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折大明朝遠航風帆的「禁海令」

上個世紀末，葡萄牙為紀念達·伽馬橫渡印度洋500周年，向聯合國申請將1998年定為「國際海洋年」。聯合國秘書長大筆一揮批了，還確立了一個很好的主題：「海洋——人類的共同遺產」。

1998年7月，作為「國際海洋年」的一項重要活動，中國學術界在江蘇太倉即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召開有關航海家鄭和的研討會。大陸、香港、台灣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幾乎所有發言都不約而同替鄭和鳴不平。從1405年開始的鄭和下西洋，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87年、達·伽馬橫渡印度洋93年、麥哲倫環球航行114年。鄭和率領的200多艘各類船隻及近3萬人組成的編隊，先後7次往返西洋，時間跨度長達28年之久，這些都是歐洲那幾位航海家望塵莫及的。人們一致發出疑問，享受「國際海洋年」殊榮的，為何不是鄭和而是達·伽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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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些專家、學者也從歐洲《馬可·波羅遊記》之熱，很快想到了中國汪大淵《島夷志略》的冷。這位元朝時候中國的旅遊家，曾附舶浮海到西洋，在書中也生動記述沿途國家的親歷親聞，其中描述的異國風情和新奇物產同樣引人入勝。然而，這本書在國內卻被束之高閣，絲毫沒有煥發出我們民族乘桴浮於海的激情。就是鄭和本人，雖然被公認為世界級的大航海家，所開創的和平友好的遠航之旅也備受世人稱讚。而就其對世界的影響而言，竟是曇花一現，只能用「船過水無痕」來描述。上個世紀末，有位美國女作家為寫鄭和下西洋，曾赴東非一些國家追訪大明船隊的遺蹤。她竭盡全力調動東非人對那次聲勢浩大的遠洋航行的記憶，最終得到的只是從他們老祖宗那裡流傳下來的一聲嘆息：曾有一支浩浩蕩蕩的中國船隊，像一片雲鋪天蓋地而來，又像一片雲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湖北女記者范春歌也曾重訪鄭和的西洋之路，沿途得到的印象亦是鄭和的影響遠不如歐洲那幾位航海大家。這位女記者稍稍感到振奮的，是在東非有鄭和船隊失散的船員在那兒繁衍了後裔，其中還有一個女孩兒願意來中國認祖歸宗。此外，在印度海邊見到了大約是當年大明船隊留傳下來的中國式漁網，還有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地紀念鄭和的幾座廟宇，幾塊石碑，幾眼古井……

歷史本來很公平，曾經將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機遇給了中國，中國卻撒手放棄了這個機遇。何以如此？尋根究底，最直接的責任者乃是小農出身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犯了小農經濟無法逾越的過失。他的一紙管了好幾百年的「禁海令」，與中國業已呈現出來的「向海而興」的軌跡背道而馳，因此也導致了與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背道而馳。

朱元璋年輕時勞苦奔波在淮西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放過牛，打過短工，當過四處乞討的遊方和尚，按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是個赤貧之民。他發跡之後不忘本，重視百姓溫飽，注重興修水利，獎勵農桑，並感念「四民之業，莫勞於農」，實行輕徭薄賦，在各地設立預備倉，積穀防農飢。這些惠農之舉應當說都不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代的農業經濟。但他由此走向極端，重農而抑商，甚至規定農民可以穿絲綢，商人只能著粗布，刻意壓制和打擊那個「捨本逐末」的群體。據說，有個賣藥材的小販不慎抓錯葯致一病人死於非命，朱元璋抓來這人親自審問，竟強逼其吞下一種毒藥，帶著陰冷的微笑察看其臨死前的痛苦掙扎，以發泄對從商者的蔑視和仇視。

朱元璋還認為中國地大物博財富取之不盡，告誡子孫休要眼睛向外盯著那些「蕞爾小國」的土地和財富，這自然包含了中華民族從來不願侵略別國的美德。但由此形成了鎖國心態，以為一切可以無求於人，輕視發展海外交往，拒絕互通有無。當然，偌大一個中國，那時只需養活4000餘萬人口，資源富富有餘，似乎也無法讓其產生向海外發展的內在衝動。嚴格說來，朱元璋當了皇帝還是個農民，他一心嚮往的農耕經濟與海洋貿易格格不入。而他作為封建專制帝王，更不容許商品經濟攪亂其所要維護的士、農、工、商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禁商禁海在他再天經地義不過了。

而朱元璋強令禁海的直接原因，是當時沿海地區出現的倭亂。元末明初，中華大地烽煙四起，來自倭奴國(今日本)的盜寇趁火打劫，肆虐山東、浙江沿海一帶。被朱元璋打敗的張士誠、方國珍殘部逃至海上，也紛紛與倭寇合流，海亂有增無減。朱元璋曾主動派出使臣與日本修復元朝時候已經斷絕的關係，重新開通日本「薄來」中國「厚往」的朝貢貿易，以求平息海亂。不想節外生枝，發生了宰相胡惟庸陰謀篡權的大案，從中查出日本國王暗中援助奸臣欲取朱皇帝的性命。洪武爺因此龍顏大怒，不但堅決斷絕與日本的一切關係，還嚴厲實行海禁，海盜、海商「眉毛鬍子一把抓」，以為這樣就能杜絕海亂。

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四年( 1371年)，朱元璋正式頒布禁海詔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後，每隔兩三年頒一次詔，「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通外番」，「申禁海外互市」，還撤了閩、浙、粵等地接待外商的市舶司。他還雷厲風行，每出一詔，立即派遣身邊重臣沿海巡視，查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這麼著，還是難以避免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乾脆將下海捕魚也列入禁止範圍。信國公湯和曾奉旨「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如此禁來禁去，最終禁到造船這個根本上，先是禁造能夠離岸較遠的三桅船，隨後船越禁越小，終至「片板不許入海」。

這些現在看來實在有些冒傻氣的行為，如果僅朱元璋本人一時性起也就罷了。不幸的是，他以開國之君的威權，將其寫進「祖訓」，提升為既定國策，並且納入「大明律」，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嚴厲告誡子孫：「有違祖制者，一律以奸臣論處。」由此，海禁便一直貫穿於大明朝200餘年的歷史長河，從接替他的朱允炆到弔死煤山的朱由檢前後15個皇帝，一個個只有時松時緊的區別，卻無一人敢說半個「不」字。其中，如朱棣這般具有雄圖大略的繼位者，縱有廢止海禁之心，亦無違抗祖制之膽。《明實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鄉民帶了幾件氈衫進京師，被錦衣衛認定乃違禁「番貨」，立刻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打入死囚牢中。朱棣覺得太過離譜，親自出面為之辯解，這才保全了鄉民一條小命。到了明朝中後期，老朱家接連出了幾個不肖子孫，根本無心過問朝政，自然也懶得過問祖制，使海禁有所鬆弛。然而放任不管帶來的混亂，並不比嚴厲禁海造成的蕭條好多少。當歐洲國家走向海洋的滾滾浪潮席捲全球的時候，中國終明一朝的海洋政策陷入了一放就亂、一禁就死的惡性循環圈，想要不落在世界後面也不可能了。

回到鄭和下西洋的題目。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後，目睹其老爹禁海已嚴重損害大明朝在海外的威望，一些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國家都敢扣押、攔截往來中國的使者和物資，毅然決定派出龐大船隊重新恢復海上秩序，按他的說法是「耀兵異域，示天下富強」。難得的是，他還選擇了鄭和這麼一個出類拔萃的航海人才，其七下西洋整體實力的展現遠在哥倫布們之上，口碑也比那幾位爺好多了。但是，因為這一壯舉始終籠罩在朱元璋禁海的陰影中，脖子上總架著一把「違反祖制」的刀子，顯然沒有多少底氣。一幫專以維護「祖制」為天職的大臣，總是爭著搶著跳出來阻攔和反對，彈劾鄭和及罷西洋遠航的奏摺從來就沒有斷過。而朱棣本人儘管積極推動海外交往，是鄭和下西洋的發動者、組織者和支持者，還替鄭和擋過不少明槍暗箭，但他也只是隱約意識到了航海與維護大明天朝的安全和尊嚴有某種微妙的關係，腦子裡根深蒂固的仍是歷代封建帝王嚮往的「萬國來朝」的虛榮，並未真正弄懂海洋於國於民究竟有多重要，骨子裡也就缺乏那樣一股將航海大業堅持下去的韌勁兒。有一年，因海上風浪掀翻了一些運糧船，他馬上頒旨將唐、宋、元逐步發展起來的海運改為漕運，因為要大批建造漕船，還不顧鄭和下西洋迫切需要補充艦船，飭令南京幾家船廠停造、停修遠洋海船。遷都北京那年，因一場大火燒了皇宮三大正殿，他以為老天爺不高興了，用這把火向其「示警」，在一些大臣的慫恿下，連忙「下罪己詔」，宣布「暫停西洋之行」，以此表達「知過必改」的誠意。

鄭和雖然小心翼翼，遠航西洋還是不斷衝撞著大明朝廷的「祖制」。最突出的是西洋盛行的商貿之風隨船隊帶回國內，勢必激發民間進行海上貿易的慾望。大明船員到了商貿發達的印度洋沿岸及阿拉伯半島，看到有專門的市儈牙人在買主和賣主之間穿針引線，感到非常新鮮。同時發現有的國度商人名為「哲地」社會地位最高，庄稼人被稱為「木瓜」地位卑賤，很明顯重商輕農，與中國情形恰好相反。特別是目睹中國貨物所到之處都能賣出好價錢，西洋物產帶回中國也奇貨可居，無不心裡痒痒，悄悄夾帶著做生意，獲利都在數倍或數十倍之上。這些都大大刺激了國內航海貿易的熱情，以致有種田人棄農經商，讀書人棄書從商。西洋商人也聞風而至，不少還深入中國內地直接找官辦的絲綢織造和瓷窯躉貨，攪亂了中國社會原有的一潭平靜之水，市井人物開始躥紅，暴富的商人還時不時睥睨土財主和窮秀才，士農工商等級森然出現了被打亂的苗頭。這不能不觸動朝野上下封建衛道士的神經，一個個呼天搶地：「天下危矣！」

鄭和下西洋還有一個致命弱點，資金出多進少，入不敷出。航海既是一項勇敢者的事業，也是一個嘩啦啦砸銀子的過程，需要有無比巨大的經濟實力做支撐。而鄭和所進行的朝貢貿易，按照歷朝歷代的傳統，堅持他國「薄來」、中國「厚往」。這雖然體現了中華民族熱心扶助弱小的美德，也在一定意義上培育了國家的軟實力，如印度境內的柯支國，就曾感嘆「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但根本不計投入產出，總做賠本買賣，一而再、再而三由國庫填補遠航的無底洞，這本身就註定了它的難以為繼。再加上明成祖「欲示中國富強」，不但自己的使團出去大把往外送銀子，外國使團來中國還要大把花銀子招待，賞賜也格外「大方」。一些海外國家覺得有利可圖，前來中國拜訪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人數也越來越多，動輒數百人，甚至上千人，以致招待費成了國庫的一項巨大開支，沿途府縣也不堪接待重負。禮部一次呈上「蠻夷徠賞條例」，因過寬過濫，為朝臣所詬病，朱棣只把手一揮，「雖加厚不為過也」。

如此一來，儘管鄭和惦著遠航能永遠持續下去，還不惜費時費力繪製航海圖，以待後繼者。朱棣剛去世，群臣立即將下西洋列為「弊政」，發動猛烈攻擊。繼承皇位的朱高熾秉性保守，斷然宣布「永罷遠洋航行」，包括修造遠洋海船、買辦遠航一應物件「悉皆停止」，多年建立起來的確保遠洋航行環環相扣的組織管理系統也解散了。朱棣的孫子朱瞻基尚有一絲乃祖遺風，即位之後，發覺海外交往太過冷清並非國家之福，又命鄭和重整旗鼓下西洋。鄭和死於此行的歸途，葬身印度洋，那位明宣宗也跟著駕鶴歸西，整個遠洋船隊隨即煙消雲散，花重金建造的「鄭和寶船」也任風雨剝蝕成了一堆引火之物。到了本朝成化年間，有人偶爾提及永樂時候下西洋的往事，竟引發一些朝廷官員的驚懼，兵部侍郎劉大夏乾脆將鄭和積累的航海資料一把火燒成灰燼。這位副部級高官燒毀國家航海檔案的事，留給今天一個謎，也留給後人無盡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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