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用人與管理上留給後世的教訓

文 | 諶旭彬

重慶市檔案館曾公布過106道蔣介石手令，這些手令下達於1939-1944年間，全部與重慶市政直接相關。

由這些手令可以發現，蔣事無巨細，包括馬桶的清洗問題在內，都曾過問指示。

比如，1939年3月2日，蔣發現重慶市大小汽車普遍超額設置座位，甚至在汽車之外「兩傍附帶立人」，於是下達手令，要去市政府想辦法進行整頓。因市政府的方案不如人意，半個月後，3月18日，蔣再次下達手令，給出了自己擬訂的三條辦法：

「第一、（載重）分量應再減少現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準備秤磅，如見有逾量之車，令其卸下過秤；第三、過秤後如有過分之重量，一面處罰，使其過分量之貨，不能再搭原車，一面必須覓保取回其原貨。如第二次再犯此規，即應充公。」

重慶是戰時陪都，駐有很多英美盟國人士。其市容市貌，在蔣看來關係到國家體面；且蔣認為，市容整潔有助於維繫民眾的抗戰信心。所以，貫穿整個抗戰，蔣一直在關注重慶的市容市貌。

比如，1941年，蔣曾就車輛超載問題，替重慶市政府擬出過具體的處罰標準，包括不許破爛、臟污車輛上路、不許車輛外側攀援載人等。手令要求：

「公共汽車與各公路所行駛之車輛，……凡破爛與污穢以及塵土久積之車輛，皆應徹底取締，停止行駛。叉車旁不許立人附車，……凡犯有二次以上者，應即將車輛充公，車夫充苦役可也。」（1941年 7月 8日）

「重慶市區內常見有載重過量之卡車與板車，並時見有人站立於汽車或卡車車門之外。以後此類事件皆應由警察負責取締，至少應勒令停車改正，或將其車輛扣押，若有再犯者 ，即予其車帶物一併充公；如有警察熟視無睹，不加取締，應予懲處。」（1941年8月29日）

圖：1941年2月，日機轟炸後的重慶街頭

汽車關係市容市貌，馬車自然也是一樣。

1942年9月24日，蔣向交通部長張嘉璈、重慶市長吳國楨下達手令，命他們整頓馬車行業。整頓的重點是「車輛不良」、「馬匹疲敝瘦弱難堪」。手令要求主管機關對馬夫進行「檢查教戒」，督促他們改正讓馬匹終日工作「毫無脫軛休息」的做法，進而改變「馬匹病弱日甚」的現況。

不過，蔣的手令並沒有效果（這種事，本身也很難做到）。1943年6月22日，蔣又向重慶市長賀國光下達手令，再次批評了市內的馬車問題。在蔣看來，這些馬車「車廂之污穢，御夫之襤褸以及馬匹之瘦贏」，實在是「有玷瞻觀」，給人極不好的觀感。蔣責備市政府敷衍塞責，不好好辦事，在手令中警告他們：

「以後倘再不將車廂保持清潔，馬匹挑選精壯，與御夫穿著制服，定將先懲各該主管人員，以戒怠忽。」

1943年12月14日，蔣再次下達手令給賀國光等人，就馬車夫吸煙、馬車搭乘人數等問題做出指示。：

「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凡行駛於重慶市區內之馬車，應嚴禁其車夫於駕駛時吸煙，一面並限定每輛馬車連同車夫在內，只准搭乘五人為限，否則應嚴加處罰。」

日軍轟炸下的重慶一隅

不獨汽車、馬車，在蔣看來，警察的雨帽、公共場地的籬笆，國旗的懸掛高度，也同樣關係到市容市貌，關係到國際觀瞻。

1939年3月18日，蔣向市政府下達手令，批評了現用的警察雨帽的樣式和公共場所的衛生處理規則。關於雨帽樣式，蔣指示道：

「警察雨帽，必須與雨衣聯扣，不準現在之雨帽批帶帽上，不成樣子。」

1940年5月30日，蔣曾就市內籬笆牆倒塌問題，向市長吳國禎下達手令，要求倒塌兩日內必須完成修復：

「市內各處倒塌之竹籬圍牆，應嚴令其管戶限期修整，如公共場地之竹籬，則應特別堅實，勿使隨時倒塌。如見倒塌，應即刻修整，不得逾二日為要。」

1943年4月5日，蔣又通過手令，就市內的國旗懸掛高度作出具體指示，要求「垂下最低之旗角」距離地面必須至少十市尺。

除了汽車、馬車、雨帽、籬笆、國旗，市內的公廁狀況，也是蔣介石關注的焦點。

1940年2月27日，蔣曾指示，防空洞「附近必設廁所」。

5月30日，蔣在手令中為防空洞外便桶的清洗制定了具體辦法，要求在「解除警報以後三點鐘以內，必須清除洗凈」，由市長和警察局長輪流巡查來保證執行。

7月24日，蔣又就防空洞內廁所的啟用與關閉規則下達手令，「凡新式廁所，平時應閉鎖，非警報時不開啟，解除警報清掃後，應即鎖閉，平時不開為要」，以保證防空期間能清潔使用。

這些手令的下達，並沒有帶來蔣期望的結果。1942年3月23日，蔣又在給市長賀國光的手令里，為市內公廁的清洗制定規則，要求清理工作必須「每日早晚兩次」。

圖：1941年，重慶某處防空洞

憂心戰時陪都的國際觀瞻，是蔣下達上述手令的關鍵原因。

不過，手令如此細碎，甚至連「重慶市建築與道路，必須預留裝置地下電線電燈之設備為要」這樣的技術常識，也要由蔣來諄諄提醒重慶市政府，則明顯有違現代政府權責明晰的運作之道，而與蔣的個人習慣有直接關係，一如蔣的近侍陳布雷所言：

「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

事事親自處理的主要手段，即下發「手令」。

大陸時期，蔣究竟發出過多少手令，迄今尚無確切統計。據曾在侍從室工作過的秋宗鼎披露，僅其個人所見：

「從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這一段時間裡，侍從室積累收藏蔣的『手令』已達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沒有收回來的蔣的『手令』攢在一起，恐怕還不止這些了。」

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不滿蔣的「手令」者頗多。

比如，1937年的忻口會戰，本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因蔣用手令越過閻指揮前線部隊，導致閻的「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蔣的「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某些前線部隊拿著兩份命令，「不知所適，幾乎全部錯移其地位」。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因此在日記中責備蔣：

「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

圖：徐永昌日記批評蔣介石「徑令太多」（圖片引自中研院網站）

久而久之，國民政府前線軍事將領也有了一套對付蔣「手令」的有效心得。軍統局第一處處長鮑志鴻，曾主管戰地情報工作。據他披露：

「黃伯韜……為了躲避蔣介石命令，早晨起來，告訴部下，如蔣介石來電話，就說軍長到師部去了。電話打到師部，又說，軍長到團指揮部去了。王耀武軍則採取口頭應付，實際按兵不動的態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傳達蔣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個加強營，攻擊日軍側背，救援衡陽第十軍，……王耀武複電戴笠說判斷如神，實際上依然按兵不動。」

唐縱在侍從室工作多年。據他講，1942年11月25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黨政總檢討時，曾有人批評蔣氏手令太多，導致「各部長只知道忙於應付手令」，無暇處理一般正常事務。蔣在會上回應這種批評，辯解道：

「並沒有好多手令，有時想到的意見交給各部長參考則有之，正式手令甚少。」

稍後，蔣指示多用「手啟」、「手條」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稱者，盡量不用。

熊式輝也曾當面給蔣提建議：

「不宜日理萬機，陷於事務主義之深坑。……事必躬親，終必自誤」，「一等人用組織，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

蔣的回答是：

「中國人才太少，委之事權，類不能達成任務。」

蔣的日記中，也多有此類話語：

「所用之人，所有機關，幾無一如意。」

「除妻之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一份責，代用一份心」。

「對內對外，對老對少，對文對武，皆須以一身親當。」

圖：1961年，蔣介石與陳誠（左）

嚴格說來，蔣抱怨黨內沒有人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主政大陸期間，蔣的用人標準，本就一直是重德甚於重才。

1933年4月23日，蔣在日記中自述用人之道，是先「察其心」，再「用其才」：

「緒山謂：（王）陽明用人之法，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是誠吾之藥石也，中正勉之。」

退至台灣後，在用人問題上，究竟是以道德為先，還是以才能為先，蔣緯國與蔣介石也曾有過一番辯論。蔣介石主張前者，蔣緯國側重後者。

據蔣緯國回憶：

「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

蔣緯國這句「那就是您」，點出了蔣介石在用人上的困境。

蔣說自己是因為「黨內無人」才事必躬親，但在其他人眼裡，蔣的事必躬親，其實也是造成「黨內無人」的原因之一。

曾給胡宗南做過參謀長的將領於達，曾留下這樣一段反思：

「革命軍積下來一個很不良的習慣，使得革命軍很吃虧，其原因可能是委員長因為用的都是（黃埔）學生，把他們從無知的少年訓練長大，老是覺得這批毛頭小子會出亂子而不放心。蔣先生一直到現在都還看他們是小孩子，什麼事情都不能放心他們去做，而事事干預他們，而且干預得很厲害。」

抗戰期間，蔣對軍事將領訓話

面對質疑，蔣也有自己的「委屈」，他曾對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如此說道：

「你們副院長、各部部長，以為我不懂經濟，其實我何嘗懂外交。我的軍事是苦幹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勢也是我們苦幹的結果。如果你們懂經濟，拿出辦法來，否則就應聽我的話，照我的意見做。」

蔣既如此說，下屬為了不負失敗責任，也往往樂得凡事無動於衷，一切靜候蔣的指示，「黨內無人」問題也就變得更加嚴重了。

當然，蔣也知道自己連便桶清洗次數都做具體指示，實在有失體統。所以，他曾多次強調，不許下級部門使用手令原文來傳達指示。

比如，1941年5月，蔣發覺後方食鹽供應吃緊，於是向主管鹽務的財政部發了一道手令，要求「後方各省食鹽，對其購買應加限制，以後每人每月只准購買八兩」。這條手令被財政部全文引用轉發。蔣看到後十分生氣，訓斥了財政部，強調自己的手令「多系就主要方針而言」，財政部拿到之後「不應照錄手令」，下發文件更不該註明「奉本委員長手令」如何如何，這種做法「實嫌有失體統！」

可惜的是，惡性循環已成，蔣再如何斥責「有失體統」，也是無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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