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家溇 王安憶
王安憶特別專輯
一個人的思想史（序）
我理解北島編這套專輯的意圖在於，嘗試記錄共同思潮中個體的歷程。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時有跌宕起伏，但就像洪水開閘，直流三千尺，再無迴轉的可能。新時期文學可稱弄潮兒，乘風乘水，且推波助瀾。倏忽間，已將半個世紀。中國社會走入現代，大約從未有過如此久長的時日，從容擴展精神領域。身在其中並不覺得，抬頭看，卻是一驚詫。如我這樣的小說者，是從體驗出發，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為負累，壓抑了感官的自由。所以，我想這大約是專輯的第二個意圖，讓寫作人隱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現足跡，納入歷史的進步。
因循這一解釋，著手選擇文字，同時，也給自己一個機會，檢點以往，總結經驗。
我設計以散文《茹家溇》開篇。那是一九八六年的行旅，去到浙江紹興，拜文友協助，查訪母系祖居。從背景看，正是尋根文學發起，大傢伙紛紛投奔「文學的根」。有的入徑地緣，向山川河流進發；有的倒溯時間，訪問古城古鎮古村。大到宇宙歷史；小至家庭起源，兩頭都是虛空茫然，正合小說竊意。回到《茹家溇》內文，則有著話說從頭的意思。從一九八六往回算，寫作約有七八個年頭，還在情緒的主導下，世事與青春都在平息騷動，漸趨安穩。其實是個迷茫階段，經驗被過度地揮霍，來不及積蓄能量，開發新世界。同時呢，也意味著形勢要有轉折，於是，就讓這一篇起句，比興出下文。
第二部分由三個短文合成，分別於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和二〇〇三，應稿約而成章。《重建象牙塔》是替陳思和的文論集作序，我夠不上了解他的思想，熟悉的是他這個人，我們同齡，同屆，住同一條街，俗話叫做「街坊」，但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新時期文學方才照面，進行《兩個69屆初中生的對話》，算得上以文會友。所寫「序」很可能與他書中文章不貼，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也是借他的題說自己的話，不期然處總有碰頭的地方。《接近世紀初》是因病歇筆一年之後，有換了人間的心情。具體什麼樣的要求想不太起來了，可能是指定的議題，也可能是自定。跨世紀的人，有一種嬗變的焦慮，造物似乎也是有安排，給時間刻度，好范約洪荒，比如竹的節，樹的年輪。所以，就是社會的普遍性暗示，算一個坐標吧。第三篇《英特納雄耐爾》，又要涉及一個人，陳映真。倘若真有思想史這一說，在我，便是貫穿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國大陸迅疾走完資本經濟前期、中期以及後期，從孤立進到全球體系，再又回歸中國國情，他，一個亞洲後發展地區的預言人，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明日黃花，引領著我，走去無可望見的希望。這樣，就來到第三部分，總共五次發言，分散在二十一世紀的十幾個年頭。一個小說者，在文本以外的聲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但也最可能露怯。以虛構為職業的人也許不該在現實中多說話，因為我們常常混淆真偽，「想當然」錯成「所以然」。就像說禪，不能說，不能說，一說就是錯。
第四部分是佔全輯篇幅半數以上，寫作時間比較接近現在，實是多年學習與實踐的感想心得，文學和藝術的觀點，對於思想來說，未免太過具體。可是，我們這樣的人，不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思想的嗎？我們做的活計，堪稱莫須有，好比《紅樓夢》太虛幻境的楹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思想本來應該讓存在更明晰，我們卻相反，讓世界變得模糊，曖昧，搖曳不定，彷彿物體在光影里的邊緣，也許這就是我們的思想史。從這裡說，這部分應是專輯的主體，之前則可作附錄。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於上海
這是一個少年離開家鄉，到杭州創業的故事，故事的來由是這樣的。
我媽媽的奶奶，對我媽媽說：「我要帶你們去柯橋四十里茹家溇，給你們爺爺磕頭。」那時候，我媽媽的父親，早已經把媽媽的爺爺辛苦創下的家業全部敗光，房子抵押給錢莊，得了一些錢，闔家來到上海，在虹口區天香里十三號租了一幢房子。在那裡，我的外婆生下了我的媽媽。在我媽媽三歲那一年，我的外婆死了，我的外公跑了，是我媽媽的奶奶把我媽媽帶大的。媽媽的奶奶對我媽媽說：要到柯橋四十里茹家溇去，給你爺爺磕頭。在媽媽的爺爺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帶了一串草鞋，兩吊大錢，乘了一隻烏篷船，從茹家溇里出來，去到杭州，先是做學徒，學生意，後是開了自己的繭行，號為「茹生記」。我媽媽的奶奶死在了紫陽山下一間破陋的小屋，她長年食不果腹，卻忽然間得了一支紅參，吃了這支紅參之後就死了。我以為媽媽的奶奶是很想健壯地活下來，直活到我媽媽長大成人的。那一年，我的媽媽大概是十三歲，而我的外公卻浪跡天涯不知去向。據說在我媽媽十八歲的時候，她在上海謀到了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借居在朋友家裡。有一天早晨去上班，在馬路拐角處遇到了我的外公，看起來他在那裡已經站了一時了。外公問媽媽有沒有錢，媽媽抽出夾在書頁里的一張鈔票，是那一個月剛剛領取的薪水。外公接過那張壓得很平整的鈔票，像一具幽靈一般消遁在上海的被污染的晨曦里，從此再也不見了。
我決定要去尋找茹家溇。我腦海里浮現著一個少年掮了一串草鞋，揣了兩吊大錢，坐了一條烏篷船，去了杭州。這個少年是我媽媽的爺爺，我彷彿覺得，這個少年將我的生命，從偏僻的角落，沿著河流，隱秘地捎了出來。我要去找茹家溇了。
我去找茹家溇。找的線索只有我太外婆那兩句詩歌一般的囈語，或者是囈語一般的詩歌：
我要帶你們去柯橋四十里茹家溇，給你們爺爺磕頭。
你爺爺一串草鞋，兩吊大錢，坐了一條烏篷船，去了杭州。
還有，就是，我知道，我媽媽的爺爺，名字叫茹繼生。
在一個陰霾滿天，感冒流行的季節里，我去了紹興。到了紹興，我才明白，「茹家樓」是茹家溇，而非原先以為的茹家樓。它並不如我們兩代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個村莊。「溇」在水鄉紹興是斷水河的意思。紹興人指著流到了盡頭的河灣說：「這就是溇。」河水在溇里緩緩地迴流，漂浮著一些綠色的水草，這是一個小雨蒙蒙的天氣。在溇邊上居住著何姓的家族，便叫何家溇，居住著姚姓的家族，則叫姚家溇。在紹興，有成千上萬條河流，便有成千上萬個溇，如同大海里撈針，熱心的紹興人，在柯橋四十里方圓內的灣灣溇溇里，幫我找到了三個茹家溇。
第一個茹家溇是在漓渚區解放鄉的桃園村內，那裡有二百多戶茹姓，所居之處有一個斷頭河，人們有時候也稱去桃園村為「茹家溇裡頭去」。桃園村離柯橋正有四十里。漓渚區歷史上是個蠶繭之鄉，聯想我太外公在杭州城開的是繭行，就格外增添了幾分可能性。
第二個茹家溇在柯橋區柯橋鎮管墅村，只幾戶茹姓。它離柯橋只有四里水路，水路上往昔走的是烏篷船。或許太外婆將柯橋四里說成了柯橋四十里，抑或是媽媽將柯橋四里聽成了柯橋四十里。
第三個茹家溇，是馬山區安城鄉嵩灣村裡的，那裡大約有二十戶茹姓，離柯橋也是四十里。
此外，在鑒湖區亭山鄉鹿湖庄村有一個茹家橋，住了幾戶姓茹的人家。
我們首先去的是漓渚區的茹家溇。早晨八點半從紹興出發，汽車駛出城外，上了泥路。濕漉漉的霧氣蒙蔽了遠遠的會稽山，山間流傳著歷代的衰榮歌哭，千萬座石橋下潺潺的流水，匯成一曲大禹的故事，橋上銘刻著歷朝歷代名人雅士的功德，越王冶鐵鑄劍的鋼藍色的火光已被幾千歲的雪雨熄滅，深謀的足跡也被幾千次枯榮的荒草掩沒；西施與范蠡則是一道永恆的光芒，照耀著激戰與和平的歲月；風在南宋攢宮遺迹上的松柏間蒼茫地穿行，憑弔長眠不醒的六代逃亡的皇帝。幾千年的歲月好比是在彈指灰飛之間，陡然間到了這一個灰濛濛的早晨。我因為感冒到了中期，微微地發著寒熱，打著冷戰。望了車窗外一棵一棵掠過的新綠的樹木，道路非常泥濘，景色也有些荒涼。「那前邊就是桃園村了。」人們告訴我，我努力去回憶那一個乘坐了烏蓬船離鄉背井闖蕩杭州的少年，好叫那故事開頭。水泥船的汽笛高聲鳴叫，馬達發動震耳欲聾，擊散了我的想像。汽車最終沿了漓渚鐵礦的鐵路行駛，農田裡豎著磚窯的高大的煙囪。汽車停在了一片黃土的空地上，空地里堆了石塊與磚瓦，石塊與磚瓦前邊是一幢二層的水泥小樓，樓的後面是一攔荒野的茶山。
村長姓茹，名叫茹清海。他早一天就知道了我的來意，在村裡作了調查。他是不高的身材，卻很結實，黝黑的臉上帶著謙遜忠厚的笑容，眼睛裡卻埋藏著機智的光芒。他將我們一行數人帶進一間會客室，會客室里沿牆放了人造革的沙發，沙發後的牆上有一周獎狀和錦旗。村長泡來了熱茶，散發了香煙和瓜子，煙蒂和瓜子殼很快就撒滿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從門外看出去，越過水泥的陽台圍欄，足一條細細的鐵軌，寂寞地蔓延在泥濘的地上。鐵軌遠遠的那邊，有一個村落，那就是桃園村。村長告訴我們，桃園村是個貧窮的地方，地勢不好，水多時，溝水溢出來淹了田地，水少時，車斷腿也車不進水去。前邊的田畈，俗稱「餓死畈」。所以村裡的人出門去做生意求活路的很多。然而其中是不是有一個名叫茹繼生……他很抱歉地笑著，說他昨日問了一天，也沒有一個人能夠記起來這樣的名姓。他又與我計算了一下歲月，認為這位茹繼生如若活著，應當是一百十歲，而村裡現在最高壽的老人是八十八歲，那便是他的母親，他謙遜而驕傲地笑了一下。過去這裡很窮苦，還流行血吸蟲病，所以人大都活不很長。他又接著說道，除了出去做生意學手藝的，此地大都是吃挑腳的飯。過去沒有公路，蘭亭那邊山上出石灰，就由挑腳挑到這裡的阮江埠頭，由阮江船運出去。
村前的這條河叫阮江。那時候，阮江是很繁榮的，每日有兩隻四人搖的大埠船，與柯橋對頭開來回，此外還有數不清的烏篷船。茹村長領我走到昔日的阮江埠頭，如今早已荒廢，只留下一溜結實的石階。公路修起了，鄉里又有了運輸社，挑腳這行當，漸漸地絕了種。「從前，人們就挑了石灰到這裡，裝上船的。」村長說。河水緩緩地在狹窄的河道里流淌。岸邊泊了幾條廢了的水泥船。「從這裡，往柯橋去，四十里水路。」茹村長站在那一排石階，昔日埠頭的遺迹上，遙遙地指著河水的前方。「阮江河道彎彎曲曲的，很不好走船哩。此地有一句俗話道，『會搖船，阮江河，不會搖船光身拖』。」他怕我不懂，又作了長長的詳盡的解釋，說到「光身拖」的時候，略有幾分難堪，又道：「鄉下人的玩笑話。」
那麼，我想，就是說，有的時候，那個少年須下了船去，將草鞋頂在頭上，牙齒銜著大錢，卷著褲腿，一步一步在淤淺的河道里推了船走。太陽已經落了，夕陽染紅了河水。
「河底的淤泥是很深很深的。」村長說，「那時候，一擔一擔石灰從蘭亭挑到這裡，地都白了。」
挑腳中有一個人，許是那少年的父親，或者祖父？戴著氈帽，唱著挑腳們獨有的號子，從蘭亭走到這裡，卸下沉重的石灰，夯進了泥地，留下一個白色的坑。然後便用粗劣的布巾擦著汗，與船老人說著笑話，詛咒他「不會搖船光身拖」。
「可是，我昨日問了一天，卻沒有人能夠記起來有一個茹繼生。」村長再三地抱歉道。他說桃園村有三百七十戶人家，姓茹的倒有二百戶，佔了百分之六十，小時候，聽他家老人說，他們茹姓人是從嵊縣與諸暨兩個地方遷來的。原先倒有一個茹家祠堂，娶親生子都要進祠堂拜一拜。祠堂里有家譜，家譜是那麼厚厚的一疊，裝在一具破舊的皮箱里。八十五歲的茹阿傲和他八十一歲的兄弟茹吉生卻說並不知道這本家譜，而村長則堅持說確有家譜，曾經有人從他爹爹手裡借去打官司後，又送還來。那時候，他爹爹還在世，他則是個年輕的會計，後來，到了文化革命，那本家譜就燒掉了。倘若沒有燒掉，該有多麼好啊！他對我說。這時候，阿傲公公記起了那一場官司，是關於一塊茶山的，或是關於一片樹林的。他們一起沉浸在回憶中，以純粹的紹興土語熱烈地討論著，互相糾正對方記憶中的偏差，然後才漸漸地靜了下來。後窗外是茶山，茶林上面是墳地，而今墳地平了，卻還有幾個墳冢掩埋在雜草中。我踏著雜草，從一個墳冢走到另一個墳冢，踏出了幾條縱橫的小徑。墓碑上的字早已模糊，墳上布滿了荊棘般刺手的野樹棵。我扶了冰涼的墳頭，在草叢間攀來攀去，心裡暗暗懷了一個妄想，那墳冢許會給予一些隱秘的指點。
老人們尚記得曾有過一個茹繼堂，早已在解放初期謝世。可是，他們很沒有把握地說，這個「繼」字也許並不是一個輩份，因茹繼堂的兄弟中間，沒有一個是以「繼」字聯名，此地人常常以「阿」字代替了輩份，叫阿三，叫阿四，或者叫阿狗，叫阿貓。茹繼堂的孫子，一個五十多歲大眼睛黑臉膛的農民，坐在我面前，眼睛裡充滿了愉快的好奇。他談起了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挑腳，字認識他，他不認識字，而對他的祖父則一無記憶。問他祖輩父輩是否有出去謀事的，他說有一個堂房叔伯現在漓渚鎮上做燒餅。
我們踩了泥地，走進了村莊，走到了茹家溇裡頭，河流在這裡斷了盡頭，合撲了一隻水泥船，船已經長出了青苔。人們好奇地從門裡走出來跟隨我們，那裡有一些是新起的二層的水泥樓房。村長向圍觀的人群解釋道：早年出門謀事的，年紀大了，想回故里看看，就派了小輩來尋根。茹家溇裡頭的泥地已被人踩得稀爛。
我設想那一個少年是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從這裡走出，從那座殘存的草房後面轉出，前面正有一輪太陽，初升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他一步一步走過茹家溇，鴨和鵝在溇里浮水，遠遠的有挑腳的號子傳來。
八十五歲的阿傲公公說他昨晚想了一夜也沒想起有一個去杭州的茹繼生，倒想起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家台門裡（院子里），有一個四十來歲的胖胖的女人，人稱黃婆婆黃婆婆的，她的男人在外面開了一爿店。後來黃婆婆也去了那裡，最後，夫妻倆都死在外面了。那時候，他是六歲或者七歲。我問阿傲公公，是不是記得有大人說過，那婆婆是怎麼死的：死以前的光景又是如何？我想，吃了一支紅參而死，畢竟很不平常。阿傲公公說，不曾有人講起過，而他十二歲那年也離開了茹家溇，去學手藝了，學的是制鍋的手藝。離家出走，就好像是茹家溇裡頭的宿命。
不遠處的茶山上的荒草被風吹得嗖嗖響，曾經有一個夜晚，人們將一個惡霸引到那山上，在樹林子里鑿瞎了他的眼睛。這惡霸是一家兄弟里的老三，這家五兄弟一姐妹被稱為六老虎，勾結土匪，霸佔水源。我想，人們是怎樣引他上山的？是捉了他的心愛的狼狗，還是學了女人的笑聲？黑漆漆的夜晚里，人們用粗糙的布巾紮起了臉，只露出兩隻晶亮的眼睛，手裡握了鐮刀，從他身後一撲而上。這時候，頭一批去蘭亭挑石灰的挑腳們起程了，唱著山野里粗俗的小曲。
然後，終於有一個狀元出場了。
茹家祠堂的前進，是狀元台門。就是說，那是一個二進的院落，前一進是狀元府，後一進是茹家祠堂。茹家溇裡頭出過一個茹狀元，可是後輩們誰也不知道那是哪朝哪代的狀元，只知道漓渚鎮上有他修的一座洞橋，他在茹家溇里修的尼姑庵「謹華庵」，已成了一座變電所，殘存的一間小灶屋裡，住著最後一個尼姑，今年八十六歲，頭髮花白而且稀疏，耳聾，生有嚴重的風濕痛，腿腫得如同兩隻小桶，卻很樂觀，總是笑，笑起來就用手捂著嘴，對了照相機鏡頭說：「難看得很啊！」這謹華庵從前是個做善事的地方，災年裡發賑粥，收殮飄泊者的遺骨。有人很不敬地竊竊笑道，這個茹狀元是個沒出息的狀元，還是一個大麻子。問他們從哪裡聽來的，就說是聽老輩子人講的。
那乘了烏篷船去杭州的少年。他的祖先里，這時候有了一個狀元。
媽媽最年長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曾記得，外婆死的時候，靈堂里點著兩盞大紅燈籠，燈籠上明明晃晃地寫著「狀元及第」四個大字。我想那是在上海虹口天香里十三號的客堂里吧。「天香里」這名字聽起來無疑是一條石窟門的弄堂房屋，那紅彤彤的「狀元及第」大字，映在黑漆大門下深深的天井裡，天井邊上窄窄的一條泥土裡，許還栽著一棵梧桐樹，後弄里有賣長錠的女人悠長地吆喝著走過。身為南潯龐家女兒的外婆，出嫁到茹家時，妝奩足足擺了半條長街，如今，兩盞燈籠照耀著幽冥的陌路，她孤身一人長辭了。
我的大舅還記得，在杭州的時候，他家的積善堂內，高懸著「狀元及第」的匾額，匾上的題字為「茹棻」，這是乾隆四十九年的頭名狀元，曾任為兵部尚書。我曾經在北京的孔廟的碑林里尋找茹棻這一個名子。那是一個寒冷的颳風的冬天的上午，陽光蒼白地照在碑林里，我站在堅硬的凍土上，望著這個生疏的名子，及那名下的一行小字——浙江會稽人（會稽即紹興的舊稱），努力與自己的身世聯繫起來。無數尊石碑矗立在北京的高遠遼闊的天空下，碑身後邊是冬天蕭條的樹枝，塞外吹來的北風從天安門廣場浩蕩而過。
茹家溇的狀元門樓上，留有兩柄掛匾的鐵釘，生滿了黃銹，門樓也只剩下一個粗略的輪廓。茹家溇里的人們告訴我，那匾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消滅，上有「狀元及第」四個大字，這狀元在漓渚鎮上修了一座洞橋。我說阿公阿伯們，是不是記得那狀元的名字。人們面面相覷，都說不曉得。這時候，有一個茹雙喜說話了。這是一個高高大大，紅臉膛的漢子，今年六十二歲。他同另一位倪雙喜一起走進這間掛滿錦旗和獎狀的會客室。所以也請倪雙喜來是因為他家住在茹家祠堂邊上，期望他也許會看見過那一本失傳的家譜。倪雙喜也是一個敦厚的農民，戴了那頂「賀老六」的著名的氈帽，腳桿上似乎還帶著泥巴。茹雙喜則穿了一身深藏青呢料的中山裝，一頂同樣質料的呢帽，胸前的口袋裡插了一桿鋼筆。他起先一直沒有說話，坐在最最角落的沙發上，幾乎被我們遺忘。然而，當我們開始討論那狀元的名字，他卻說道：
「那狀元名叫茹芬。」
我趕緊問他是怎樣的「芬」，他回答說是草頭下面一個分，我小心翼翼地說道，再下面是不是還有個「木」，他斷然回答，就只是草頭下面的分。在那塊匾上，「狀元及第」的大字旁邊，就寫有「茹芬」這兩個小字。我不由嘆息了一聲，說事情只差那麼一點就對了。在我們家的傳說中，果然是有著一個狀元公，可是他的名字卻叫「茹棻」。聽我這樣說道，人們也都非常惋惜，就有人說，或許是因「棻」字少見，單單認住了字的上部，時間長了，就成了「芬」。而那茹雙喜則很堅持，說道：匾上的字，一定是茹芬，決不會有錯。他倒是聽老輩子人講過兩個傳說。一是那茹芬原本可做更大的官，做到宰相都不成問題，可就因為起了一個女人的名字，壓住了官運。終於沒能青雲直上，成了個沒出息的狀元。二是說朝廷有奸臣，誣告於皇上，說狀元本是叫茹棻，有意將「棻」字拆開，暗指拆分江山，於是就被貶了官職。總之，這是個很不走運的狀元。
我不知道這真是老輩子人傳下來的故事，還是在這霎那間產生的傳說。茹雙喜從他坐的角落裡直著身子，臉上流露著講敘歷史的激情。坐在正中長沙發上的茹阿傲與茹吉生兄弟則傲岸地仰著臉，望著前方。他們均很高大，與通常是矮小精幹的紹興人有些不同。於是我又想問一問關於茹姓來歷的事情。在《通志·氏族略》中，茹氏注為——「蠕蠕入中國為茹氏」，蠕蠕即柔然，是北魏時候曾經強盛一時的北方少數民族。
也許，在茹家溇里，有一些關於他們遠祖的奇異的故事。可是我的問題使他們非常茫然，好像在聽一個天外奇談。他們堅持說他們是從諸暨和嵊縣遷來的。還有就是，在他們的水桶、水車等等家什用具上，都記有「世德堂茹」的印記。於是，我們只得繼續談那個茹狀元。
那麼，就是說，那個少年是負著一個光榮的祖先出發的。我設想他出發的路線是，從茹家溇裡頭走出，沿了河邊走，走過那一座石板橋——山陰橋，走到狀元府前。他面對了「狀元及第」的匾額佇立片刻，將這四個大字與那兩個小字全銘記在了心中。他看得很真切，清清楚楚看到的是「茹棻」，而不是如後來的茹雙喜那樣，只看清「棻」字的半部。少年將名字全部記下之後，走進了祠堂跪拜。當他出來的時候，又最後地看了那狀元匾。陽光應該是照耀在匾額上，這樣他才能看得真切。然後，他走向了阮江埠頭，肩上掛了一串草鞋，懷裡揣了兩吊大錢，河水應當是像金子一樣波光閃閃，一條烏篷小船如一葉陰影一般泊在河邊。挑腳們的號子響了。
我彷彿看到上海那一條名叫「天香里」的石窟門弄堂里，一口深井般的院落里充滿了融融的紅光，紅光里隱現著「狀元及第」的吉祥的字樣，狀元族中一個末代子媳死了。
茹家溇里年輕的後代們擁在我的身後，熱烈地討論著那個從小離家的少年與我的關係。村長走在我的身邊，要我放心地回上海，他還將繼續為我調查，一旦有了線索就會設法告訴我。並且說，如果茹繼生真是從這裡走出，那麼，你我就是親眷，就是一家人了。他告訴我村裡的磚窯廠利潤很好，有二百三十六個工人，還有一個三四十人的絲織廠，有八張機器。另外他想搞個石子廠，山上的石子好，可卻沒有開採的人工與技術。他又想開個麵筋廠，可是洗下麵筋的小粉找不到出路。現在畝產已達一噸，人均收入九百元，問題是勞動力很缺，勞力都進了工廠，種田的人沒有了。還有一個問題是造房子，有了錢都要造房子，沒有地基了。再有一個事情是漓渚鐵礦佔去了二千畝田，卻以毛山地的價格付償，很不公平。他還帶我們去看了他八十八歲的老娘，一個乾乾淨淨的老太，坐在竹椅上，腳踏著一個黃銅的暖和的腳爐，雙手在竹匾里揀菜。見我們一大夥人湧入，很不屑地看了一眼，繼續揀菜。村長伏在她耳邊大聲問道，是否記得有一個名叫茹繼生的人去了杭州。她說：「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誰記得這麼久遠的事情。」村長直起腰又抱歉又驕傲地朝我們微笑，於是一伙人又呼啦啦地擁出。老太矜持地坐著揀菜，眼睛都沒有抬一下。
這時候，天還陰著，雨是不下了，是一種白亮的天色，我們上車走了。回紹興的道路似乎要簡短得多，汽車沿了漓渚鐵礦的鐵軌走了一段，就上了乾燥了的公路。
作者：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當代作家、文學家。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著有小說《流水三十章》《長恨歌》《小鮑庄》，散文集《旅德的故事》《乘火車旅行》，文論集《空間在時間裡流淌》《故事與講故事》等。
繪畫：River Landscape with a boat，Georges Seurat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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