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個窮困潦倒的文藝青年

文|馬爾克斯 李靜 譯

我怎麼也沒想到，高中畢業九個月後，我會在當年最有趣、門檻最高的波哥大《觀察家報》文學增刊《周末》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四十二天後，又發表了第二個短篇。

然而，最讓我驚訝的是，報紙副主編兼文學增刊主編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筆名「尤利西斯」）專門撰文對我表示認可。他是當年哥倫比亞最具洞察力的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新銳的捕捉也最敏銳。

事出意外，一言難盡。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媽的約定，我去波哥大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棟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來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學生。

下午沒課，我沒去勤工儉學，而是窩在房間里或合適的咖啡館裡讀書。書是偶然或靠運氣獲得的，更多的是偶然。

買得起書的朋友把書借給我，借期都特別短，我得連夜看，才能按時還。當年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讀的全是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現在讀的全是經過二戰漫長的出版沉寂期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新鮮出爐、翻譯出版的新作。

就這樣，我幸運地，發現了成名已久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D.H.勞倫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頓、威廉·艾里什、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許多其他作家。

新作陳列在書店櫥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幾本在學生咖啡館裡爭相傳閱，這些咖啡館是活躍的文化傳播中心，從外省來的大學生在這裡匯聚，有些人年復一年，始終如一，不僅有專座，還在這兒收郵件甚至匯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員略施援手，幫不少人完成了學業。比起成天難得一見的導師，國內培養的許多專業人士虧欠他們的也許更多。

我最喜歡大詩人經常出入的風車咖啡館，離我的住處只有區區兩百米，位於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處。那兒不讓學生佔座，但躲在附近桌邊，偷聽文學對話，顯然要比從課本上學得多、學得好。

這家咖啡館面積大，西班牙風格，配有聖地亞哥·馬丁內斯·德爾加多手繪的壁畫《堂吉訶德戰風車》。雖說不能佔座，我總是想方設法地讓服務生把我安排到離文壇巨匠萊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

德格雷夫蓄著絡腮鬍子，粗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當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學生灌一肚子劣質酒後才回家。沒在那張桌邊坐過的哥倫比亞文藝界名人屈指可數，我們躲在近處屏氣凝神，紋絲不動，生怕漏聽了哪怕一句話。儘管他們談女人和政治的時候多，談藝術和本行少，但總會談到值得學習的新東西。

堅持去聽的人全都來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書如命，而對沿海人反對內地佬的活動則沒那麼上心。

同為法律系學生的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帶我暢遊《聖經》，讓我記住了約伯的同伴們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嚇人的大部頭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斷言道：

「這是另一本《聖經》。」

那本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讀得斷斷續續，磕磕絆絆，直到耐心耗盡，難以為繼。如此斷言，為時過早。多年以後，當我不再心浮氣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細研讀時，不僅發現了自己從未懷疑過的真誠的內心世界，還在語言運用、時態安排、結構處理等文學技巧上受益匪淺。

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學醫，我們在蘇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樣，他也廢寢忘食地讀書。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長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讓我時刻不忘家族美德。

有一晚，維加帶回剛買的三本書，和往常一樣，隨手借給我一本當枕邊書，好讓我睡個好覺。沒想到適得其反，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入睡。

那本書是弗朗茨·卡夫卡的《變形記》，假傳為博爾赫斯所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出版，它的開篇就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為世界文學瑰寶：「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

這些書很神秘，不但另闢蹊徑，而且往往與傳統背道而馳。事實無須證明，只要落筆，即為真實發生，靠的是無可比擬的才華和毋庸置疑的語氣。山魯佐德又回來了，不是生活在幾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喪失所有、無法挽回的世界。

讀完《變形記》，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個與眾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來臨時，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借給我的攜帶型打字機前，試著寫一些類似於卡夫卡筆下可憐的公務員變成大甲蟲的故事。

之後幾天，我沒去上學，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發狂，突然看到了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在報紙上發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論，感慨哥倫比亞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陳，後繼無人。

不知為何，我將這言論視為戰書，貿然代表新一代作家應戰，撿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瀾。短篇的情節圍繞《變形記》中那具有意識的屍體展開，但沒有故作神秘，也沒有任何本體論的偏見。

說到底，我還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給任何一位同學看，包括法律系同學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只有他看過我在沉悶的課堂上寫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寫完那個短篇，我讀了又讀，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後專門給愛德華多·薩拉梅亞——沒見過他本人——寫了張字條，具體內容我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把那個短篇加字條放進信封，親自送到《觀察家報》的傳達室。門衛讓我上二樓，當面交給薩拉梅亞。我光是想想就嚇得腿軟，把信放在門衛桌上，逃之夭夭。

禮拜二送的稿子，結果如何，我一點兒也不著急知道，總覺得要登也沒那麼快。我在各家咖啡館閑逛了兩個禮拜，消解禮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進風車咖啡館，進門就聽說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發布的《觀察家報》上。

我的第一反應是：壞了，一份報紙五生太伏，我沒錢買。這最能說明我的窮困潦倒。除了報紙，五生太伏能買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軌電車、打一次公用電話、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

細雨還在靜靜地下著，我冒雨衝到街上，卻在附近的咖啡館裡找不到能借給我幾生太伏的熟人；禮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闆娘，沒別人，可老闆娘在也沒用，我還欠她兩個月的房租，相當於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

我無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讓我看見一個男人拿著一份《觀察家報》走下計程車。我迎面走過去，央求他把報紙送給我。

就這樣，我讀到了我印成鉛字的第一個短篇，報社畫家埃爾南·梅里諾配的插圖。我躲回房間，心跳不已，一口氣讀完。逐字逐句一讀，我漸漸覺察出鉛字巨大的破壞力。

我投入了那麼多的愛與痛，畢恭畢敬地戲仿曠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讀來，全是晦澀難懂、支離破碎的自言自語，只有三四句差強人意。時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評判——儘管心懷同情—卻更加不寬容。

最煩的莫過於一大堆朋友拿著報紙，興高采烈地衝進我的房間，對那個他們鐵定沒看懂的短篇嘖嘖稱讚。大學同學裡，有些很喜歡，有些看不太懂，還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沒再看下去。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倒是毫無保留地讚賞了那個短篇，對他的文學鑒賞力我很難提出質疑。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的意見，他那張刀子嘴，連圈外人都敬而遠之。我很矛盾，心痒痒的，既想馬上見他，又不敢見他。他消失得無影無蹤，禮拜二才出現，對嗜書如命的人來說，這並不稀奇。他又在風車咖啡館現身了，開口先不談那個短篇，只說我吃了豹子膽。

「我想你應該意識到你捅了多大的婁子。」他用他那雙大眼鏡蛇的綠色眼睛盯著我，「如今你躋身於知名作家之列，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徹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見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沒等他說完，我就搶過話頭，說出了一直壓在心裡的話：

「那個短篇狗屎不如。」

他的口氣一如既往的強硬，說沒時間，尚未通讀大作，恕難發表任何意見。但他又跟我解釋，即使那個短篇果真如我所說，難以卒讀，也不致讓我錯失人生中如此良機。

「無論如何，那個短篇已經成為過去。」他總結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駁，直到我發現這是我聽過的最聰明的勸告。他順著思路往下說，讓我先構思故事，再想風格，兩者相輔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

他又老生常談地勸我要讀通讀透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不能僅限於荷馬——中學階段必讀，所以我讀過。我答應他一定讀，並詢問除了荷馬，還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薦。

可他轉移話題，說起安德烈·紀德的《偽幣製造者》，那個周末他剛讀過。我沒敢告訴他，或許那次談話幫我解決了人生難題。當晚，我徹夜未眠，開始構思下一個短篇，第一個短篇里的漫談將不再出現。

我懷疑跟我聊第一個短篇的人並非被故事打動——也許他們沒讀過，也肯定沒讀懂——而是因為它被大幅刊載在知名報紙上。

首先，我發現自己的兩大缺點確實嚴重：文字不暢，不諳人心。這些問題在第一個短篇中尤為明顯，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讓人疑惑，還將虛情假意大書特書。

我在記憶中搜尋真實的場景，拿來創作第二個短篇。兒時認識的一位美女曾對我說，她想鑽進她懷中那美艷動人的貓身里。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它比我更美。」於是，我有了第二個短篇的故事起點，以及一個奪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貓身體裡面》。其餘的跟第一個短篇沒什麼兩樣，純屬無中生有，因此——當年我們喜歡這麼說——它們本身就埋有自我毀滅的種子。

這個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觀察家報》上，插圖畫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恩里克·格勞。我惶恐地發現朋友們將其視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卻患得患失，疑慮重重，同時努力不讓心中的希望破滅。

更大的衝擊幾天後不期而至。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以慣用筆名「尤利西斯」在《觀察家報》的每日專欄上撰文，直入主題：「本報文學增刊《周末》的讀者恐怕已經注意到一位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文學天才。」接下來又說：「幻想世界無奇不有，但將其精華質樸自然地表現出來，絕無虛張聲勢，並不是每個初涉文學的二十歲青年都能做到的。」

結語毫無保留地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出現，意味著一名新的、引人矚目的作家誕生了。」

選自《活著為了講述》，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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