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達生：西夏活字印本的發現及其活字印刷技術研究

一、西夏活字印本的發現

20世紀初，在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和寧夏靈武古城就有西夏文獻發現，而且數量很大，內容豐富。上世紀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西夏文獻在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張易鄉遺址、亥母洞遺址、敦煌莫高窟，寧夏青銅峽一〇八塔、賀蘭縣宏佛塔、拜寺溝方塔等處相繼有所發現，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及其附近地區也有新的發現。這些文獻，有世俗的，但以佛經為主；有寫本，但多為印本；而在印本中，當然主要是雕版印本，但同時也發現了十分珍貴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1.寧夏發現的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

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簡稱《本續》)，9冊，計240多頁，約10萬字，是1991年在寧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中出土的(圖一)。白麻紙精印，蝴蝶裝；有封皮、扉頁，封皮上貼有經名標籤；版框縱5厘米，橫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欄，欄框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寬31.6厘米；版心寬1.2厘米，無象鼻、魚尾，上半部為經名簡稱，下半部為頁碼；頁碼文字漢文、夏文都有，還有夏漢合文；經文每半頁10行，每行22字。文字工整秀麗，版面疏朗明快，紙質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優秀版本之一(圖二)。經筆者研究，為西夏後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1993年12月，「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筆者有幸參加，並在會上宣讀了《我國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論文提要。由於此前沒有發現活字印刷品的報道，由於學術界普遍認為木活字為元代王禎所發明，筆者的發言，受到格外重視。在會後所發表的《讓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取得更豐碩的成果——記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中稱，「這一結論如能得到確認，則意味著發現了世界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這意味著宋代就有了木活字。

筆者的論文，與《記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一文，同時在《中國印刷》1994年第2期發表。論文發表後，引起學術界更大的關注。中國歷史博物館俞偉超館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中國印刷技術研究所張樹棟編審，北京大學鄭如斯教授等，對拙文給予很高評價，並積極呼籲有關方面組織鑒定。文化部接受學術界的呼籲，於1996年11月成功地組織了對「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鑒定，確認《本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它對研究中國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藝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一成果，1997年筆者榮獲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印刷行業最高獎「畢昇獎」；1999年，又榮獲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年，《本續》先後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國的文物；又被國家檔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2.甘肅發現的泥活字版印本《維摩詰所說經》

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簡稱《維經》)，存下集四品，總54面，計6400多字，經折裝。1987年5月，發現於甘肅武威市新華鄉纏山村西夏亥母洞中。版框縱28厘米、橫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首頁第二行有西夏仁宗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憞睦懿恭」題款，並有其他西夏時期文物，初步定為仁宗時期印本(圖三)。經孫壽齡先生潛心研究，認為此經為泥活字版印本，並著文在《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發表，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此經為活字印本當無爭議，然而，是木活字還是泥活字，則學界認識很不一致。1998年3月，國家文物局曾組織專家鑒定，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見」，提出「尚需進一步研究」，反映了爭論的激烈程度。受孫壽齡先生委託，筆者在孫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探索，認為經文中諸如「氣眼筆畫」、「變形筆畫」等，都是泥字在陶化過程中產生的現象，再一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會是其他活字。孫先生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在煮飯爐上經過反覆試驗，燒制出三千多個泥活字，並印出《維經》仿本(圖四)，用更為確鑿的事實，進一步證明其為泥活字。拙文在《中國印刷》發表後，當即致函國家文物局有關領導，建議再次組織鑒定，認為這對光大考古成果，活躍學術氣氛，深化版本印刷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3.俄藏西夏文獻中發現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西夏文獻除國內寧夏、北京、甘肅、內蒙古、陝西等省區有關部門有收藏外，在國外英、法、德、日、瑞典等國有關學術團體也有收藏，但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分所收藏數量最多，內容最為豐富。據統計，其中西夏文文獻8090件，漢文文獻488件，還有藏文、回鶻文、波斯文文獻和圖表、版畫等，總計在150000面以上。這些文獻，是俄國探險家柯茲洛夫於1908年、1909年在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西夏黑水城故址)進行考古時，在一座被稱為是「圖書館」的「赫赫有名」的墓塔內發現的。它是繼殷墟甲骨、敦煌遺書之後的又一次重大考古發現。

在這批文獻的整理研究中，也涉及版本印刷問題，並比較早的提出西夏活字印本的問題，但對其真正的認識，卻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最早被認為活字印本的是《維經》，英國人格林斯蒂德於1973年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經》，將《維經》列入第九類(總15類)「西夏時代及其後的活字本」中。日本西夏學者西田龍雄教授獨具慧眼，認為其中所收《維經》「印製粗劣，字體大小不等，應是活字版，而且很可能是泥活字印刷」，但又將其定為「西夏滅亡後所作」。我國西夏學者史金波先生指出，說《維經》「為活字版是正確的」，但說「是西夏滅亡後所作的活字本」，「則是不準確的」。

1981年，俄羅斯學者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在研究黑水城文獻時，發現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為「活字本」，但「未進行足夠深入的發掘。此後，克恰諾夫教授在《三代相照言文集》的題款中發現有「活字」的題款，「並認為西夏時期有活字印刷」史金波先生在整理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獻中，也認為上述兩本為「活字」本，而且還發現《大乘百法明鏡集》為活字本。

(1)《維摩詰所說經》，存5卷，經折裝。據研究，與武威所出《維經》「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體相類，題款相同，具有同樣的形制和特點，無疑它們應是同一種活字印本，確信此經為泥活字版印刷」。

(2)《三代相照言文集》，1冊(總41頁)，蝴蝶裝；首尾俱全，卷末有發願文。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禪宗著作。版框縱24厘米、橫15.5厘米；四界子母欄，欄框高17厘米、寬11.5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內有西夏文頁碼(圖五)。值得注意的是，在發願文中，有「活字新印者陳集金」題款。俄羅斯西夏學家克恰諾夫教授，正是根據這一題款，認為西夏有活字印刷的。

最近發表的聶鴻音研究員《俄藏5130號西夏文佛經題記研究》一文(《中國藏學》2002年第1期)，是對西夏文佛經《聖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現前解莊嚴論明偈》一卷中題記的解讀。題記總14行，其中倒數第三行為「御前疏潤印活字都大勾當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潤印活字都大勾當工院正罔忠敬，光定丙子六年六月日」。聶認為：「疏潤」即「潤文」，是譯經的一個程序；「都大勾」或可譯為「都案頭監」，是「監理某項工作的朝廷命官」。這一題記，在印刷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它比《三代相照言文集》中「活字新印者陳集金」的題記更有價值。據西夏《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出家功德司」是西夏政府中特有的一個佛教管理機構，說明在西夏政府中，有專設的負責活字印刷的官員。這再一次證明在西夏印刷中，活字印刷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以上兩項題款，是我國最早的有關活字印刷的記錄，是西夏、也是我國早期活字印刷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

(3)《大乘百法明鏡集》卷九，經折裝，前殘，卷尾有經名，是一本佛教著作。版框縱28.3厘米，紙幅橫長50.3厘米；每幅4面，殘留10幅，總40面；上下單欄，欄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

(4)《德行集》，1冊，全書26頁，前有序文，首尾俱全。為曹樂道譯自漢文，漢文原著佚名，是論述統治者注重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裝，四周單欄，版框縱20.5厘米、橫13厘米；欄框高17.5厘米、寬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為書名，簡稱「行」字，下段為頁碼，有的為漢字，有的為西夏文(圖六)。從序文和題款，知此書刊印於桓宗天慶年間(1194～1206年)，「印校發起者番大學院學正、學士、節親文高」，也即是具有學正、學士職銜的西夏皇族嵬名(皇姓)文高發起刊印的。

4.敦煌考古中發現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區洞窟的清理中，發現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和文獻，其中有若干西夏文文獻。可喜的是在這批西夏文文獻中，經史金波先生研究，又發現幾種活字印本，多為殘片，可辨明經名者有：

(1)《地藏菩薩本願經》，發現於北區第59、159、464等窟中，計殘紙8頁；經折裝，上下子母欄；每面6行，每行16字。經研究，該經的漢文本為二卷本，而殘頁中有「中卷」字樣，表明其是與漢文本不同的三卷本。另外，在海內外現存的西夏文佛經中沒有此經，此經為海內外孤本。

(2)《諸密咒要語》，發現於北區121窟中，頁面有完整的、有殘破的，總16面；蝴蝶裝，四面雙欄，版心白口，中有漢文或夏文頁碼，每面7行，每行15字。其內容多為密教儀規之類，系藏傳佛教密宗經典殘本。

另外，1983～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城考古發掘所獲得的西夏文文獻中，也有活字印本殘頁，有木活字的、也有泥活字的。這些活字殘頁和敦煌的部分殘頁，因名稱不詳，這裡就不一一介紹。

茲將上述諸種活字印本，列表如下：

二、西夏活字印本的版本特點

由於雕版和活字印刷工藝的不同，與雕版印本相比，活字印本就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在活字印刷中，泥字、木字都是活字，二者在工藝上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因而各種活字印本有共同點，又有各自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反映在墨色、字形和版式諸方面。下面所談活字印本特點，就是在研究上述活字印本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先談其共同點，然後重點談泥字、木字的特點。

1.上述諸印本的共同點

(1)墨色方面：墨色濃淡不勻；紙背墨有深有淺；同一字墨色半深半淺；有活字邊緣印痕。這些現象，反映在上述所有印本中，帶有相當的普遍性。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活字版的平整度難與雕版相比，而有的活字在排版時又難以完全避免置字歪斜所致。儘管雕版印本也不是完全沒有墨色深淺的問題，但比之活字印本要好得多。而一個字著墨半邊多半邊少，或是有邊緣印痕的現象，則是雕版印本中絕對沒有的。另外，個別印本上還有捺印補字現象，特點是其字多有歪斜，與四圍之字，墨色明顯不同。這是因為有的字使用頻率高，在排版時一時難以補刻，而將字位空下，待書頁印好後，再將其字捺印補上的。如在《三代相照言文集》中就有補字情況；在被定為元代的西夏文佛經《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有類似現象，且很典型(圖八)。

(2)字形方面：字形大小不一；筆畫有粗有細；字體有方有長；字體風格不同。雕版印本，每一本書可能有多人寫版、多人刊刻，但具體到每一頁，無論寫版還是刊刻，只能是一人操作，一氣呵成，故而文字大小均勻，風格一致。而活字版則有所不同，每版所用活字，很可能由多人所寫所刻，自然造成每個字大小、字體、筆畫上的不一，風格上的差異。而早期缺少規範，文字不定型，更是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

(3)版式方面：由於蝴蝶裝和經折裝版式不同，兩種裝幀不同的印本其版式特點也有所差別。

蝴蝶裝版式：不設界格行線，沒有象鼻(黑口上下的黑線)、魚尾；欄線四角多不銜接，上下欄線長度多超出左右欄線，間或也有不足者；版心左右行線，與上下欄線多不銜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缺口；字與字間，間距不一；豎看字行不直，或左或右傾斜，橫看字列不正，或上或下擺動；字字獨立，除特設外，絕無相觸、相交的字。

經折裝版式，因其多無左右欄線和版心，則主要反映在上述等項上。

版式上的問題，與排版密切相連：一是欄線、行線由竹片、板條拼排，在其銜接處，難以做到嚴絲合縫，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二是字丁大小不規範，字與字間距有大有小，造成行列不直。而雕版按畫好的版樣雕刻，文字又比較規範，則不存在上述問題。

上述現象，是在造字、排版、擺印等工序過程中形成的，是上述印本比較普遍的現象。另外，有些現象則反映在個別印本上，如頁碼用字或漢或夏，無一定之規；書名簡稱漏排，頁碼錯排；還有漏字、誤字現象等。這在《本續》和《德行集》中都有。又如在《本續》中，還出現了隨意改變版面設計，兩個頁碼用字刻在一個字丁上形成的上下字相交情況，以及倒字現象等。其中倒字、卧字和隨意改變版面設計等，在雕版印本中絕對不會出現；而漏字、誤字、錯碼等，雖在雕版印本中並非絕對沒有，但比之活字本要少得多。

2.泥活字版印本和木活字版印本的區別

張秀民先生在談及版本區分時曾感嘆地說：「至於泥字、木字、銅字印本的區別，則在幾微之間，更為不易。」 錢存訓先生也說：「考究版本是刊刻或活字，如無旁證，不易區別。至於是銅是木，如不在序中說明，則更難辨認。」 二公所言，說明要確切地區分每種印本為何種活字，的確難度很大。應該說，定上述印本為活字印本，還屬比較容易，也被學術界所接受。問題是上述諸印本的活字特點，並不能確定每種印本為何種活字，如前述《維經》是泥字還是木字，學術界便頗有歧見。

但是，泥活字、木活字工藝畢竟不同，在印本上也會反映出來。面對上述8種活字本，經有關專家仔細揣摩，精心研究，終於找到了二者的差別。筆者除研究木活字《本續》外，對泥活字《維經》也下了些功夫。這裡，結合學界研究成果和個人學習心得，將泥活字印本和木活字印本的區分概述如下，供同仁討論。

從印象上看，一般說來，木活字印本文字工整清秀，筆畫流暢，版面疏朗明快，如《本續》《德行集》《諸密咒要語》等；泥活字印本文字則四角圓鈍，筆畫滯拙，版面比較粗疏，如《維經》。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只是相對而言，上述木活字印本也有較差的，而泥活字眼下只有一種，今後也可能發現較好的。但是，如果僅從上述特點來區分兩種活字，顯然是不夠的，不具有說服力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維經》和《本續》的研究中，找到了確定兩種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據，現作重點陳述。

(1)定《維摩詰所說經》為泥活字印本，主要依據有四條。

一是交筆不直。所謂交筆不直，是指有的字橫豎交叉的筆畫不夠連貫，不夠筆直，其中有的字還在交筆處形成一個節。這是由於在泥上刻字時，筆畫交叉處不能一刀貫通，字形結構中的口形、半口形、三角形等只能一刀一刀剔刻，以致造成這些結構變形，交筆處成節，交筆後延伸部分筆畫不直。

二是氣眼筆畫。所謂氣眼筆畫，是指因質不好，在陶化過程中泥字上形成的小氣眼。這種現象，在較粗的筆畫中，用肉眼可以看到。泥質越差，氣眼越多，如用水性印料，則氣眼會看得更為清楚。

三是變形筆畫。所謂變形筆畫，是指有的字筆畫變形，成為片狀。這是由於泥字在陶化過程中溫度過高，在泥字上形成的釉面所(圖七)。這與常見的暈染現象不同，後者模糊一片，但筆畫不會變形。

四是文字斷邊、剝落現象。這是由於泥字質脆，在搬運、排字過程中不經意造成的文字損傷所致。

上述現象的形成，與泥字的泥質、刻字方式和陶化過程相關。這些現象，無論在雕版上，還是木活字、銅活字上，都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一分析，無可辯駁的說明，《維經》只能是泥活字版印本，而不可能是其他活字的印本。

(2)定《本續》為木活字版印本的依據，主要是有隔行「竹片」印痕。

所謂「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在字行間長短不一、斷斷續續、墨色深淺有差的線條(圖八)。這種線條的形成，與木活字的排版工藝有關，是木活字特有的現象。我們知道，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屬活字是否開始，尚無肯定的說法)。按文獻記載，泥活字和木活字的印刷工藝是不大相同的。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所載畢昇泥活字排版工藝是「以一鐵范(按版面大小製成的鐵質版框，用以排字)置鐵板上，乃密布其字，滿鐵范為一板」，無隔行之工序，當然不會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時留下的印痕。與畢昇的泥活字工藝不同，元代王禎《農書·活字印書法》中的木活字排版工藝，則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工序。《本續》頁面上的這些線條，就是隔行「竹片」處理不好稍有突起留下的印痕。這種現象，在近代的鉛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鉛條處理不好，也會在字行間留下印痕。這是定《本續》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據。

著名版本學家魏隱如先生說，明清活字本中的字行間，也有「斷斷續續現象」。這是因為「活字本行格界線亦系拼排，因而也會不平，從而著墨不勻」造成的，並將這種「斷斷續續」的「行格界線」，作為明清活字本依據之一。因此，即使我們解釋有誤，也不會影響《本續》是木活字版印本的結論。需要說明的是，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線條，是完全可以區分開的：一是行格界線印刷不清形成的線條；二是並無界格行線，而是隔行「竹片」處理不當留下的印痕，二者是不可混為一談的。何以證明不是行格界線而是「竹片」痕?我們注意到，「竹片」痕在面積較大的空白處較為突出，而在文字密布的字行間則相對較少。這是因為面積較大的空白處無突起的文字相隔，紙面更容易接觸到處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不是所有面積較大的空白處都有這種印痕的，這說明如果排版得當，隔行之物是不會翹起，也不會留下什麼印痕的。反之，如果是行格界線的話，這種線條在面積較大的空白處只會印得更為清楚，而不會毫無痕迹。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上述泥活字、木活字印本的特點，是早期活字印刷技術不夠完善、不夠規範、不夠成熟的反映，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在晚期任何明清活字印本中絕對找不到的。這也許正是這批活字印本最有價值、最應珍視、最為可貴之處。

三、西夏活字印刷技術初探

研究古代印刷技術，離不開古代文獻，從印本上是看不到印刷過程的。研究西夏印刷，離不開宋代印刷；西夏主體民族党項族，是游牧民族，其印刷技術，當然來自中原。

沈括《夢溪筆談》，王禎《農書·活字印書法》，是宋元時期關於活字印刷技藝流傳至今的僅有的兩種著作，詳盡的記述了這兩種活字印刷有關選材、造字、排板、固板、印刷、拆板的全過程。舉凡活字論著，無不引以為據，我們研究西夏活字印刷技術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的研究，除儘力正確理解古人的記述外，同時也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1.泥活字印刷技術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記載了畢昇的泥活字印刷技術：「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一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其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火就煬之，葯稍熔，則以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只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灰燒之，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通篇文字，簡潔明了，內容翔實，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如無實踐經驗，很難寫得如此具體入微。應該說，後人關於泥活字技術的研究，都是依據這一記述進行的。清道光年間，江蘇揚州人李瑤、安徽涇縣翟金生都用泥活字印過書。近十多年，安徽科技大學張秉倫教授、甘肅武威孫壽嶺先生都研製過泥活字，並取得成功。現將上述記載，並結合今人經驗，將每一步驟推論如下。

(1)原料工具。

原料：膠泥、松脂、蜂蠟、紙灰、紙、墨等。

工具：鐵板(兩套)、鐵范(兩套)、木板、火爐、刷子、印台等。鐵范小於鐵板，是按版面大小製成的長方形版框；鐵板、鐵范加上鐵范內排好的泥字，組成印板。

(2)方法。

煉泥：畢昇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這包括煉泥和制字兩部分。這裡先說煉泥。

泥是刻字的基礎，如無合適的泥，字是刻不出來的。如何煉泥，畢昇法未有明言。胡適、羅振玉皆謂「泥不合印刷」，或膠泥難以做字，而懷疑畢昇泥活字的存在；美國斯文格爾(W.T.Swingle)認為畢昇的活字是金屬做的，所謂膠泥刻字，是作鑄字的范型。透過這些否定泥活字的言論，更可體會到煉泥的重要。

煉泥包括選土和煉泥兩道工序。

張秉倫、孫壽蛉先生，在制泥活字時，都在選土煉泥上下了很大功夫。孫先生對多種膠泥逐一實驗，結果有的一見火就炸；有的很容易釉化黏結；有的膠泥中混合沙粒，難以刻字。最後選定潔凈細膩的塊狀膠泥，通過粉碎、用水浸泡、攪拌澄清、除去沙粒雜質等，再經多次捶打壓揉，直至全無氣泡為止。然後按規格切成泥丁，待乾濕適度後，蘸水在玻璃板上輕輕摩擦，直至每一面光滑為止。

張秉倫先生也是選上好黏土，「篩去石塊等雜物，加水和成泥漿，用布過濾、沉澱，抽去(其)上清液，再以草木灰隔布吸濕，初步風乾後捶熟成坯備用」。實踐證明，「這種泥坯質地相當細膩，黏性很好，便於加工，煅燒過程中無開裂現象」，完全勝任刻字要求。

孫壽嶺先生煉泥法，或許更接近畢昇古法。

制字：包括刻字、燒字兩道工序。

刻字，要求泥料乾濕適度，還要考慮火燒時的收縮率。泥坯過濕過軟，字體筆畫容易變形，泥坯過於過硬，又容易刻壞。張秉倫先生「利用現代制鉛字用的陰文正體條狀銅字模，直接製成陽文反體泥活字」，達到字形「十分規整，除原料外，字體筆劃幾與鉛字無異」。孫先生則無此方便，而是在泥丁寫上西夏文反字，然後直接刻出，成為可以印刷的反體陽字。

燒字，畢昇法是「以草灰燒之，瞬息可成」。張先生是把陰乾的泥字，「放在馬弗爐中加以焙燒」，燒成溫度為600℃。結果「活字無一開裂現象，也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非常脆弱，一觸即破，而是個個堅貞如骨角」 。孫先生則無此優越條件，只能在燒飯爐上燒字，難免有燒壞情況，但費盡周折，還是燒出了可以印刷的泥活字。關鍵是掌握好火候，不使爆裂，又不流釉。他們都沒有用「草灰燒之」。我曾目睹張、孫二先生所制之泥活字，儘管二君方法不盡相同，但所制之字，的確是「個個堅貞如骨角」，能滿足印刷的需要。

如何理解畢昇法中刻的字要「薄如錢唇」，學界意見頗不一致。一說認為錢唇是指泥坯的厚度，理由是這種泥坯，「刻字便利，乾燥迅速，燒制時受熱也易均勻」 。一說，「錢唇者，錢邊兒也」。「薄如錢唇」，只能「是指刻字的筆畫深度。孫先生作了與上述完全不同的解釋，他認為漢字筆畫有簡有繁，有的如「量」、「豪」等字，橫筆重重疊疊，有的如「飜」、「跚」等字，豎筆緊密並排，有的字又有又尖又細的筆鋒，而西夏字更是筆畫繁複，有若符篆。因此，以泥做字，在有限的空間里，是否能將筆畫刻得很細，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按常人想法，泥質很脆，這是很難做到。刻字的筆畫要求有一定深度，這是自不待言的。而「薄如錢唇」，回答的則是如何刻細的何題。畢昇所謂的「錢唇」，是指錢幣的上下邊緣，上邊為上唇，下邊為下唇，極言其細也；是指泥活字的筆畫、筆鋒，可以做到要刻多細就有多細的地步。而這一點，又是孫先生所造的西夏文泥活字所證明了的。筆者也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對這一問題最科學、最恰當的解釋。

擺放：燒好之字，不能亂放，按韻分類，擺放到木格字盤上。「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以紙貼之」，不是將紙貼在字上，而是將「韻頭字」貼在木格板上，以便識別。這與王禎《活字印書法》按監韻刻字，然後依五韻嵌於木盔內，用大字標之的作法基本一致。清乾隆時武英殿金簡所刻木活字，也是如此做的。

排板、固板：「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其字，滿鐵范為一板，持火就煬之。葯稍熔，則以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文中包括排字(滿一范為一板)、固板(持火煬之)兩道工序，其意甚明。而排板「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兩張鐵板，交互排字，可提高功效。

唯「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需作少許解釋：「松脂」，即松香，具有黏合性；「蠟」，指蜂蠟，有難於皂化(即不溶於水)的特性。「松脂」和「蠟」加溫後呈流體，而「紙灰」為鹼性，可中和酸性，更主要的是起保溫和填充的作用。「冒之」，用到此處為覆蓋之意，是指將「葯」平鋪在鐵板上。這三種東西的混合物，被畢昇稱之為「葯」，既可固板，還方便拆板。

還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使泥字和鐵范同時固定在鐵板上，排板時，必須將方形鐵范放在「葯」面上，然後再在鐵范內依次排字。只有這樣，鐵范與泥字，才能通過「持火就煬之」同時固定在鐵板上。

刷印：刷印過程，畢昇法中無文字述及，但可以想見，必經刷墨——覆紙——刷印——揭紙這一過程。

拆板：業內人士都知道，畢昇是先搞木活字的，但因為木字「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黏，不可取」，才搞泥活字的。「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燔」者，燒也，「燔土」者，泥活字也。這句話是針對木活字「兼與葯相黏」，拆板問題解決不了而說的。而泥字則不然，只需將鐵板移到火上烘烤，待鐵板受熱「葯」稍熔化後，用手輕拂之，則字自落，不會黏連不凈。拆下的字，按韻歸類放到相應的字格內，以備下次使用。

裝訂：畢昇法未有明說，但這是一個必有的過程，即分頁、拼頁，然後裝訂成書。

2.木活字印刷技術

元·王禎《農書·活字印書法》：「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版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屑屑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並對「寫韻刻字法」、「鎪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輪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等每一道工序，都做了詳盡的記述。下面，只作簡要概述。

(1)原料工具。

原料：木板、竹片、木屑、紙、墨等。

工具：印盔(板框)、小刀、小細齒鋸、刷子、筐子、轉輪盤等。工具的複雜，表明技術的進步。

轉輪盤被認為是王禎木活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由輪軸座、轉輪架和圓形字盤組成，字盤在轉輪架上可以自由轉動。轉輪盤有兩台，一台其字按監韻排列，一台放置雜字。排板時，排字工坐在兩台轉輪盤之間，做到「以字就人」選字排板，從而減輕了勞動量，提高了工效。

方法：

選料。王法未作專門說明。應與雕版相同，多用梨木、棗木等木質軟硬適中，紋理較為細膩，易於下刀的木材。

寫韻刻字。按王法，先按當時流行的監韻五聲選出要用之字，寫出大小不同規格的字樣，貼在木板上，然後由刊匠(刻字工)刻字。每字之間留下間隔，以便鋸開。

鎪字修字。刻好之字，用細齒小鋸將木板上的字鋸成單字；再用小刀修理整齊，使之大小、高低一致，符合準則。

作盔嵌字。將刻好之字，按監韻分為不同門類，置於木盔(木盤)內，擺放在轉輪盤上，以備使用。

撿字排板。先按書面大小，做成四周有圍欄的板框，然後排字工將從轉輪字盤中撿出之字，「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並用木屑屑之，使之「字皆不動」。

刷印。沿界行在板面上刷墨，然後鋪紙刷印。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刷墨還是刷印，棕刷只能順界行豎直刷之，不能橫刷。

拆板。刷印完後，將字放置原處，以備下次使用。

裝訂。分頁、拼頁，裝訂成書。

以上方法，是十分成熟的方法。西夏或許沒有如此規範、成熟、系統，如有的木字大小不一，有的一個字丁上刻兩個字等。但在大的方面，也只能按此程序操作。又如，是按王法先將字刻在一塊板上，然後再用小刀鎪成單字呢，還是先做好一個個白丁，然後再刻字呢?是將字放在木架上呢，還是也用轉輪盤?這就難說了。

前已述及，宋元兩代的活字印刷，雖有文獻記載，但是迄今為止，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古籍中，尚未發現宋元時期的漢文活字印本；而「明清以來的活字本，約一千種左右(不算叢書本與家譜)」 。而在這1000種活字本中，90%是清代的，明代僅有100餘種，比較典型的如《毛詩·唐鳳山有樞》篇，其中「自」字橫卧(橫排)；《鶴林玉露》，其中「馳」字倒置(倒排)等。而泥活字，明代則未見一本，清代是晚到道光時才出現的，現在能見到的僅有蘇州儒生李瑤印的《南疆譯史勘本》《校補金石例四種》等；安徽涇縣秀才翟金生印的《泥板試印初編》《水東翟氏宗譜》等，真是鳳毛麟角，十分難得。上述西夏活字印本，是現存世界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實物，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是十分珍貴的文物，也為早期版本和活字印刷技術的研究，提供了直觀的實物資料。

被譽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它發明影響了整個人類文明進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英國著名科學家、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說：「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物的力量和影響，都彷彿無過於(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與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是印刷技術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我國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個世紀。畢昇發明泥活字，是在1041年～1048年之間，有趣的是，400年之後的1440年～1448年之間，德國的約翰·谷登堡發明了鉛活字。西方的活字印刷技術是在我國活字印刷技術的影響下發明的。作為我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傑出貢獻，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國人民永不落的光輝。西夏活字印本的發現和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國印刷文化的一個側面，它對弘揚華夏文化，樹立民族自信心，振奮民族精神，必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965年，浙江溫州發現的《觀無量壽佛經》殘片，是泥活字所印，還是雕版印本，學術界爭論激烈，迄今未有結果。筆者認為，該殘片是用組字法創作的佛祖版畫殘片，詳見拙文《揭開〈觀經〉殘頁之迷》，台灣《印刷科技》第16卷第4期(2000年6月)。

牛達生：《西夏刻書印刷事業概述》，《寧夏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本文對西夏印刷品的發現，有較為詳細的記述。

兩次獲獎情況，分別見：1.新華社銀川(1996年)11月14日電：《木活字印刷術發明年代提前一百年》，《中國文物報》《光明日報》等海內外媒體多有報道；2.子牛《西夏木活字研究有新進展，牛達生又獲文化部成果獎》，《中國印刷》1999年11期，《中國文化報》《寧夏日報》等也有報道。

牛達生：《西夏文泥活字版印本〈維摩詰所說經〉及其學術價值》，《中國印刷》2000年12期。

史金波、雅森·吾爾守(維族)：《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其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8，第41，第49等頁。

聶鴻音：《西夏活字研究評述》，《民族研究動態》199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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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訪問過孫壽齡先生，並詳細聽了孫的介紹，參見庄電一《讓歷史再現的人》，《人物》2001年12期，第62～65頁；尹鐵虎《武威孫壽嶺與西夏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中國印刷》200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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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1984年，第103頁。

?張秀民：《中國活字印刷簡史》，轉引自《活字印刷源流》第51頁，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年。現存活字本數量，錢存訓稱：「現在知見的木活字本不下二千多種……而以家譜最多，僅北京圖書館即收近千種，其中印於代的約五百種。」與張秀民先生估計數字大體一致。文見《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中國歷代活字本簡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62頁。

本文出自：《歷史深處的民族科技之光：第六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暨西夏科技史國際會議文集》，122-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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