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從中國古代智囊演變看當代智庫建設

智囊，本意指足智多謀的人。在中國古代，智囊又稱為謀士、策士、門客、軍師，他們為軍國大事建言獻策，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了解古代智囊，對當代智庫建設與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逐步制度化的古代智囊

中國古代的智囊有三種內涵，分別指有謀略的個人、智囊團體、智囊制度。

一是有謀略的個人。秦惠王作為秦國第一位君王，創立了不朽功業，為秦統一打下堅實基礎。《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記載：「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這是「智囊」一詞第一次出現。樗里子是秦惠王異母弟，其人足智多謀，在秦惠王身邊積極進言。秦惠王的成功與樗里子不無關係。桓范是三國時期曹魏大臣、文學家、畫家，魏明帝時曾擔任過多種重要職務，正始年間任大司農，為曹爽出謀劃策。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後，桓范力勸曹爽帶魏帝曹芳到許昌，以皇帝為號召，集結全國各方力量與司馬懿對抗，但曹爽沒有聽取桓范的建議，做出了罷官投降的錯誤決定，最終曹爽和桓范都被司馬懿殺害。桓范頗有計謀，被司馬懿稱作「智囊」，但曹爽卻不能明辨。秦惠王和曹爽，一成一敗，重視智囊者成，疏遠智囊者敗。

二是智囊團體。春秋戰國時期的門客集團、三國鼎立時期的謀士群體和東晉時期的清談之士都是智囊團體。戰國門客集團以戰國四公子（魏無忌、趙勝、黃歇、田文）為代表，他們為了抵制強秦侵略，招賢納士、禮賢下士，為自己的君主出力。三國時期，儘管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等高級智囊，但仍居三國末流，一個原因便是曹操和孫權擁有強大的謀士群體。東晉清談盛行不輟，王導善於清談，他通過清談來向別人滲透自己的政治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他為了鞏固政權所提出的。除王導以外，還有一大批朝廷權貴崇尚清談，使之成為一項社交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東晉政權的穩定是有所助益的。這些智囊團體在政權處於紛爭、戰亂或偏安時期，出謀劃策、用心決策、穩定政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智囊制度。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其實就是智囊制度。監官是代表君主監察各級官吏的官吏，諫官是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勸並使其改正的官吏，監官和諫官並稱台諫，通稱言官。言官主要負責監督和進諫。明代具有中國古代最為完善的言官制度，言官權力廣泛而且重大，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與此同時，明代選拔言官時對他們的政治素養、道德品格、仕途經歷、性格、學問等都有較為嚴格的要求。因此，明代出現了一批直言敢諫、鞠躬盡瘁、盡忠職守的言官，對明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代智庫建設需以古為鑒

古代智囊可以看作當代智庫的雛形，籠統來說，二者是相似的，都發揮了建言獻策的作用，但深究起來，二者又不盡相同。古代智囊和當代智庫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三點。第一，自身性質不同。古代智囊是完全依附於君王的，君王決定他們的地位、前途甚至生死。而當代智庫是指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諮詢研究機構，具有其自身的獨立性。第二，組織形式不同。古代智囊服務對象單一，基本只服務於君王或皇室成員，智囊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須一切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前提。而當代智庫則趨向多元，既有以政府為背景的官方智庫，也有不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間智庫。另外，還有半官方智庫、高校智庫、網路智庫、媒體智庫、社會科學院等各種類型的智庫應運而生。第三，研究領域不同。古代智囊對君王具有很強的依附性，主要為君王服務，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急君王之所急，而君王的燃眉之急通常都是軍事和外交問題，所以古代智囊的研究領域以軍事為主，外交為次，偶有涉及經濟。當代智庫研究範圍更為寬廣，除軍事、外交、經濟以外，還涉及社會、科技、文化、教育、民生等多個領域。

通過對比古代智囊和當代智庫可以看到，當代智庫具有自身性質獨立化、組織形式多元化、研究領域廣泛化等特徵，無疑是比古代智囊更加完善的智慧生產機構，已然在當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儘管如此，探討古代智囊對當代智庫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當代智庫建設必須了解古代智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第一，完善機制。中國古代形成較為完善的智囊制度是在明代以後，明代之前的智囊與其所服務對象之間更傾向於私人交往的關係。沒有完善的制度便會使智囊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當代智庫建設要把完善機製作為一個重點。第二，未雨綢繆。中國古代一般在出現某種問題之後才重視智囊的作用，或者是戰亂，如春秋戰國、三國時期，或者是偏安，如東晉時期。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君王還是智囊都會處於被動地位，也難以獲得穩定的長足發展。因此，當代智庫必須秉持未雨綢繆的原則，分析狀況，提供諮詢，發現風險，進行診斷，規避風險，追蹤調研，反饋信息，預測未來。第三，古為今用。古代智囊雖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仍然有一些令人敬仰的智慧結晶流傳至今，如《戰國策》《長短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三十六計》等，當代智庫學者必定能通過深入研讀這些著作得到啟發，從而增強應對現實問題的能力。

古代智囊一般都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他們既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患意識，也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高尚胸襟，他們出於對國家和百姓的熱愛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的高尚品格和廣闊胸懷不僅值得現代智庫學者借鑒，也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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