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拳民：清朝統治者的棄子

基督信仰何時進入中國的至今仍是謎團，史學界可以肯定的是，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唐朝與元朝雖兩次進入幾無漢人信教，在改朝換代後，基督信仰也就在中國文化中消失。在明清交替之際，基督信仰再次進入中國，這次，中國化了的天主教使得基督信仰得以紮根於此。 但在大航海的背景下，殖民主義風潮漸起，歐洲中心論逐漸取得優勢。自此沒有神學家考慮過中國教徒自身的感受和態度，為了使教會沒有任何污垢和缺陷，保持神聖和純潔，天主教的中心——羅馬教廷與中國信徒就是否遵守「利瑪竇規矩」展開了一場長達近百年的利益之爭，最後由雍正禁止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而結束。 天主教在禁絕百餘年後，和基督教藉由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一起進入中國，並在西方軍事力量的保護下大量進入中國且遍及各省。 儘管有大量品性高潔之士，但強勢的教會並不尊重中國信仰，即便是利瑪竇，其目的也是為了改造中國，這種強勢救世心態已經讓中國民眾很難從心理上接受。 天主教與基督教在文化上與中國文化差異甚大，教堂的環境和教方詭異反常的行為方式，也容易引發人們的種種猜疑和想像。何況一個宣揚愛人如己的宗教，卻倚恃「治外法權」的庇護走向了它的反面。 外交教士中固然也有存粹為了傳教的，但霸佔田產、包攬詞訟、逞凶慘殺、勒索賠款者也有不少。

英國中國教會史專家鮑勃·懷特（Bob White）就尖銳的批評他們「一切傳教士都從鴉片戰爭和隨著中國的失敗而簽訂的諸條約和法令中，獲得了利益和好處。」 第一位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也驚訝於有的傳教士竟然參與販賣鴉片，掠奪地產，借教肆虐。而教民則「以入教為護符，嘗聞作姦犯科，訛詐鄉愚，欺凌孤弱」。

而清廷因治外法權對他們毫無辦法。治外法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概念，其內涵是指「外交豁免權」，即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管轄，一旦與中國人發生糾紛，他們只受本國領事處理，是為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林語堂曾提到，「在治外法權之下，不但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眾發生衝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壓當地民眾。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俱於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 當特權遮蔽了公義，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時候，非教徒當然對此表示憤怒，「百姓怨毒日深，引起公憤」，極其仇視西人和中國信徒。 再加上法國於1862年免除了中國信徒為異教徒的節日與慶典的賦稅，加重了非基督徒的負擔。種種原因疊加足以不斷引起教案，據中國官方統計，「從1840年至19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教案』400餘起。」 1870年，在義和團運動30年前，天津教案直接導致20名外國人死亡（其中法國13人、俄國3人、比利時2人、義大利和愛爾蘭各1人），此事震驚中外，可謂案情特別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有史家評「半個世紀的種族嫌惡，十年來的民族怨恨」爆發而出。

也有人指出，解除教徒的特權是全民的訴求，這就是清末教案頻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無論是清廷統治者還是殖民者都沒有重視這場教案釋放出的信息，最終，這些仇恨掀起了一場席捲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大約有200多名傳教士、3萬餘信徒被殺害，這其中絕大部分是天主教徒。 清廷在如何對待義和團問題上搖擺不定，當1900年6月進入京津地區的義和團民在瀕於失控的狀態下，清廷在剿撫之間不斷發生激烈的爭論。被謠傳為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詔書，實際上更像是有「內部動員令」的上諭顯示出清廷一度有與列強一戰的決心。 但八國聯軍真的在夏秋之交攻打京津後，慈禧太后卻帶領光緒皇帝倉皇西逃而去，那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義和團拳民慘遭聯軍屠戮。1900年9月，清廷頒布諭旨，把國內混亂局勢歸罪於義和團，同八國聯軍一起鎮壓義和團。雖然仍有部分拳民在「掃清滅洋振興中華』口號下繼續戰鬥，但大勢已去。 作為近代最大規模的自發群眾運動，義和團必然存在種種可議之處。不過清廷在此次事件中行徑愚眛，在聯軍勢力前倍受羞辱，一再顯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與無能，清廷雖然將所有罪責歸於義和團，但它的統治也即將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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