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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中年人的迷惘,有幾個人懂

龍應台:中年人的迷惘,有幾個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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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龍應台(台灣作家)

本文為龍應台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

年輕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複雜。

假設時間是一條流動的大河,今天的你們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經走過中間的夾岸桃花也看過漩渦深處的黑洞;你們有一天會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時我已不在,就如同當我走向素書樓去修復它的時候,錢穆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後,我覺得我比從前更有能力理解錢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幾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們親身經歷時代性的迷惘之後,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聽聽吧。


不要跟第一個你愛上的人結婚

不要跟第一個你愛上的人結婚,但是不妨愛上你後來結婚的人。

學會玩,培養幾個終身的嗜好

否則,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無所有,是一口乾涸龜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窮的人,是一個不會玩、沒有嗜好的人。當你老的時候,就是一個最讓人不喜歡的孤獨老人,因為你像一支幹燥的掃把一樣,徹底無趣。

龍應台:中年人的迷惘,有幾個人懂


年輕時找幾個求知慾強的人,結成終生摯友

越老越難交朋友,越老求知慾越低,所以,結交幾個求知慾強大的摯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現在可能做到。

大家都說大學四年是人生的「黃金」四年。我年輕的時候以為,這指的是,我們終於有了談戀愛的自由。後來發現,我錯了,戀愛隨時可以談,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時段,容許你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全身燃燒地瘋狂求知,就只有這四年。

這段時間一過,人生的種種責任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緊緊套住你,相信我,這一套就是一輩子。


一個人一株樹,把「孤獨靜處」當做給自己的獎賞

錢穆教小學生寫作文,把學生帶到松林間的古墓群里,要每一個學生選一株樹坐下來,然後開始孤獨地「靜」。

片刻之後,他問學生是否聽見頭上的風聲?學生說沒注意。他要他們再度靜聽。

過一會兒,他跟學生說,這裡上百株松樹,風穿松針而過,松針很細,又多空隙,「風過其間,其聲颯然,與他處不同,此謂松風。

我喜歡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實上,任何一個晚上,你挑一片沒有光的草原,躺下來凝視天空,只要凝視得夠久,你就會發現,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離開青春校園之後,你會踏上一條電扶梯,電扶梯有個名字叫做「努力」。這個電扶梯一直往前,不斷向上,沒有休息站,沒有迴轉站,沒有終點站。在名為「努力」的電扶梯上,你的心不斷地累積灰塵,努力和忙碌的灰塵,一層一層在不知不覺中厚厚地蓋住你青春時明亮如清水的那顆初心。

唯一可以除塵的時刻,就是你孤獨靜處的時刻。

流星其實一直在那裡,誰看得見、誰看不見,唯一的差別只在於:你有沒有為自己保留一片孤獨寧靜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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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正義」,衝出去前,先彎腰綁個鞋帶

綁鞋帶的時候,你就有半分鐘可以想幾個問題:

「正義」和「慈悲」矛盾時,你怎麼辦?兩種「正義」抵觸時,你怎麼辦?

譬如在饑荒的時候,你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少年搶一個老婦人手裡的一小袋米,老婦人摔倒在地上悲傷地哭泣,而少年,因為飢餓,他的腿浮腫,幾乎站不住,全身發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個少年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你旅遊時當街被搶了一百塊錢;你可以指認那搶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個國家裡,搶劫一百塊是要被槍斃的。你要不要指認?

譬如,對一個惡人沒法可治,於是索性用另一個惡人去打死他,這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如果正義其實夾雜著偽裝的復仇,你該不該支持呢?如果正義同時存在兩種,而且兩種彼此尖銳抵觸,那麼正義的最終依靠究竟是什麼,你有沒有個定見?

如果鞋帶綁好了而對這些問題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綁一次鞋帶。


真有本事的話,方和圓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開始擔任北大校長。那一年學校里有個聰明又認真的大二學生叫做傅斯年。他發現教「文心雕龍」的那位老師不太懂文心雕龍,錯誤很多,學生就商量怎麼把情況告到校長那裡去。

你覺得學生應該怎麼進行舉報?

首先要有證據。聽課做的個人筆記不能當作客觀證據,於是有人輾轉取得老師的全本講義,交給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個錯誤,做為呈堂供證,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

這是學生集體對付老師了,你覺得校長蔡元培應該怎麼處理這個衝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學生們判斷,校長有可能懷疑這三十九個挑錯不是來自學生,所以學生就組織起來,分組備課,把三十九個錯誤的說明模擬個清清楚楚,等著校長召喚。

果然,蔡元培擔心這個行動會不會是教員之間的攻訐,學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學生全部找來校長室,針對那三十九個錯,當場一一考試,學生對答如流。

接下來呢?

校長立刻給教授難堪?或者看見校長不立即處置,學生開始鼓噪?

結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動,學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師繼續上課,但是調課的時間一到,老師就被調走了。

這件事,無處不是尖銳的衝突,無處不是可爆燃的乾柴,可是你看到幾件事:一、學生冷靜地準備證據,二、學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結果,三、校長依證據辦事,四、校長做到改革的結果卻又未傷人尊嚴。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圓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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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終身的人類學家

人類學家,不會急著做價值批判;他一定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就是夜半叢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著鬼的衣袂飄飄,問清楚這鬼的陰界來歷。

如果我們對所有我們堅決反對的事、仇恨的人、無法忍受的觀念、不共戴天的立場,都有一個人類學家的眼光,在決定要反對和仇恨之前,先問清楚「這究竟是什麼」,「你這是為什麼」,整個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畫了一頂帽子,如果你願意打開,你會發現裡頭其實是一隻大象,如果你願意看得更深一點,原來是一頭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歐洲開始的七年戰爭,一方的法國死了20萬人,另一方的普魯士死了18萬人。當法國的軍隊打進了法蘭克福、法國佔領軍進駐歌德家的時候,歌德還不到十歲。歌德一家人,跟佔領軍之間,不該是一個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關係嗎?

可是,真正發生的卻不是這樣的。這個法國的指揮官,在歌德家看見了當地藝術家的作品,開始問,「這些藝術家在哪裡?我想認識他們。」

他熱愛這些敵國藝術家的作品,在藝術的面前,國界突然毫無意義。而小小的歌德,對七年戰爭最重要的記憶,竟然是一個敵國軍官對藝術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學啟蒙,竟然來自一個他應該要仇恨的敵人。

只要懂得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你就會發現,帽子裡面其實有大象、戰爭裡面其實有遠比戰爭重大而長久的價值。

帶著溫情與敬意麵對歷史,也帶著溫情與敬意理解現實。

錢穆在戰爭時期為青年人寫《國史大綱》,說,對自己的歷史有所知的人,必然會有一種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我接受他這句話。為什麼要有溫情與敬意?對於歷史懷有「溫情」是因為,你看到了前人的傷痛之處;保持「敬意」是因為,你懂得了前人的艱辛之處,也就是一種跨時空的設身處地。

我們今天所堅定信奉的「是」,將來可能變成下一個世代所鄙視的「非」。如果沒有一種懂得,沒有溫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為是地拿他的「是」做為磚塊來砸你的「 非」。

就是對於現實的種種撕裂和對立,也不妨以多一點的溫情和敬意去理解,溫情和敬意並不抵銷對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來源: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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