送啤酒。他每天下午3點鐘左右，都會出現在事發路口。

楊展生前是一起特大打拐案的涉案人員，案發後被判無期，不久前才減刑出獄。

我會注意到這個案子，是因為他拐賣過的一名女性，就生活在我的轄區。

第一次見到紅姐時，我剛接手社區工作不久。

晚上下班後，我在夜市吃宵夜，看到一名紅衣女子拖著音箱在夜市唱歌，唱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王菲的流行歌曲《紅豆》。

她深情地演唱，伴隨一些誇張的動作，看起來很投入，但被音箱放大的歌聲並不在調上，聲線也有些粗，周圍聽眾時而報以戲謔的喝彩。

我抬頭和桌對面的同事開玩笑，說這年頭真是個性解放，歌都唱成這樣了，還好意思在大庭廣眾下開口。

同事向歌聲傳來的方向望了一眼，不屑一顧地說：「紅姐啊，你不認識她嗎？」

我並不認識，同事接著說：「奧，對了，你剛到咱所......」他像是又想起了什麼，補了一句：「以後你會經常和她打交道的。」

同事對我說，紅姐的名字里並沒有「紅」字，被叫紅姐，是因為常年穿著一身紅色的空姐外套，戴著一頂紅色的空姐小帽。

而篤定我會與她打交道，則是因為紅姐有間歇性精神病，「別看她這會兒引吭高歌，說不好哪句話惹了她，轉頭就會打人。」

聽完他的話，我有些擔心，這裡人流聚集，紅姐在夜市上犯病了可怎麼辦？

同事卻打包票說沒事兒，「紅姐的間歇性發病很會挑時間，她天天來這裡唱歌，一般沒什麼問題，附近的居民知道她的狀況，輕易也不去招惹。」

同事很有預見性，我果然很快就和紅姐打上了交道。

2013年1月，派出所接到報案稱夜市有人打架。我和同事出警後，發現打架雙方是紅姐和一名20出頭的男青年，原因是一筆「演唱費」。

紅姐賣唱有個歌單，唱一首10塊錢，也是她的主要收入來源，看病吃藥和日常生活就靠這個。

從當事雙方和圍觀食客的口中，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經過。

當天晚上，紅姐照例拖著音箱在夜市唱歌，那名男青年也在夜市吃飯。

不知是紅姐的歌聲壞了男青年的心情，還是他本就喝了一些酒，想借著酒勁戲弄紅姐。當紅姐在鄰桌的一曲結束時，男青年甩出5張百元大鈔，對紅姐說，「你去夜市馬路對面的垃圾站，對著垃圾箱唱10首歌，這500塊就是你的。」

這是個無理且侮辱人的要求，但紅姐二話沒說，拖著音箱徑直去了垃圾站。

垃圾站在距離攤位不到百米處，十幾個堆滿了殘羹冷炙的垃圾桶發出陣陣異味，紅姐放好音箱，試了試音，在眾食客的鬨笑聲和倒彩聲里，像平常一樣認真地唱了10首歌。

唱完，她回到夜市，向男青年伸出手，讓他付錢，不想男青年此時卻耍起了賴，非說一首歌10塊錢，紅姐唱了十首，他只肯付100塊。

一邊說著，還把一張百元大鈔扔到了地上。

沒有任何預兆，紅姐抓起身旁餐桌上一個半滿的啤酒瓶，直接砸到了男青年頭上。當啤酒混雜著血液從男青年頭上流下來時，人們才反應過來。

男青年抓起桌上另外一個酒瓶要打紅姐。食客們有的往一邊躲，有的上前攔住男青年。

拉鋸中，紅姐一句話未說，拖著音箱站在原地，直到警察趕到現場。

我問紅姐：「受傷了嗎？」。

紅姐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我上下打量著她，沒發現明顯外傷，只是紅色空姐外套上有一片明顯污漬，零星粘著一些食物殘渣，應該是被男青年扔過來的東西砸到了。

「跟我們回派出所處理吧。」我叫上她。

上車前，同事看看紅姐，小聲對我說，你坐到後排去。

我問為什麼。他有些遲疑地說，看樣子，紅姐一會兒可能要發病，你提前做好準備。

我點點頭，招呼紅姐坐上車，自己悄悄從單警裝備里掏出防割手套戴上，又把約束帶拽出握在手裡。

雖然做了防護措施，我還是受了傷。

那天，載著紅姐的警車沒有回到派出所，而是直接開去了沙市精神病院。如同事所料，紅姐真的在車上犯病了。

我眼睜睜地看著她從一言不發到竊竊自語，然後語無倫次地訴說一件又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嘴裡「咿咿呀呀」，眼神時而獃滯，時而迷離，說到激動處，她突然在座位上聒噪起來，手舞腳蹬，喊打喊殺。

她的肢體不斷與車廂碰撞發出咚咚的悶響聲，我感覺事情不妙，拉開約束帶想把她控制住，無奈警車后座空間有限，我不但沒能用約束帶綁住紅姐，反而被她踹了幾腳，臉上、脖子上也被抓出血痕。

同事及時停車，來到后座和我一起把紅姐控制住。我們等待增援的女警到來之後，連夜將她送去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人入院需要家屬簽字，但紅姐家裡只有個70多歲的老父親，路都走不利索，更別說來醫院簽字了。

我還在發愁如何處理，同事告訴我，紅姐是有工作單位的，單位領導也能簽。我沒想到瘋子紅姐也有單位，但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面。

紅姐的工作單位是本市第二人民醫院，她之前竟是一名醫生。

第二人民醫院的領導被我們連夜叫來了精神病院，聽說是紅姐犯病，他們並不感到稀奇。按照程序草草簽完字，墊付了治療費用，就立刻離開了。

回到派出所，我站在衛生間里的鏡子前查看臉上的抓痕，有人上廁所路過，笑著說我點子太背。確實，紅姐在夜市跟小青年打成那樣，也沒見犯病的徵兆，坐上警車，居然挨著我就精神失常。

我也很無奈，出趟警讓自己破了相。但轉念一想，既然是間歇性精神病人，誰又說得准她什麼時間節點上會犯病呢？

回到值班室，我一邊上平台記錄警情，一邊找同事聊紅姐的事情。

人口信息網顯示，紅姐並不姓「紅」，名字里也沒有「紅」字。看來真的是因為那件大紅色空姐外套，她才被人稱為「紅姐」。

紅姐真名叫趙啟悅，時年43歲，在冊精神病人，大學學歷。

「紅姐竟然讀過大學？」我吃驚地轉頭看向同事。按照年齡推算，紅姐是90年代初讀的大學，那時的大學生是稀罕物，在我看來，算是「老知識分子」了。

當年的大學生，回到本地的基本都當上了各單位中層領導，怎麼紅姐成了現在這樣？

同事沒說話，上前用滑鼠查看了警綜平台的記錄一番，然後搖搖頭說，看來時間太早了，沒錄到警綜平台裡面。

我不懂他說的什麼意思，追問起來，同事嘆了口氣，坐回到一旁，說紅姐年輕時受過很大的傷害。

「什麼傷害？」

「聽說過『4·17』打拐案嗎？」

「4·17打拐案」是局裡早年辦理的一起解救被拐賣婦女案，後來成為經典打拐案件，案情當年被各種雜誌報刊不斷挖掘轉載，辦案手段也被寫成了一篇篇技戰術交流文章。

「紅姐就是當年『4·17案』的主要受害人，而我當年正好經辦過那起案子……」

1994年，23歲的趙啟悅從大學醫學院畢業，旋即分配回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

趙啟悅是本市人，父親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經商的人，母親是一位中學教師，家境很好。當時沒有計劃生育，但她是家裡的獨生女。

她從小就聰明懂事，學習成績優異，在鄰裡間很受喜愛。

來到市第二人民醫院以後，作為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趙啟悅也立刻得到領導的重視。

二院原是一家央企的附屬醫院，再前身是北京一所著名醫院的分院，60年代初，二院隨央企搬遷至我市，只負責收治患病的企業職工和家屬。

90年代初，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過程，二院脫離央企歸入地方衛生系統管轄，之後一方面開始收治地方上的普通患者，另一方面，由於缺少了企業母體的資助，二院醫生的收入驟降，很多骨幹醫生被兄弟單位挖走，留下的，多是一些能力有限的人。

那時二醫院急需新鮮血液的注入，尤其需要趙啟悅這樣正經醫科大學的畢業生。

醫院領導把她當成了寶，第一年並沒有下放她到科室，而是作為儲備人才，安排她全國各地的兄弟單位交流學習。

趙啟悅的出事，恰巧就發生在一次培訓途中。

「二院雖然離開了北京的兄弟單位，但兩個醫院之間的關係緊密。咱們市二院資源有限，所以很多被領導視為『可塑之才』的青年醫生，會經常被派到北京總院進行培訓。」

1994年4月17日，趙啟悅又一次被二醫院派往北京學習，為期一個月。

那天，醫院總務科的工作人員給她買好火車票，又安排一輛小汽車把她送往火車站，在目送趙啟悅走進候車大廳後，工作人員才離開。

幾天後，二院接到北京總院電話，稱本應參加培訓的趙啟悅沒有如期報到，是不是放棄了培訓機會。

二院回復說，趙啟悅幾天前已經乘車前往北京，可能有事耽誤了，請總院照顧一下。

又過了幾天，總院再次打來電話，說趙啟悅依舊沒有報到。

那時的通訊設備遠沒有現在先進，連固定電話都需要申請，二醫院無法直接聯繫趙啟悅，便聯繫趙啟悅家人，問她走後有沒有跟家人聯繫。

趙啟悅的家人說沒有，二院這才覺得事情有些嚴重，趙家在北京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她還能去投奔誰？

此時，趙啟悅已經失聯七八天了。

趙啟悅家屬趕緊去到派出所報警，本地警方對送趙啟悅前往火車站的醫院工作人員進行了盤問，沒有得到有效線索，又聯繫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相關所隊，試圖查找趙啟悅下車後的活動蹤跡，同樣也沒有結果。

民警對列車沿途經停的所有站點進行了聯繫、走訪和調查，但也沒能摸到有關趙啟悅的蛛絲馬跡。

「那個年代，手裡沒有手機，路上沒有監控，住店也沒有身份證聯網登記信息，走丟一個人很容易，但想找到一個人，卻相當困難。」同事嘆了口氣，掐滅了手中的香煙。

趙啟悅失蹤後，警方、單位和家人一直尋找。趙啟悅的父親更是停了生意，母親也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老兩口遠赴全國各地找女兒。

「當時市面上關於趙啟悅的傳言很多，說什麼的都有。有人說她死了，有人說她父親做生意得罪了人，所以她被人報復綁走了，也有人說她跟野男人私奔了，甚至後來還有人說她被一些『秘密單位』徵召，派到台灣當『間諜』去了......」

趙啟悅的父母不理睬風言風語，在幾年間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兩口子花光了半生積蓄，拖垮了身體，也沒有換回女兒。

趙啟悅的母親最終病逝在尋女的路上，沒能再看女兒一眼。

5年後，1999年的8月，趙啟悅的去向終於有了線索。

某天，火車站站前派出所抓住一名「偷小孩」的女人，後經審訊，女人對自己在站前廣場趁幼兒父母不備企圖拐走孩子的罪行供認不諱。此外，經工作，民警又在她身上挖出了其他幾起拐賣兒童的案子。

審訊後期，女人知道自己罪大惡極，為了逃過一死，向警方檢舉了自己知道的另外幾起案子。

令民警震驚的是，1994年趙啟悅失蹤一案，就包含在內。

「那個女人曾有個姘頭，叫楊展，兩人一同生活過一段時間。楊展曾經向女人透漏，自己以前在我市拐過一個女的，還是個大學生醫生......」同事提到這裡時，語氣里猶帶著一些忿忿不平。

警方隨即對楊展開展抓捕，幾個月後楊展落網，在供述中驗證了女人的檢舉——他確實拐騙過一個「大學生醫生」，被他以四萬元的價格賣去了安徽農村。

警方立刻對線索進行了核實，通過秘密工作，確定了趙啟悅的身份，然後在安徽當地警方的幫助下對趙啟悅進行了解救。

趙啟悅那時已經在當地生了一個孩子，肚子里還懷著另一個，她的「丈夫」面目醜陋，是個瞎了一隻眼的瘸子，因為討不到老婆，從人販子手裡買下趙啟悅。

解救過程非常困難，民警遭到了全村人的圍攻，村民在這件事上極端團結，他們可能會覺得，今天你不幫別人保護媳婦，明天自己媳婦跑了，就什麼都沒了。

一個媳婦上萬塊，一輩子也就買得起一個了。

「現在西華所的教導員老沈，那次被山民打成了重度腦震蕩，差點撂在那裡。但好在最後還是把趙啟悅救了出來......」

解救過程幾乎是電影《盲山》的翻版，只是在電影里，被拐賣的女孩想要帶走孩子卻不得，趙啟悅卻不同，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出來，跟隨挺著大肚子的母親一同回到了本市。

這個孩子並不像父親身有缺陷，而是個正常人。

「孩子？平台上的戶籍信息里沒有顯示趙啟悅有孩子啊？」我有些疑惑。同事說，那個孩子他也只在解救過程中見過一次，後來聽趙啟悅的父親說，全家人都接受不了那個孩子，直接過繼到外省的遠房親戚家去了。

至於趙啟悅肚子里懷的孩子，回家不久就被她打掉了。

民警在對楊展的審訊中，得知了他拐賣趙啟悅的整個過程。

楊展比趙啟悅大4歲，本地人，在陪母親看病時認識了作為醫生的趙啟悅，他有意接近，後來經常就母親的病情向趙啟悅諮詢。

楊展長得一表人才，人也風趣，對母親的病情顯得很上心，漸漸地，就得到了趙啟悅的好感。

楊展是個無業游民，但在與趙啟悅接觸時，謊稱自己在機關單位工作。

「機關單位工作」的楊展因為「家境不好，又需要應酬」，經常向家境優渥的趙啟悅借錢。

按照楊展的說法，他最初想和趙啟悅「耍朋友」，就是看上了她的家境不錯，希望在交往過程中能從趙啟悅身上「混點錢」，解一下自己的燃眉之急。

楊展沒有正當收入，平時卻酷愛玩老虎機。欠下一屁股賭債，為了還債，他四下尋找搞錢的途徑，也確實從趙啟悅那裡搞來了不少錢。

後來，他由「混點錢」轉為拐賣，是因為認識了一個名叫劉貴的人。

劉貴自稱做生意的，很有錢，楊展曾經受雇給他跑過幾次腿。楊展被要賬的人逼得沒辦法時，想到可以找劉貴借錢，但劉貴並不理睬他。

劉貴對楊展態度的變化，緣於知道楊展有個在醫院工作的女朋友。那以後，他不但答應借給楊展錢，還經常攛掇楊展把趙啟悅帶來認識。

楊展並不知道劉貴為何對自己的醫生女友如此感興趣，卻也不想放棄借錢的機會，便找機會約了趙啟悅吃飯，謊稱劉貴是自己的叔叔。

單純的趙啟悅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與「男友叔叔」劉貴見了面，席間，劉貴談的都是些家常事情，像一次真正的親戚聚會。

這樣的「聚會」又進行了三五次，楊展雖然每次都幫忙約見，心裡卻想不明白，劉貴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直到有一天，劉貴把楊展單獨約了出來。

劉貴看中的是趙啟悅的醫生身份，他想讓趙啟悅幫忙給他在醫院「搭個橋」，聯繫幾個二院婦產科的醫護人員，掌握一些嬰兒信息。

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推行了10多年，有些家庭超生又交不起罰款，也有些家庭不能生育，或者生不齣兒子就想買。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健康男孩的價格大概在兩到三萬元左右，女孩八千到一萬，而給到親生父母手裡的錢，大概是男孩一萬，女孩三千。這是一筆天文數字了。

劉貴口中的所謂生意，竟然是販賣人口。

楊展嚇得手裡的酒杯都掉到了地上，販賣人口是重罪。但劉貴隨即說，這個買賣特別來錢，而且風險不大。他所做的，只是聯繫那些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又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問他們願不願意把超生的孩子賣掉，願意的話，劉貴再去聯繫買家。

劉貴遊說楊展，說這個買賣的關鍵點在於聯繫產婦，最好的地點就是在醫院婦產科。孩子一旦回了家，知曉的人便多了，父母再行買賣，風險勢必會變大。而在醫院出手，回家後即便有人詢問，也可以推說產下死嬰，直接交由醫院處置了。

當時的二院，剛剛從企業醫院向地方醫院轉制，開始接收周邊農村產婦，幾乎集中了附近百公里內的所有產婦。

對劉貴來說，這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富礦」。而趙啟悅，就長在這片富礦上。

劉貴口中的生意低風險，高收益，楊展想到自己欠下的幾萬塊巨款，還是被說動了，奔著這趟買賣的賺頭，他決定親自去遊說趙啟悅。

他沒想到，一向溫順好騙的趙啟悅斷然地拒絕了自己。

情急之下，楊展把自己玩老虎機欠了一屁股債的事兒說了出來，為了博同情，無業游民的身份也暴露出來。

趙啟悅非但沒有同情他，發現被騙之後，直接提出了分手。

「據楊展交代，之前他和趙啟悅談朋友時，不但經常混吃混喝，時不時還能從趙啟悅手裡騙點錢花，前後有幾千塊錢吧，另外，趙啟悅還有一台萊卡相機放在楊展那裡，不過後來經過警方調查，相機早都已經被楊展賣了。楊展那次本想借趙啟悅的關係賺個大錢，沒想到事情一說出來，不但『大錢』賺不到，連以前的『長期飯票』都要丟。」同事掐滅了煙，說到趙啟悅的決定時，言語中帶了些讚賞。

這樣的結果卻令楊展氣急敗壞，他找到劉貴，怨他給自己出了個餿主意，讓他賠償自己的損失。

劉貴不但沒答應，反而讓楊展馬上把之前從自己手裡借的錢還上，不然就讓他好看。

聽到「還錢」，楊展的氣焰一下消了。劉貴威脅他，如果不還錢或者膽敢跑路，他一定先去楊展家弄他媽，再找人打斷楊展的腿。

聞此，楊展只得換了一副面孔，垂頭喪氣地求劉貴寬限一些時間，容他再想辦法籌錢。

劉貴沒同意，但給楊展指了一條「明路」。

「他說通過幾次接觸，發現其實趙啟悅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目標』......」同事接著說。

劉貴當初把趙啟悅當做自己的機緣，耐下心來花時間接近，一朝被拒絕，心裡的不甘可想而知。誰也說不好他是氣急敗壞的報復，還是真的拿趙啟悅當成貨物。

劉貴對楊展說，23歲，性格單純，剛剛大學畢業且家境優越的趙啟悅除了能幫他們在醫院「搭橋」之外，本身也可以給他們帶來不菲的收益。

楊展首先想到的是綁架，但劉貴說，綁架是大案，警察一定會死咬不放，難免竹籃打水一場空。

楊展問劉貴那怎麼辦，劉貴說他可以聯繫買家，把趙啟悅賣到山裡給人做媳婦，這年頭既有人收小孩，也有人收能生小孩的女人。

楊展還是不放心，要是趙啟悅跑回來咋辦？

劉貴卻很自信：「這個你放心，被賣到山裡的女人是逃不回來的，再者說，她只要在山裡生了孩子，這輩子就撂在裡面了。」

當晚，兩人一拍即合。

趙啟悅與楊展分手之前，曾經告訴過楊展，自己4月中旬要單獨去北京參加一場培訓。

楊展知道具體的車次和日期，他意識到，這就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他再次找到趙啟悅，說要把以前欠趙啟悅的錢和貴重物品還給她，趙啟悅信以為真。楊展又說錢和貴重物品不在自己手裡，讓趙啟悅在武昌站跟他下車，去他的一個親戚家拿，之後會再給她買張火車票，不會耽誤她的行程。

除了最後攤牌時，楊展一直是個正直、上進的青年形象，趙啟悅想不到，曾經交往的人背後，會有這樣一個下作的陰謀。

趙啟悅跟隨楊展來到他所說的「親戚家」，不料等待她的不是楊展的親戚，而是劉貴跟他的同夥。

等到趙啟悅的父母報案時，趙啟悅已經身在四五百公里外了。

「趙啟悅最初失蹤時，你們沒有查過楊展嗎？」我問同事。按照正常辦案流程，剛剛分手的前男友楊展在趙啟悅失蹤之初，應該首先被警方納入偵查視野。

但從案子的最終結果看來，如果沒有在火車站廣場因「偷小孩」被抓的女人檢舉，警方似乎並沒有注意到他。

「唉，這事兒就得怪她父母了……」同事嘆了口氣。

原來，趙啟悅和楊展交往了三個多月，趙啟悅父母對此竟一無所知。父親常年在外忙生意，難得回家一趟。母親一直是所在學校的教學骨幹，那段時間帶高中畢業班，也沒有時間過問女兒的事情。

警方曾推測趙啟悅是否因感情問題離家出走，對此還專門向趙啟悅父母詢問過她的感情生活。但趙啟悅父母堅稱女兒沒有談男朋友，更不會因此離家出走。

醫院同事對趙啟悅和楊展的事情了解的也很少，那個年代，人們對「處對象」一事的看法嚴肅保守，對於兩人的關係，趙啟悅一直沒有公開。

警方在摸排過程中，也曾有人反映那段時間有個病人家屬常來醫院找趙啟悅，警方甚至派人找到過楊展，但楊展堅持稱自己只是因母親的病情找趙啟悅諮詢，警方當時也沒能找到其他線索，便把楊展的嫌疑略過去了。

趙啟悅被解救成功後，民警又順線抓捕了劉貴等犯，一個地跨六省的特大拐賣婦女兒童團伙被摧毀。2000年初，法院宣判，劉貴及其團伙幾個主要人員因涉嫌拐賣婦女兒童罪被判死刑。

楊展則被判無期徒刑，是唯一免於死刑的人。

施害者受到了法律的懲處，但他們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卻還在持續。至少在趙啟悅身上是這樣。被解救回來的她沒有回歸正常的生活，而是成了紅姐。

「給我講講紅姐吧，她被成功解救了，可後來為什麼又患上了精神病？」

「她大概是在2004年左右精神開始不正常的吧……」同事一邊回憶一邊說。那大概是趙啟悅被解救出來的第四五年，她身上發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老家傳來消息，和她一起被從安徽帶回來的孩子死了。送去親戚家一年後，孩子從道路旁的兩個儲物棚中間衝出去，迎面撞上了一輛疾速駛過的大貨車。

司機賠了一筆錢，卻沒有坐牢，因為交警認定，孩子監護人和司機各負一半責任。

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趙啟悅變得木然獃滯，每天下班之後便去商店買各種各樣的兒童服飾和用品，半夜再蹲在小區外的十字路口燒掉。

當時就有人說，她似乎受了刺激，精神出了點問題。

第二件事，是她的工作問題。趙啟悅被解救後，醫院按規定恢復了與她的勞動關係，給她提供工作崗位。但趙啟悅要當醫生，醫院不同意，說讓她先適應一段時間再說，把她安排進院辦做些行政工作。

不久之後，同事們紛紛向領導訴苦，說趙啟悅難以相處，熱衷於與人吵架，還經常在公共場合污言穢語地罵人。

院領導把她從院辦調到了藥品倉庫，但她什麼都不做，還是經常和人吵起來，不久，又把她調去了醫院工會，讓她只負責一些雜事，但趙啟悅依然我行我素。

最後，醫院安排她去了後勤苗圃，讓她每日與花花草草作伴，調整一下情緒。

這也不是什麼好辦法，趙啟悅3個月之後，就不願再上班了。醫院樂得甩開這塊燙手山芋，順水推舟地答應每月發給趙啟悅基本生活費，讓她在家「療養」。

第三件，也是最敏感的問題，趙啟悅的婚姻。

趙啟悅被解救回本地一年後，父親看她的生活逐漸平靜，畢竟女兒只是30歲不到的年紀，便張羅著想給她尋一門親事。

可趙啟悅從失蹤到被解救，一直是本地的一條重磅新聞。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當面或背地裡詛咒那些害她的人「不得好死」，但當有人提起趙啟悅的婚事時，幾乎所有人都神情複雜地笑笑，或是搖搖頭，說這事兒自己幫不上忙。

曾有人試圖把趙啟悅介紹給一些離異或是喪偶的男士，但當對方聽到趙啟悅的遭遇後，多數都是搖搖頭，表示同情之後婉言謝絕。

2003年，一個外地來我市工作的大學生結識了趙啟悅，並與她談起了戀愛。大學生小趙啟悅4歲，為人端正，不受風言風語的影響，說自己不計較趙啟悅過去的遭遇，願意與她走下去。

大概談了一年的戀愛，周圍的人可以明顯感覺到，那期間的趙啟悅不再那麼暴躁和敏感。經常有人看到她和大學生在夜市吃飯，身上已經有了過去單純的影子。

兩人幾乎走到了婚姻的邊緣，但結婚前夕，大學生的父母知道了有關趙啟悅的往事，斷然拒絕兒子與她交往，並以死相逼，要求兒子辭職回老家工作。

那段感情最終還是以分手結束，分手後，趙啟悅消失了一段時間，人們都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但再次見到趙啟悅時，她的精神狀態已經不太正常。

「好好一個姑娘，父母辛辛苦苦培養了半輩子，終於成才了，結果遇到這種事，幾個人販子為了幾萬塊錢，把她一輩子毀了……」同事嘆了口氣，表情憤恨中又悵然若有所失。

2005年初，趙啟悅開始出現行為異常，她有時在街上走的好好的，突然拉住陌生的過路人要跟對方聊天。如若路人拒絕，她先是破口大罵，然後便是追打。

趙啟悅的鄰居也報警，說自己有時在樓道了遇到趙啟悅，主動跟她打個招呼甚至多看她一眼，就會引起趙啟悅的暴怒，之後不久，自己家的玻璃或停在樓道的摩托車就會被砸。

不僅路人和鄰居，連趙啟悅住處附近的小賣店、超市也時常報警，原因是她經常無緣無故地跑去人家店裡鬧事。

有時趙啟悅會毫無徵兆地跑到大街上，脫得只剩內衣後在快車道上狂奔，那個時候，趙啟悅的父親只好抱著一張毯子，和幾個相熟的鄰居一起在街上追逐趙啟悅，追到之後用毯子把她的身體包起來，再把她強行帶回家去。

人們紛紛躲著趙啟悅，背地裡議論她是不是精神出了問題，趙啟悅的父親一直向其他人道歉，然後解釋說女兒只是有些事想不開，很快就會好的。

10個月以後，趙啟悅因無故打砸一輛計程車，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派出所協調二院保衛處和趙啟悅的父親把她送去省會做了精神鑒定，得到的結果是，間歇性精神病。

拿到鑒定結果時，趙啟悅的父親幾乎當場昏厥過去，在當地住了半個月的院。

「他可能接受不了現實——找了女兒好幾年，傾盡家產，妻子也在路上死了，好不容易女兒回來了，卻成了精神病人。」同事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依然唏噓。

2005年底，派出所按照鑒定結果為趙啟悅建立了精神病人檔案，她正式成為公安機關重點管轄的特殊人口，直到現在。

「趙啟悅什麼時間開始被叫『紅姐』的？」我問同事。

「2008年左右吧，從她領回一個乞丐來開始。」同事說。

2008年5月，趙啟悅去了一趟河南，走時一個人，回來時卻帶回了一個男的。

男人是個聾啞人，和趙啟悅差不多年紀，據說是一名乞丐，此前一直在鄭州火車站附近乞討，趙啟悅在火車站結識了他，讓他跟自己回了家。

不久之後，趙啟悅開始一身空姐打扮在夜市唱歌，而那個聾啞人則跟在她的身後，穿著一身廉價紅色空哥西裝，白襯衫，紅領帶，認真地幫趙啟悅拉著音箱。

夜市上的人們開始把趙啟悅稱作「紅姐」，那個拖音箱的乞丐則被成為「紅姐夫」。

不唱歌的時候，紅姐也會和紅姐夫一起在街上招搖過市。

愛女心切的趙啟悅父親默認了兩人的關係，以為女兒會就此和這個聾啞人過下去，但這樣的日子只過了半年。

2008年底的一天晚上，紅姐將紅姐夫的行李鋪蓋扔到了街上，把他趕出了家門，沒人知道是因為什麼。

紅姐夫從此不知所蹤，又過了幾個月，紅姐身邊拖音箱的人變成了本地另外一名精神病人小豪。

小豪那時只有20出頭，先天性智商低下，父母早年間離婚，小豪由父親撫養，後來父親患肝病去世，小豪成了「脫管人員」，每日在街上浪蕩。

紅姐不知怎麼和小豪混到了一起，同樣的紅色的廉價空哥西裝，也穿到了小豪身上。

後來，紅姐將小豪領回家中同居，趙啟悅的父親雖然堅決不同意兩人在一起，但他已經做不了女兒的主，在幾次爭吵過後，趙啟悅的父親無奈地搬出了自己家，去臨近社區當了一名租房戶。

紅姐同樣和小豪在街上出雙入對，兩人共同生活了幾個月後，小豪也被紅姐趕出了家門。

後來人們沒事尋小豪的開心，說是紅姐「拯救」了他，不然他這輩子也嘗不到女人的滋味。

有人問小豪，紅姐為何甩了他，小豪嘟嘟囔囔著說紅姐是「精神病」，自己只是「精神有些問題」，兩人「不合適」。

周圍人發出鬨笑，又逗小豪說你不是精神病，紅姐當初怎麼看上你？小豪說自己「身體好」。

不過，很久之後，有人再拿被紅姐甩的事情跟小豪開玩笑時，小豪卻說了一句：「她個精神病、瘋子，她想『弄人』哩，我害怕……」

小豪之後，紅姐又換了很多任「男朋友」，這些「男朋友」的來源千奇百怪，有像「紅姐夫」那樣被她從外地「撿」來的流浪人員，有像小豪一樣精神「不清白」的人，還有一些不知道從何而來的男人。

那些人在她身邊的時間長則一年，短則十幾天，開始時，人們還會像發現一個大新聞一樣神秘兮兮的傳說「紅姐又換男人了」，後來，人們可能見怪不怪，慢慢便不再關注紅姐的私生活問題了。

趙啟悅作為我的社區管理重點人員，始終與我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

按照要求，我每月需要上門查看精神病人在位情況，趕上大的節慶日或各級重要會議召開前夕，我要聯繫精神病人的監護人囑咐各種事宜。趙啟悅的監護人是她年過七十的老父親，但他只像個「擺設」，年老體衰，根本無力看護趙啟悅。

我只能跟趙啟悅直接接觸，雖然她的精神病只是「間歇性」的，但我幾乎從沒見到過正常時的她。她好像總在警察面前犯病。

我曾就趙啟悅的病情向精神病院的醫生討教過，看她是否有治癒的可能。醫生看過她的鑒定報告書之後搖著頭說，她的精神病是終身病，只能控制，無法根治。

在我擔任社區民警的幾年中，趙啟悅始終我行我素——四處遊盪、夜市唱歌、跟人打架、換男朋友。她沒出犯大事，但也沒斷過小事，我送她去過四次精神病院，但幾個月後治療結束，她還會回到我的轄區。

2016年的一天，同事傳給我一個視頻，點開後，是紅姐參加節目的錄像。紅姐流浪時，會作為群演參加一些影視作品的拍攝，也參加過一些選秀節目的海選。

她戴著大檐帽和墨鏡，身著誇張的亮片服裝，還未開口，評委已經笑了。紅姐不以為意，自顧自地說自己演過幾十部電影，是個演員，想跟某大牌影星搭戲，「在一次見面會上，他非常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她帶來的表演是肚皮舞，動作十分怪異，後台主持人對著攝像機問：「這是肚皮舞嗎？」

舞蹈完畢，紅姐說這次來就是想找個老公，她的擇偶標準是年齡24，身高180。一邊說著，她右手上揚，擺了個舞蹈的姿勢。

回到後台，女人又說：「年齡不是問題，身高不是問題，愛不愛我才是重要的。」緊接著，她報出自己的手機號碼，卻被節目組屏蔽了信息。最後，她微笑著手持長綢，對著攝影機轉了好幾圈。

視頻才播放完，我就收到同事發來的消息：看完了嗎？這傢伙最近可能出事兒了。

同事告訴我，當年唯一免於死刑的楊展死於一場車禍，肇事司機與趙啟悅有過一段瓜葛。

肇事司機叫劉釗，51歲，幼年頭部被燙傷，傷痕從後脖頸延伸到右眼角，大約是一個成年男子手掌大小的傷疤，上面稀稀疏疏，幾乎不見毛髮。

他早年來本市跑中短途運輸，一直未婚——他是當時與趙啟悅同居的男人。

如此巧合的事情，很難不讓人懷疑，警方甚至專門就此訊問過劉釗。但劉釗一口咬定自己並不認識楊展，更不會刻意製造這起交通事故。

劉釗說自己和趙啟悅在一起，純粹是因為獨身久了，「就想找個女人」。

案發之後，交警部門對劉釗進行了反覆訊問，市局刑偵部門也派人參與了訊問。此外，由於死者楊展與趙啟悅的關係特殊，派出所方面也要求我對趙啟悅進行審查。

我在審查趙啟悅的過程中，她依舊保持以前那種時而正常，時而瘋傻的狀態，當聽我告訴他楊展死亡的消息時，她並沒有表現出更多的心情。

儘管辦案人員一直都在懷疑這起交通事故的性質，但卻始終找不出劉釗蓄意撞死楊展的證據，最後，法制部門研究之後，提出對趙啟悅再度進行精神病鑒定。

但鑒定結果依舊是「間歇性精神病」。

最終，交警部門對那起交通事故進行了認定，由於楊展是酒後駕駛，也沒有監控證明劉釗超速，雙方負同等責任。

肇事司機劉釗不構成交通肇事罪，只承擔死者楊展的民事賠償責任。

紅姐依舊在夜市唱歌，但夜市裡的食客們卻沒有人再招惹她。

坊間開始流傳有關紅姐假裝精神病報仇，與「男朋友」合謀殺死楊展的小道消息，有時傳到我這裡，我會叫住那些敘述傳言的人，問他們有沒有證據，如果有證據，請向公安機關提供。

但所有人都笑著搖搖頭，對我說「都是聽來的嘛，那有啥證據！」我只好擺擺手，告訴他不要再去瞎傳這種事情。

但我心裡卻一直有個解不開的結，因為同事之前跟我講述紅姐的往事時，曾經提到，她曾經的「男朋友」小豪說過，紅姐是「精神病」，讓他「弄人」。

楊展死後，我和同事曾找到小豪，問他當年紅姐讓他「弄人」的事情，小豪卻說時間那麼久了，他早就忘了。我又找過其他跟紅姐有過交集的人，但他們的答案也基本和小豪一樣。

2016年8月，我調離了原單位，紅姐和其他精神病人一起被移交給新的社區民警管控，之後我去外地，沒有再跟紅姐打交道，但聽同事說她又換了「男朋友」，依舊在夜市上唱歌。

2017年11月的一天，我回老單位辦事，晚上和朋友在夜市宵夜，正喝著酒，紅姐拖著音箱來到我的桌前，把歌單給我，用麥克風問我點不點歌。

她依然穿著過去那件紅外套，身邊卻沒跟著別的男人。

我擺擺手，示意她離開。紅姐不滿地看了我一眼，轉身便走。我突然想起了什麼，又把她叫了回來。

紅姐以為我改變了主意，轉回到我身旁，我示意她別用麥克風講話，有件事要問她。她把拿著麥克風的手背到身後，問我什麼事。

「你真的有精神病嗎？」我笑著問她。

「你他媽的才有精神病，你個神經病！」她罵了我一句，轉身要走。

「你還記得我嗎？」我沒有生氣，繼續問紅姐。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搖頭說不認識，但我總覺得從她的眼神中，她應該認出了我。

「人家都不認識你，看來你之前的社區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啊！」同桌的朋友跟我開玩笑道。我沒有理他，繼續對趙啟悅說，我認識你，趙啟悅，還知道你以前當過醫生。

「神經病！」紅姐生氣了，轉身拖著箱子離開了。

「能告訴我以前你是治什麼病的醫生嗎？」我沖著她的紅色背影喊道。她沒有理我，彷彿是沒有聽見。

後來，和同事聊起紅姐時，同事說紅姐不見了，好像就從那次我在夜市跟她說話之後。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插圖：李萬欣

這個故事，來自「天才捕手計劃」公眾號。

這個系列裡，還有幾個故事，都讓我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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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大哥是國內唯一「打裸小隊」成員。他像個另類超人一樣，一年拯救了50多個姑娘——她們都曾用裸照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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