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社會下的藝術超現實：漫談明代書畫藝術

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明代大才子徐渭走完了他曲折的一生，這位明代歷史上最有傳奇經歷的謀士，從鼎盛時期百萬雄師的軍師，到如今窮困潦倒，自殺十次不成的底層小人物，徐渭嘗遍了時間坎坷和人生心酸，所以生活帶給他的苦難，也讓他的書畫藝術呈現出了不一樣的特質。

徐渭的藝術成就，後人評價很高。齊白石就曾經「低三下四」的對人說「願為青藤門下狗」，所謂「青藤」，其實就是徐渭，可見徐渭成就之高。

除了畫家，明朝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我認為有兩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文徵明和董其昌。這兩個人是書法史上鼎鼎有名的書法大家，他們的書法都是明代書法上的明珠。如果以傳統帖學書法體系來說，他們各自都是帖學書法的代表人物，而如果從碑學書法來看，他們卻也是後代崇尚碑學的開啟者。

縱觀有明一代，書法成就不能說很繁盛，但是從書法家數量上來說也是不少的。宋璲、宋克、張駿、邢侗、張瑞圖、董其昌、唐寅、解縉、倪元璐、王鐸、傅山、文徵明、杜環、李東陽、宋廣、祝允明、徐渭、米萬鍾、黃道周、詹希元、吳寬，沈周，張弼、王寵。都是那個時代書法的代表人物。

那就有一個問題了，明代書法是怎麼發展起來的？為什麼明代會有數量如此眾多的書法家？

如果我們要想搞清楚明代書法的發展，就必須往前和往回看，看看明代之前以及明代之後書法的發展如何。

明代之前的宋元書法是文人書法的黃金時代。文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空前絕後，但是宋元又有本質區別。宋代的文人普遍是得到重用型的，而元代的文人普遍是被掌權者放養的。所以一個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一個是自由自在的文人靈魂，這兩個時代可以說是文人生活最好的時代。

當然元朝歧視文人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深入了解就會發現，元朝之所以不重視文人也是有原因的。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杉山正明曾經寫過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忽必烈的挑戰》。書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我們沒有在歷史教科書中見到的場景，元朝統治殘暴的印象被徹底顛覆，他們不僅崇尚自由，而且發展外貿，人民生活確實如朱元璋說的那樣，幾近於小康水平。

杉山正明認為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所開創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商業帝國的自由主義。他首先表現在忽必烈等一系列元朝統治者依靠他們遼闊的疆域展開的商業貿易活動。

商業活動的繁盛基本上可以滿足大部分國家稅收需求，所以相較於傳統農業帝國來說，農業稅的減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國家機器也不需要那麼多官員需要養活了。

所以，那些從小飽讀詩書、對於儒家信條深信不疑的文人來說，他們僵化的思想只適合在農業帝國下做一個官僚，而不適合在一個崇尚商業的國度任職。元人也不傻，所以他們也不用文人。

所以，從中國歷史的大尺度上來說，元朝算是開創了一個先例，由國家統治者來提倡發展商業，政府主導並且成功轉型為商業帝國，開創了最接近於16世紀到18世紀英國現代自由主義的社會環境。

但是歷史是存在慣性的。漢、唐、宋雖然不乏商業繁盛的城市和對外貿易，但是農業一直是中國古老帝國的傳統，商業只能是小部分人在政權特許下進行的一種官商合辦。所以，為農業帝國所適應的、所培養的文人在元朝會出現很多不適和心理上的落差，這一切促成了元末的起義。

明代建國以來，太祖就明顯的對商業有所限制，尤其是明代初年大商人沈萬三的死，讓有明一代商業始終在一種奇怪的氛圍下發展。明代中後期，商業和思想的解放讓一度僵死的商業得到了活躍，從元朝種下的商業種子一直沒有被熄滅，反而經由明代末年特殊的社會氛圍越燒越旺。

明代中後期，沿海走私行為非常嚴重，很多沿海居民因為窮困直接下海經商，因為沒有朝廷允許，所以他們衍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走私行為。這些走私團伙不僅在中國沿海勢力強大，而且在當時的日本，他們都是各大家族的座上賓如果按照他們的財富體量，買下日本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在明朝君民眼中，他們脆弱的像螞蟻一樣可以碾碎，所以這些「非法」的商賈竭盡全力地想要獲得沿海貿易的權力，但是很顯然中央政府絕對不會給他們這個權力。

所以，整個明代雖然還在維持太祖時代的遺訓，但是整個社會因為陷入了正如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所說的畸形而又僵化的體制，導致整個時代人人不得其位，不如其願。這種病態被敏銳的藝術家所捕捉，成為他們藝術創作無盡的源泉。

比如徐渭，他筆下的畫作和書法，體現出強烈的超現實主義，非常嚴重的時代錯位感。難怪後來的鄭板橋、齊白石，紛紛表示他們願意在徐渭門下當一條狗，可見對其崇拜之情。

所以，整個明代文藝的繁榮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它既是商業被壓抑的結果，也是整個僵化的體制和道德化的時代語境所構成的一種反制。

中國四大經典小說，明代有三部，而且那本驚世駭俗的《金瓶梅》就是明代文人的手筆。

撇開那些肉慾情色的描寫不談，《金瓶梅》正表現了那樣一個時代，每一個人庸庸碌碌、淪為金錢、權力、慾望的奴隸狀態，每一個人不知道為什麼而活，以及為什麼追求這些東西，他們都是基於生物本能而做出最原始的反應。

明代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總有一種迷人的力量，它是處在特殊時期中國文化一次矛盾體現，再往前，這個矛盾並沒有完全體現出來，仍然在力量的積蓄期，而再往後，清代乃至於集權時期，統治者已經用權力將這種矛盾掩蓋在重重語境之下。只有明代，他是一個矛盾凸顯的時代。

明代戲劇《牡丹亭》不僅僅從一個女性的視角來體現整個傳統文化所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壓力，而且他還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角度來表現個體是如何被整個時代所壓抑以至於無法動彈的。對於這種壓抑的反抗，主人公只有通過死亡以及重生才能得到抗爭的權力。

整個《牡丹亭》所描寫的，正是一個壓抑運行下的社會，那種迷人的壓抑美感、浪漫感，是整個戲劇吸引人之所在。

而明代文化藝術空前繁盛的局面，正是在明代這種文化和整個社會氛圍籠罩下所產生的。所以明代書畫家，比如，徐渭，他的書畫就顯示出了非常奇怪的一面，這些奇怪之處恰恰是那個時代複雜的表現。

所以，我們看明代的書法家、了解明代書法的特質，就要從他最深層次的文化背景入手，這樣才能了解更加詳細、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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