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異域樂舞文化」，究竟有多繁榮？
說起音樂，很多朋友自然非常熱愛，但古人的音樂，與今人比，卻大不同。
以「唐」為例，開明的唐朝文化氛圍，吸引了當時異國他鄉的音樂家，前來中原地區交流創作，從而綻放出無比璀璨的「異域樂舞文化」。
比如著名的《菩薩蠻》，在中原最早見於唐朝開元年間教坊樂，是一種極具民族特色的西域樂舞。
（註：教坊，為唐高祖李淵所設立的「宮廷音樂機關」，相當於「國家歌舞團」。）
《菩薩蠻》雖作為樂舞在唐朝廣為流傳，最早卻起源於天竺，且「菩薩蠻」這三個字，是波斯語「Bussurman」的音譯。
在《菩薩蠻》尚未傳入唐朝以前，乃至更為之前的南北朝，由於胡人入駐中原，雖然戰亂不止，朝權頻繁更替，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同時也促進了多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政策，使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逐步包容來自少數民族的特色文化，從而演變的更具特點，且充滿民族多樣性。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我個人認為，這種民族融合的時代大背景，為後來隋唐時期的文化多樣性，奠定了良好的基調，更提供了優沃的發展土壤，而在此文化土壤中，便茁壯萌發出與眾不同的「異域樂舞文化」。
即使承接南北朝的隋朝，只享國祚三十八年，樂舞文化卻未因隋朝的迅速覆滅而擱淺，相反在隋朝得到進一步延續，從而被開明的唐朝所繼承，更在唐朝海納四方的文化氛圍中發揚光大。
如《杜陽雜編》中所記：
李可及進《嘆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嘆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杜陽雜編·卷下》
李可及是唐朝時期的著名「伶人」（líng），即藝人，後在懿宗時期任宮廷伶官，掌樂舞，極擅音律，更擅舞蹈，曾編大型隊舞《嘆百年》悼念同昌公主，後又通過一曲《菩薩蠻》，編譜成《菩薩蠻隊舞》，亦稱《四方菩薩蠻》，率領眾多宮廷伶女，在鋪滿「魚龍紋綢緞」的宮殿中，背靠如仙宮一般的布景，徐緩起舞，猶如菩薩飛臨。
壁畫·《菩薩蠻隊》
而伴奏之樂無比哀婉，竟令在場觀者無不悵然落淚。
待舞畢，光潔地板之上，隨處可見掉落的珠翠玉寶。
李可及本人，由此深得唐懿宗寵愛。
這本是歷史中一段並不起眼的記載，但考證李可及編譜《菩薩蠻》舞蹈的來源，正是源自前來大唐朝貢的「女蠻國」。
大中元年，即公元847年，女蠻國臣服唐朝國力，派使臣前來朝貢，隨行所帶貢品中，有兩件女蠻國寶：
其一，雙龍犀杯，杯身刻有雙龍，龍鱗龍爪清晰可見，通體金燦，栩栩如生。
其二，明霞錦，由水香麻精鍊而成，繽紛輝映，附有濃香，若穿在身上，則花香四溢，引群蝶繞身不止。
以上兩件皆是女蠻國的頂級寶物，唐宣宗得見後自然龍顏大悅，而當時站在一旁的歌舞伶官，親眼所見女蠻國的女子國色天香，她們頭戴金冠，身披瓔絡，有如菩薩臨凡。
（註：瓔絡：項鏈，最初披掛在佛像之上，是出自印度的古老首飾。）
《杜陽雜編·卷下》：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更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采多異，入水不濡，雲有龍油魚油也。
圖中紅框：觀音菩薩胸前所戴「瓔絡」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雲煉水香麻以為色，光渾映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於中華錦。
伶官於此驚為天人，無比心動之下，便創作出《菩薩蠻》一曲，引天下文人紛紛作詞。
《杜陽雜編·卷下》：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更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矣。
之後李可及憑藉此曲，創作出樂舞——《四方菩薩蠻》。
「菩薩蠻舞」類似圖
由此便可看出唐朝時期的異域文化，外邦派來使臣，敬獻當地國寶，與大唐皇帝文化交流，在場伶人甚至憑藉所見所想，創作出獨具異域風情的歌曲《菩薩蠻》，在唐朝廣為流傳，一時間被奉為神曲。
這便是異域文化與中原文化繁榮交流的最有力證明，同時也體現出唐朝聲樂文化的繁榮，憑藉敞開國門，歡迎異域來使，既豐富自身文化，更能通過這種朝貢關係來展示自身國力，而且對於文化作品的創作，更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同樣的例子，還有在貞元十八年，即公元801年，曾經依附南詔的驃國，便派使臣前來大唐「獻樂」。
圖中紅框：驃國
《舊唐書·驃國傳》：貞元中，其王（雍羌）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
這段記載頗為詳實，大意是說，貞元時期，驃國國王雍羌得知南詔歸服大唐，也想要歸附，因此在貞元十八年，便派其弟弟來唐朝覲見皇帝，並敬獻「國樂數十曲，樂工三十五人」，是以朝貢之禮，由此可見驃國對於自身聲樂的驕傲，竟把樂舞視為「國禮」級別的朝貢。
畫：驃國朝貢
《新唐書·驃國傳》：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
從驃國國王敬獻聲樂這一外交事件，便可看出當時的驃國聲樂，對於中華文化的深遠意義，以及深層次的重大影響，我個人認為，可分為三點：
其一，驃國獻樂，屬於文化輸出行為，在向中原地區輸入大量異域音樂與月騎，乃至樂理的過程中，豐富了中華地區原有的聲樂文化，並將異域文化植入到更深的文化土壤之中，與中華聲樂文化共同生根發芽。
《新唐書·南蠻下》：唐德宗貞元年間，驃國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
其二，為中原文化向外界輸出，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既然是交流，自然李唐皇帝回以重賜，在這個過程中，免不了會賜予驃國使團一些唐朝獨有的文化產品，如陶瓷，絲綢等，這就形成了實質意義上的文化交流，雙方互通有無，從而使中華文化輸出到異域，讓更多的異域百姓瞻仰大唐萬千氣象。
同時也兼具一些宗教文化輸出，因為驃國本身就是佛教國家，而他們所做的音樂幾乎以佛樂為主，因此這種文化交流，實際上也對佛教的發展具有一定積極的作用。
《新唐書·南蠻下》：甘蔗王（王公名謂），驃雲遏思略，謂佛教民如甘蔗之甘，皆悅其味也
其三，對唐朝內部的文人，起到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用，眾所周知唐朝之開放，吸引無數海外國家前來朝貢，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文人所見所想，自然與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因此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比如創作詩詞歌賦，會將自身所見的異域元素融入其中，最終形成別具一格的詩詞文化，就比如《菩薩蠻》這類異域歌曲，最終演變為詞牌名，經由唐宋兩朝各路文豪創作，絕世佳作層出不窮。
2015年緬甸曼德勒福慶舞蹈表演：史詩·驃國樂
總結來說，不論是女蠻國朝貢，還是驃國獻樂，都從側面展現出大唐的繁榮，以及古人對於聲樂的重視，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以藝術的形式體現出文化的開明，海納百方，同時也體現出唐朝時期的國力與文化之強盛。
縱觀古史，自張騫於西漢時開通絲綢之路，西域和中原的交流便日益頻繁，並最終形成長達上千年的深層聯繫，從政治，經濟，文化，再到軍事，幾乎每一個方面都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尤其是西域地區，以及廣大異域的多民族樂舞文化，對古代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進行了補充和豐富，使得日後的文化多元，而又色彩繽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