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大歷史觀視野中的「四個講清楚」

在五四運動百周年這樣一個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特別值得學術界、理論界重視的論述有如下幾點：

其一，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

其二，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

其三，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引導人們以史為鑒、以史為師，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將其概括為「大歷史觀視野中的『四個講清楚』」，必須深入學習領會之。

以「大歷史觀」領略5000多年文明史的巨變

所謂大歷史觀，即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的兩個變化點位，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以及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體現了漫長文明史在近代發生的巨變——總體上是近代以來170多年發生的巨變，而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所帶來的巨變包含在這個時間段內。

5000年文明史何等之悠久漫長，為什麼要強調近170年多年發生的巨變呢？因為這一巨變的結果也就是世人今日所目睹之中國，一個基本統一的、穩定團結的、現代化的、強大的中國，徹底終結了中國積弱積貧的落後面貌，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發展緩慢的傳統農耕文明形式，達到中國文明史之高峰，這是超越歷史上一切變化的巨變。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亦有「中國大歷史」一語，他解釋為，「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他描述為，「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寢去看陶制兵馬俑，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確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需知，黃仁宇的話是1993年說的，離今日之中國尚有20多年的時間，但當下中國的輝煌已遠遠超過1993年的狀態，此間之關係確實「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唯有「大歷史觀」才可領略之。

所謂「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意味著對五四運動偉大意義的宏大把握：近代中國巨變的發源地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現代化歷史運動的按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在討論中國的文化自信時，那種只關注中國文化傳統的悠久性、延續性，不關注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嬗變，甚至離開五四運動去談文化自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四個講清楚」的邏輯關係

「四個講清楚」是按照一個嚴格推進的邏輯關係來展開的：第一個「講清楚」就是強調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五四運動是現代化中國的歷史起點。

中華文明的5000多年長度確實是值得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但是，當歐美文明逆襲而來時，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殖民主義者擊敗，此後屢屢敗於西方列強之手。有識之士意識到中西方關係不再是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重演，而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西方列強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既稱強敵，就有先進性，這是無可迴避的。

如何改變中國落後於西方之局面呢？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路開始，循著檢討器物、制度之不足的路徑，終而認識到文化觀念之不足。1904年，嚴復在《英文漢詁》中說，「中國自甲午一創於東鄰，庚子再困於八國，海內憬然，始知舊學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開?民智為不可以已。┅┅西學既日興，則中學固日廢，吾觀今日之世變，中學之廢，殆無可逃。」而魯迅在1907年《文化偏至論》中說，「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挖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

五四新文化運動確認，中國之所以在鴉片戰爭及此後的中西衝突中失敗，乃在於中國缺少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所具有的文化優點，表現在器物、制度、精神三個方面：沒有人的精神獨立性，就不能產生積極的創新思維，就不能帶來科學技術的革命，也就沒有先進的器物；具有精神獨立性的人，必然破除人身依附式的統治模式，必然形成民主的制度。

在此意義上，沒有五四運動，中國就找不到現代化的那把鑰匙，就無法開啟現代化的道路，因此，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邏輯起點。

第二個「講清楚」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之關係問題，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催生出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之指針。

在五四運動反省中國傳統文化，吸收以科學民主為內涵的西方先進文化時，富於戲劇性的一幕是，中國的先進人物認識到西方文化是可以救中國的先進文化，但恰如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

結果是，同樣是來自於西方的、既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先進性（民主、科學在內）又否定了資本主義弊端的馬克思主義，成了中國現代先進文化的最後選擇。關於這個問題，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有一公正的說法，「正是在『五四』運動所產生的這種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了俄國革命的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範圍的革命性變革的理論。」「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的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可見，沒有五四運動開創的開放性文化態勢，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之傳入中國。

第三個「講清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問題的歷史性解決。

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一枚錢幣的兩面：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就必然會組建共產黨，既然成立了共產黨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毛澤東1936年的回顧很能夠說明這一關係，他說自己最初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到1920年，在參加工人運動的實踐中，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文獻以後，「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另據張國燾的回憶：1920年下半年，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事已經大體明晰化了，蔡元培得知後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始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

歷史已經證明，由於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科學思想為指導，以此觀察國家命運，挺立於世界文明潮頭，從而擔負起了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

第四個「講清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成功中國人民解決中國問題的奧秘——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使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不斷完善發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949年9月，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果然一學就靈。」在中國革命取得完全勝利的前夜，毛澤東有權利這樣說，這也就是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200周年誕辰講話中所說，「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一學就靈」並非如按圖施工那麼簡單，這裡還有一個中介環節，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中國共產黨堅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從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使產生於歐洲土地上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不斷完善發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如此，可以簡要概括出「四個講清楚」的邏輯關係：五四運動引入了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導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是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關鍵之所在——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於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探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資源和人力資源，從而，中國得益於這場偉大的革命而發展起來，強大起來，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歷史沒有終結，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還沒有最後實現，中國必須記住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決定性意義，警惕文化復古主義，繼續堅定前行，直達理想的境地。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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