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主權說」還是「天皇機關說」：日本對憲法的兩種解釋

文｜蕭西之水

圍繞一體兩面的「天皇」定位，日本相繼出現兩種憲法解釋，即「天皇主權說」與「天皇機關說」。前者偏重於「制度天皇」一面，認為天皇本人就是國家本身，是國家統治權的最高來源，一切國家決策都應依照天皇的意志來實行；後者則偏重「人類天皇」，無論怎麼君權神授，天皇職位對於國家而言都只是一個「機關」（「機構」之意），實際執掌這個機關的人（天皇本人）要遵守日本憲法體系的規定。

在明治時代，由於日本政府持續神化明治天皇，加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推動民族主義情緒暴漲，「天皇主權說」一度成為主流學說。但隨著「光榮」的明治時代結束，社會主義思潮從歐洲逐漸傳入日本，1912年5月，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提出「天皇機關說」，並與主張「天皇主權說」的上杉慎吉展開激烈論戰，引發一場持續數月的論戰。

1912年底，東京帝國大學為美濃部達吉開設憲法課程，報名人數眾多，每堂課都座無虛席。經此一役，「天皇機關說」成了大正時代（1912—1926）憲法的主流解釋，美濃部達吉的著作更成司法考試必讀書目，學說影響極為深遠。直到1935年軍部已經煽動國粹主義輿論，攻擊「天皇機關說」為「民主主義邪說」，以至於美濃部達吉都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的職位，日本政府繼而發布《國體明徵宣言》，宣布日本國體為「君主制」。

但嚴格來說，「天皇機關說」並沒有否定日本「君主國」這個基本理念，只是倡導「國家法人說」的概念。伊藤博文1882年求教於奧地利法學家施泰因時，施泰因提出的學說稱為「國家人格說」，即將國家擬人化；「國家法人說」正是在「國家人格說」的基礎上，將日本國在國際法的地位定為「法人」。既是法人，那麼國家的各大職位，諸如政府各部門、各級法院、各級議會就都是國家的「機關」，天皇也僅應視為國家最高統治機關。

在「天皇主權說」與「天皇機關說」的共同影響下，日本憲法學者清水澄在1919年向東宮學問所（當時為昭和天皇學習的地方）進獻憲法教材《帝國憲法》，先是按照「制度天皇」說法提出「以天皇之親裁為本義乃是憲法之精神」，後又從「人類天皇」角度提出「雖為天皇，然而不能以議會已否決之事為法律」，「若天皇無國務大臣之輔弼就行使大權，不得不按帝國憲法之正文，以無畏之態直陳違法之處」，「法規自然有約束人民之效力，而天皇也應重視其制定之法規。」換言之，昭和天皇最初接受的教育內容中，天皇是「制度天皇」與「人類天皇」的矛盾統一體。

但一旦有了矛盾統一，那麼迴避責任也就容易許多。在國家的實際決策中，天皇大可保持一種「超然」態度，發表一些模糊的意見；回頭追究責任，天皇也可用這種「超然」態度加以迴避，這便也是昭和天皇能夠逃避戰爭責任的內在機理。

隨著「天皇機關說」的出現，日本進入了嶄新的大正時代。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