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干擾我們讀書？

撰文/鄒波

二十齣頭我就覺得自己有一種特別的閱讀困難症，讀一本書，看上一小段或一小句就產生了自己的想法，停下來寫自己的。那時我辯護說，這是「看一本書，產生了寫另一本書的念頭，這是通過誤讀接近寫作」。

後來我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在努力圓這個話，或者說我努力讓我寫的每一個字不像讀後感，再後來我認為是自己成熟了，開始丟掉了書的腳手架，記錄自己。一開始覺得自己的思緒多得不夠記錄，然後開始覺得自己的思緒少得不夠記錄，就重新想到要看書，但看著看著，我又會重新開始這一循環，有時候這種循環可以在一瞬間完成一次，又回到書，又回到寫作。

儘管——就像阿蘭布魯姆說過的：每一次回歸，都是現代性的一次激化——每一次回到閱讀，感覺自己又活了一陣兒，修為不一樣了，都更像開始審視書本，甚至是在審判，但至少，我總能回到書本，回到書本就立刻重新感覺消散的氣又重新在閱讀中凝聚，哪怕再短暫，也總有凝神歸元的機會。

然而，自從用社交網路，這種閱讀困難症似乎惡化了，循環被破壞了——也即，讀了一點內容，不但產生了一些念頭要去寫，而且寫下來還要往社交網路里發一發，發完之後就什麼都不存在了，因為我們開始等贊然後無所作為、等批評然後維護自己，開始「社交」。這連鎖的動作讓我再也回不到書本，它只是隨時泄去自己新攢起來的一點生命力、一點「真知灼見」。

但隨時隨地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給世界的念頭有什麼錯? 這難道不是一種後媒體時代的個體社會責任和道德勇氣？

也許這麼說有道理，但我們一面行使「社會責任」，一面感到自己也許再也凝聚不起來了——那種在圖書館裡呆上一天之後眼神明亮的感覺越來越不可能。一天閱讀給人帶來的明亮感和一天寫作給人帶來的明亮感不同，後者是勞動後的自然滿足，前者是感到世界和自己都很有潛力時的欣喜，與社交網路的功利感都不一樣。

海明威說：停在你知道該怎麼寫下去的地方。我也想在世界讀書日期間模仿這個說法補一句：停在你知道你會讀下去的地方。我更希望這兩種說法暗示的「真綿延」和「假停止」交織在一起，非常清醒地統治我的靈魂，但實際上靈魂卻被新設備統治了，變成了一種真正的停止——沿著海明威的觀點繼續推斷，那麼，當我們並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或者怎麼讀下去的時候，我們越不能停下來。然而我們停下來去分享、去炫耀絕望和痛苦。

在安靜中讀寫的人，如果在讀寫的過程中，能感到「停在你知道該怎麼寫下去的地方，停在你知道你會讀下去的地方」，你也一定知道讀與寫是什麼時候發生了轉化，也一定會知道寫到怎樣的地步才能發表，讀到怎樣的地步才有資格發表讀後感，就像一個畫家知道自己畫到哪個筆觸該停下來，一幅畫怎樣是完結。你知道怎樣生，怎樣死，要麼準備去生活，要麼就準備去死亡。

至少這應該是寫作者或藝術工作者自我鍛煉的一種能力，但社交網路的誘惑讓我們不再去珍惜和考驗自己這種能力，不再去這樣地嚴格地要求自己的閱讀和寫作甚至生活，它誘惑我們隨時中斷自己，就像隨時停下來照鏡子補妝一樣，而不問這種中斷是否在創作中和生命中是有意義的中斷，我們實際上，喪失了這種內在思考的一維，我們的讀寫也變得十分外在，就好像我們旅遊是為了拍照，甚至只是為了打卡，為了一張自拍。這也是我為什麼曾經對演員李易峰的眼神有偏見，鏡頭裡他的眼神彷彿不是在看著眼睛該看的地方生活在故事裡，而是在時刻照鏡子，當然後來他好多了。

我們讀書，卻隨時中斷閱讀趕緊去炫耀、我們一邊讀一邊炫耀，一邊照鏡子，甚至一邊寫一邊炫耀、為了頻繁自我炫耀而隨時切割自己的思想的樣子，卻又能獲得和寫作和閱讀本身毫無關係的兌換——竟然能兌換更多的朋友，粉絲，搞得好的話，花錢找水軍推一推，就能成名。但這樣，我就成了我年輕時最不屑成為的人——年輕就急於切割自己的思想，片成肥牛那樣拿出來變賣的寫作者、閱讀者。

這種即時兌現是誘惑人中斷勞動的最大陷阱，它誘惑你兜售未完成的讀寫，這個時代碰巧什麼碎片都能拿去典當，這樣弄慣了，氣不僅泄了，而且思考過程變短，讀與寫的目的甚至異化為「發一發社交媒體」。通過碎片寫作而自傷的仲永並不少見，只不過這個時代的人生可以過早完成，你可以在自我傷害的童年就同時完成自我的財富積累。

這助長了也許普遍的閱讀困難，讓困難的更困難，甚至導致你最終停止真正的寫作和閱讀。最近這越來成為我考量身邊的朋友、寫作者、學術工作者、閱讀者的標準——考量他們網路化的程度，社交網路化的程度，分辨他們的寫作內容里，多少是明顯寫給網路化目的成分，多少留給自己真正綿延的思想，甚至分辨他們是否還在寫作，還在讀書。

社交媒體歡迎度帶來的鼓勵，讓你在名至實歸之前，提前認為自己「有思想」，有匕首，有投槍。一個傳統的讀寫者在社交網路里的變化是，他的書本正在被社交媒體提供的材料所取代，一個有著一定的思維訓練和學術素養的人，面對社交網路的話題，也很容易獲得一種實際上的舒適區：他或許僅僅是潛意識裡，會覺得現實是一本更容易去批評的書，他也會潛意識裡把現實當成一本更容易讀的書來讀，來審閱。

這種對網路信息的審閱感，和前文說的有了閱歷之後再讀書時的審判感不一樣。

讀書是這樣一個過程：簡單的書會引你去讀更難的書，更深刻的書，如果並沒有這樣一本書，你會有衝動去寫出為了自己去讀的書，書和讀書人是一種彼此激勵的關係。

社交網路並不是，或者說社交的本質是把思考轉化為人際關係學，這個亘古不變，多少知識和學習過程，已經被人際關係的內容佔領，所以你也不是真的在社交網路批奏摺，而是在交際。

社交網路當然有好的一面——你也許從一個讀書人的角度，參與社會爭鳴和進步，評出了較為深刻的道理，這對社會新聞的解讀是有好處的，但另一面是對自己的消極影響——你的閱讀材料的難度減少，因為資訊里越來越多誰都看得出來不對的東西。長期沉溺於特別容易批評的材料，思考的過程變短，而你的洞察力卻並不見得提高了，而且某種客觀現實更會讓你沉醉其中——也即，可以批評的東西既越來越少，又越來越容易批評。這也是為什麼楊絳會說：想得多是因為書讀得少了。這是因為「想」太容易了。

尤其在公共知識分子青黃不接的年代，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化新聞為神奇，能把有限的時評寫成偉大的評論，甚至能通過日常事件觸碰到哲學思考。

所以齊澤克這種人如今就稀罕了，雖然我並不一定認同他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不同意他要用中世紀的可貴之處去證明威權社會、訓政時期的忍辱負重，雖然他終究是悲觀的；不同意他以當今世界所有人都是宗教局外人為由，反對我們去對威權社會內部的「信仰管理」說三道四，但他的語言是哲學的，這也使他成為一個矛盾的人，既是一個誅心者，一個拉斯普京一樣的聖愚，又用自己的語言抵禦著自己，他即使躋身誅心者中，誅心的程度也最低、思維最開放，這在簡單化的新聞話語里是難得的。

齊澤克

況且，目前也許只有某種哲學口吻，才能對抗或者矯正西方泛濫的政治正確口吻，抵抗一切觀念里的武斷。起鬨一樣「跟著自由主義者一起對」是容易的，這種政治正確的口吻日漸成為了社會生活里思想的僭主，人人跟著說，就像社交網路里通過短句產生了許多虛假的哲學家。

最近，我們在辯論文科危機的時候，我還發現，許多人自己沒怎麼讀書，卻跟著一起叫嚷著要讀書，然而卻被更不讀書的人輕易戳穿。我也發現，讀過一本半本書的人，只因為其他人更不讀書，卻能輕易成為某個微觀領域的小小精神領袖，這個事實本身也在不斷敗壞讀書人的名聲。對此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多讀書，否則甚至連捍衛讀書的資格都沒有，卻讓那些讀了一本半本書就出來炫耀的人被拿來證明讀書不重要、證明讀書人是虛偽的，是水貨。

4月下旬，齊澤克和右派的龍蝦教授彼得森在多倫多索尼中心關於資本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能給人類帶來幸福的辯論把學術娛樂化推到高潮，這場奇葩說門票最高可達1500加元一張。齊澤克自省地引用黑格爾的話：「當一個哲學家說出時代精神，他就會變得流行。」

加拿大臨床心理學家彼得森

這個世界，或許誰都沒來錯，但這個時代所有的「場合」都錯了，我們讀書、寫作和發表的「場合」也都錯了，也都中斷了我們的讀與寫。

齊澤克錯在沉溺於一個強有力的對方辯手缺位的媒體場合。我反對他在流行文化和新聞評論的場合里某些政治觀點，我是真希望他被更雄辯的智者駁倒。

這種辯論者的缺位縱容了齊澤克們的「讀」與「寫」、「思」和「說」，這場辯論如我所料，彼得森完敗，公認最直接的原因，竟然他讀過的書明顯比齊澤克少多了，思維的密度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當他準備一句話期間，齊澤克已經拋出了三重觀點。

但我說的重點仍是齊澤克——面對如此容易的對手，齊澤克的思想也就在一個舒適區里「鋒利著」，思想的逆境其實是順境，媒體要對這個負責——媒體應該請到真正的對手，進行完全的辯論，這正是當下的世界最需要的一場辯論，所有人、所有力量都到場來一場對質、一場激辯，而非中斷於自我沉溺和媒體慫恿之中的思想，辯論者在媒體的屏蔽和隔離之下普遍缺位，你會問沒有參加辯論的知識分子在哪裡，今天的學院里是否真的藏有瑰寶，他們在自己的圈子裡讀，寫，說。

確實，從前的一些論壇，部落格社區，相對寂寞的論壇更能夠幫我完成寫作：

……這裡似乎只有深沉的讀者，很少輕率的評論，所以我故意將草稿貼出來讓自己發窘，因為至少我知道有人看，我利用這種暴露帶來的適度壓力、這種呼之欲出的適度恥感，激發對自己文字最後的修改，讓它嘹亮，讓它有一種現場的活力，讓它邏輯更縝密，更有交談感，更有說服力，這跟報紙付印之前的最後一次校對壓力一樣，我根本沒有在尋求即時反饋，也沒有在即時取悅，但我有一種公共生活的壓力，卻不必讓我像被棄市一樣在社交網路里只能不停地道歉、道歉、道歉，就像伍爾夫在表兄費希爾的客廳里，和一批讀者交流時仍保持著《到燈塔去》中那隔窗看海的姿態，也沒有人真的出來破壞我們的孤獨，這甚至比孤獨更好。

伍爾夫

我承認這仍然是一種舒適區。如果我們必定要一邊讀書，一邊參與激烈的社會討論，我們能向齊澤克借鑒的另一點是：時時刻刻，盡量少寒暄。不去寒暄是第一步，開始避免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盡量不藉助權力強化音量，以此抗拒當代各種「場合」（包括那些要求表態的場合）對我們獨立思考的敗壞。

最近巴黎聖母院的火進一步暴露出新媒體的人格分裂：在三種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里，同一個發布者會分別表現出對人類文明遺產的痛惜、民粹的冷眼旁觀、雨果讀者們的文藝遊客心。這種精緻的分裂也毀了我們的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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