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與時代，不是只有一種關係

上周，電視劇《青春斗》收官。

從開播發布會起始，圍繞《青春斗》台前幕後的熱議話題不斷。演員選擇的問題、90後青春的呈現方式、何為奮鬥等等爭議甚囂塵上。

隨著時間的發酵，處於爭議暴風中心的主角從自帶流量的話題人物鄭爽轉向了導演趙寶剛。

一時間，趙寶剛力圖與現實生活接軌、探討青春究竟該怎樣過的作品，成了一部分人眼中「不怎麼接地氣的」懸浮劇。這位曾在12年前拍出經典80後青春熱播劇《奮鬥》的50後導演，如今被多個媒體扣上了「不懂年輕人」「該退休了」的標籤。

趙寶剛

一部作品有爭議是常事，影視創作與其他任何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一樣，是遺憾與不完美的結合體。因此有爭議、有探討應當是件好事，但這其中不乏雜音。非理性的「吐槽」、貼標籤式的聳動概括和言語攻擊之於導演而言，並不能為其創作帶來正面的影響。

01

一「片」定生死？

曾幾何時，影視創作成了快消品。

一部歷時好幾年蓄力等待、潛心而出的作品，平均在大銀幕上停留一個月；劇集的產量和更新速度更快，兩三周的屏幕保鮮期是常態。在倍速觀劇和「周拋劇」的速食時代，導演們身處在一「片」定生死的輿論環境中。

殘酷些來講，會被大眾或媒體「圍觀」的導演通常是有一定知名度和創作風格的知名導演。因為有前作的光環加持和為人熟知的作品，因此新作更易被拿來比較。據觀察來看，在眾說紛紜的評價中，「唱衰論」日漸成了一股最吸睛的暗流。

以趙寶剛導演為例，從70後的青春記憶《一場風花雪月的事》、80後的青春故事《奮鬥》到如今90後的青春群像《青春斗》等，「青春劇」是他創作眾多題材創作中延續下來的一條支脈，他始終在關注著不同代際青年的生活和精神狀態。

《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沒有哪一代的青年人願意被標籤化和刻板定義，趙寶剛的作品自然也沒有要對其做出標籤性的概括。作為一個從80年代一路走來的創作者，他的目光、視角和觀察是帶有其創作習慣和「時代距離的」。這種「有距離」的表達和創作是值得和理應被探討的。

趙寶剛曾在某採訪中坦言，他寫這些角色的方法是一定會被爭議的。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青春一起被刺痛，這是他的觀察和解讀，是他創作的肌理。

而當輿論把「趙寶剛老了」「該退休了」「青春劇教父不懂年輕人」等用詞一窩蜂頃刻而出時，反而淹沒了一個包容的市場應該有的多元聲音，剝奪了給予一位資深導演表達觀點和主張的話語環境，也喧賓奪主地將針對一部作品優缺作為探討重心的理性輿論氛圍，反而將之拖向了非理性的漩渦。

被如此「非理性」的輿論環境所包圍的，當然不止趙寶剛導演一人。

02

創作不能隨輿論鐐銬起舞

也許是時代濾鏡的關係，也許是評價標準在發生變化，抑或是創作水平發揮不穩定，平均來看，職業生涯長久的導演們，其早年的創作風評總會優於當前的作品。

「XXX已死」「XXXX跌下神壇」等等，但凡如今依舊活躍在電影界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導演大概都經受過或正在經歷此種遭遇。

張藝謀、陳凱歌、賈樟柯、姜文等導演，每每新作一出，必定是被各種聲音所包圍。例如姜文因《一步之遙》口碑的急轉直下，也曾深陷「自戀」「傲慢」等負面輿論漩渦；張藝謀的《三槍拍案驚奇》被批「缺少文化」「太山寨」，甚至有輿論為其本人的創作生涯冠上「票房高調，惡評如潮」的帽子。

《一步之遙》

陳凱歌也沒有倖免。《無極》在2005年上映時曾被描述為「爛片鼻祖」，連帶陳凱歌在觀眾那裡樹立起的威信跌入谷底。直至多年之後，一撥撥影迷自發地在網上為陳凱歌與《無極》翻案。

如果說非理性的負面評價對成熟導演的打擊頗重，那相對應的過譽對於青年導演來說是沉重的「捧殺」。畢贛處女作《路邊野餐》的零差評和高讚譽，把他放置在了一個青年導演難以達到的「高位」。

畢贛憑藉《路邊野餐》獲洛迦諾國際電影節

當代電影人單元最佳新導演銀豹獎

在《地球最後的夜晚》推出時，大眾的高預期與作品品相間的巨大差異，導致對影片的客觀評價淹沒在大眾反噬的口水聲中。而鑒於《地球最後的夜晚》本身未能得到應有的客觀評價，作為新導演畢贛本人的導演之路也變得越發模糊和不確定了起來。

一方面輿論存在有其合理性，因為一部作品問世後，便有它自身獨立的命運。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喧囂的輿論是大眾自由表達和抒發的權利。

而另一方面，過於聳動和激進的輿論標籤，對導演以及影視創作本身是有害的。馮小剛曾直言，「中國電影導演背負著兩座大山，一座是審查大山，另外一座就是輿論大山。」有時，輿論比審查還要嚴苛。寧浩也曾分享過，「在聲音紛亂的時代，創作者多少會迷茫，被評論的聲音綁架。」

對於導演群體而言，隨鐐銬起舞創作大概是能想到的最「喪」的一件事。光影世界之所以奪目斑斕，是因為創作者們基於自我的創作表達，無論是類型片還是藝術片，「在創作中回歸藝術標準是導演的立身之本」。

《青春斗》

03

導演與時代的關係，從來不是只有一種模式

因一部作品的質量爭議，而對一個創作生命線長達幾十年的導演進行蓋棺定論式的批評，不得不說是當下輿論批評的一種「特色」。

這種「特色」有其典型的時代性。在眼球經濟和快節奏的時代，觀眾對自身好惡的展現越發直白與直接。他們早已告別影院和電視給什麼便看什麼的「供不應求」的饑渴狀態，注意力和耐心變得越來越短，大量的視頻信息充斥生活的每一秒，多到眼花繚亂。

趙寶剛

或許這個時代的不少大眾尋求的是在短時間內便能達成的共鳴，但這樣的時代需求卻不是每個導演都能實現的。導演創作與時代的關係要複雜的多，同步、提前、滯後、旁觀、背離等等姿態都是身為創作者可以選擇的態度，而給與這些態度以寬容、理性的輿論環境則是一種最大的善意。

再者而言，追逐大眾口味的創作是很難進行下去和有好結果的。曾執導過《潛伏》的編劇兼導演姜偉將創作被大眾喜愛視為一種幸運，「如果一個編劇，他的喜好符合大眾，那麼他是幸運的。」或許這句話所印證的正是，不同人之間的審美差異可能比貧富差異還要大。

正如觀眾有千千萬，導演必定也有千萬種創作思路和傾向，無論是類型片還是藝術片。與其追逐大眾，不如影響分眾，尋找到自己的族群。這或許也是導演們在被評論聲音搞到頭暈腦脹時，需要從內心深處堅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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