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時報記者 張 赫

「爸，我答應你，到你沒有意識的時候，我們就不浪費時間，一定不讓你痛苦。」

「好。」

「爸，按您說的，不要菩提樹，照片上是我們選的銀杏樹，您喜歡嗎？」

「好！喜歡！」

「我們在樹下立一個簡單的碑，寫上您和媽媽的名字和生辰，好嗎？」

「好。再加一個入黨時間吧。嘿嘿。」

「如果做透析，還能堅持一段時日。」

「不繼續了，我們一起陪著他，安靜的走，一切按爸爸的遺願。」

這是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凌鋒回憶關於公公的對話。

「我死後，不進八寶山，不要墓地，不要骨灰盒，沒有搶救價值時，千萬不要折騰，讓我安靜的走，唯一的一條原則，就是不要讓我痛苦。」

在老人95歲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一直心平氣和的告訴所有孩子：生死，是平常事。這位老人就是北京協和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崔靜宜。

在凌鋒的記憶中，公公生命最後的日子裡，讓所有人看到的，是對死亡的平和與泰然。而對於凌鋒自己，作為一個在「刀鋒上跳舞的生死醫者」，公公對死亡的態度，是她上過最有價值的人生必修課之一。

像孩子一樣用輪椅蹣跚學步

帶著癌症，也要好好生活

「人活著,要做貢獻，人死了千萬不要折騰，一定要安靜。如果沒有救治的必要，一定不要讓我痛苦，不管活著還是死了，都要追求幸福。」凌鋒指著公公去世一年前的照片說，這是我公公當時對疾病和生死的反覆叮囑。

滿頭白髮的老人精神矍鑠，雙手拄在拐棍上，眼睛裡是不懼世事變遷的泰然。

凌鋒介紹，「公公晚年得了好幾種癌，肺癌、輸尿管透明上皮癌……但是我們商量後決定不給他做特別多的干預，肺癌沒有做（處理），與病共存。」凌鋒說，公公在堅持沒有其他任何治療的情況下活了5年。

和很多癌症患者家裡的氛圍不一樣，凌鋒說，公公在身體很健康的時候就要求，他自己所有的疾病必須跟他講，而且必須講得非常透。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的治療和對待疾病。

「公公89歲那年突然發現血尿，後來檢查是左輸尿管透明上皮癌，請教泌尿專家後，決定用腔鏡把左腎、輸尿管切除，膀胱切除了一小塊。」凌鋒在回憶起老人剛剛發現癌症的時候，完全沒有其他老人的崩潰情緒，而是直接和孩子一起討論治療方法，淡然平和，不畏不懼。

「在做完切除手術後，公公經常念叨，我身體這底子，好著呢！」凌鋒說，住院時公公每天按她的要求走1000步。一個月後出院，不管颳風下雨，他每天走二到四公里，生活極有規律、分秒不差、腦子極好，聽力也好。

也是老人的意願，在後來每檢查出一種病症，晚輩都會把病情如實告訴老人。

「在做腎癌治療時，醫生髮現右肺有一個小小的腫瘤，但兩個手術不能一塊做，」家人小心翼翼告訴老人，不過好在腫瘤複查過程中也沒有長大的跡象。老人自己就決定，帶著它，一起生活。

後來隨著年齡更大，腫瘤也開始變大。凌鋒說，有時候公公喘不過氣但也遛彎，覺得太累就用輪椅在公園和小區里轉轉，把輪椅當腳去用，像小孩剛剛學走路一樣，每次看到90歲的老人還在用整個身體和雙手努力操控著輪椅，都能感受得到公公對生的慾望很強，但儘管如此，也依然對死亡看得很通透。

「他自己也說，就是要做鬥爭，硬碰硬也不怕。」在堅持沒有任何治療的情況下，老人高質量地生存了5年，而且還能夠每天都看新聞聯播。

凌鋒回憶，公公經常說，有事做，有所期待，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狀態。而老人所說的有事做，就是想辦法讓癌細胞長得慢一點，有所期待，就是雖然帶著好幾種癌症一起過日子，還是覺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很多新奇的事想知道，想了解。說到這，凌鋒笑著說，他還必看《海峽兩岸》。每晚看新聞時都坐得筆直，手裡拿著電視遙控器，生怕別人換了台。

「別折騰，別讓我痛苦」

不留遺憾就是最好的告別

「後來，他的肺癌腫瘤長到拳頭那麼大，只能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從10月入院到同年12月30日離開協和，就在一個躺椅上一會兒仰著一會兒坐著。」凌鋒說，活檢結果是肺腺癌，不是腎癌轉移而是原發。但我們決定不去動它，否則老人會遭受更大打擊和痛苦。

為了讓公公在最後的日子裡減少痛苦，凌鋒和公公商量，做氣管切開手術，然後用呼吸機來代替身體的呼吸。

「但這樣經常會看到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機在打架，我們都能感覺得到老人很難受，特別是在做一些護理、洗澡和吃飯的時候。」凌鋒說，為了緩解這種情況，就給他用一些鎮靜劑。

「當醫生要做一些操作的時候，我就打上丙泊酚讓他睡覺，他就能睡的不錯；等到該吃飯的時候把注射丙泊酚的開關一關，他就很快醒了，吃喝都正常。」

在氣管切開後的五個月里，老人意識還很清醒，老人說，「現在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雖然身體上有痛苦，但還能保證正常的生活狀態，要是有一天不行了，千萬不要浪費時間，不要讓我痛苦。這樣你們也不會煎熬和心疼。」

凌鋒回憶說，後來又熬過了5個月，公公說不出話來，但是一直伸著三個手指頭。

「他的護理員跑來找我說，阿姨你快去看看爺爺這是什麼意思？後來我就趴在他耳邊抱著他問，爸，你是不是覺得三個願望都已經實現了？」

一邊說，凌鋒也一邊比劃著三個手指解釋道，公公在做氣管切開之前就說過他有三個願望，一是過了元旦，二是過了春節，三是過了95歲的生日。如果這三個願望都實現了，此生足矣。

聽到凌鋒問的話，老人一直用力的在點頭。

後來老人越來越虛弱，最後腎功能損壞嚴重沒有辦法排尿，人也已經昏迷，監護室的醫生建議給患者做透析。

「當時我們全家的晚輩都很默契，一起說不再繼續做。」作為一位醫生，凌鋒很明白，經過透析後，整個人會浮腫、蒼白、血小板丟失各種可能都有，而且脫相嚴重。和公公在一個大家庭生活的幾十年，凌峰也知道，老人特別注重儀錶，到90多歲還按時早晚洗漱，只要出門一定把衣服收拾乾淨利落，要是人多的場合，都要扎領帶。現在他要走了，要讓他一樣帥氣明朗。

家屬做出決定後，呼吸機被拔掉，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里，凌鋒和家人一起守著他、陪著他，老人安安詳詳的走了。

公公滋養的銀杏樹旁，開滿了花

生與死，都該有尊嚴

「我死了以後，遺體全部做解剖，對醫學有用的要全部留下，不要讓單位搞追悼會，我也不進八寶山，不進墓葬地，不用埋骨灰盒，找一棵樹把我埋到樹下，骨灰可以滋養這棵樹。」凌鋒回憶公公的遺願時說，在討論後事時，他意識還清楚，我們提議買一棵菩提樹，但是公公不同意，後來我說買一棵銀杏樹，他說好。買好以後，我拍了照片給他看，他很開心的說，這棵樹好，銀杏樹還能結果實，我喜歡。

「我後來和公公商量，我們就把樹種在院子里，樹下面放一個小小的碑，這個碑上面寫這麼幾個字：我們悄悄的來，也悄悄的走，留下一片綠庇蔭後人，再寫上您和媽媽的名字和生辰，您看好不好？」

凌鋒說，聽到這，老人眼淚開始打轉兒，頻頻點頭說好，猶豫了幾秒後，老人補充了一句說，碑上要加一句，入黨時間，然後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跟著說話節奏指點著，說完嘿嘿笑了起來。

凌鋒說，現在晚輩回家，都會去院子的樹下坐一會，整棵樹周圍開滿了花。

就像秋天到了樹葉旋轉落地後的靜美一樣，老人離開的有尊嚴、有體面、很自然，這就是最大的福報，也是所有患者在面對生死時最應該有的狀態。

「我是神經外科醫生，每天的工作就跟生死打交道，很多患者經常是非死即殘，我們的工作就像在深井裡往外拔人一樣，有的人說我們是在刀尖上跳舞，有的人說我們是在懸崖邊散步，真的沒有這麼詩意，每天都會緊張的一身汗，但是只要有1%的希望我們都會盡100%的努力。」

「也有很多患者，已經腦死亡了，但是家屬就是糾結在還有心跳，想盡辦法救。」凌鋒說，心臟在跳是因為呼吸機在吹，呼吸機一停心臟立刻不跳。所謂的心臟還存活，是用機械在延續，它對大腦是沒有意義的。

凌鋒曾遇到過一個腦死亡患者，家屬每天派人輪流在監護室守著。最後花了不計其數的錢，做了幹細胞移植和各種化療，能用的治療方法都用了，整整熬了3個月。到凌鋒第三次去看患者的時候，患者已成了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的「塑料人」，面色鐵青、面龐浮腫、口角生瘡。

「如果患者自己心裡知道，是否會願意被如此對待？」凌鋒感慨，很多家屬說是在盡孝心、盡全力，但很多家屬忽略了病人的尊嚴。

為了更科學地判斷患者的死亡，凌鋒也一直在推進腦死亡標準制定和推廣。「從1965年到現在制定了腦死亡的標準後，確切的判斷腦死亡的患者沒有一個再死而復生。醫學可以更科學地判斷人的死亡，維護死者的尊嚴，制定這個標準根本的意義就是為了不做更多無謂的搶救，節約衛生資源，減輕家庭負擔。」

凌鋒說，在面對生死的時候，他在公公的身上學到的最好的態度就是，只要有機會好好的生活，就決不放棄，一旦沒有機會正常生活，相反卻要飽受折磨，這樣的生，就不再有任何意義。

從前的少年手裡，是白求恩醫學院里拿過的手術刀，也是千千萬萬個起死回生的生命；後來步履蹣跚了，手裡緊握著的，變成了拐杖，直到最後變成了輪椅，就像院子里的銀杏樹的年輪不停地轉，安靜、平和。而銀杏樹上，燦黃的葉子總是搖曳，像極了老人滿頭白髮時，依然深愛這世界的樣子。

又是一年春天。銀杏樹旁，開滿了花。

相關簡介

崔靜宜，北京協和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冀東軍區18軍分區衛生處長、冀東軍區衛生部醫政科長、東北軍區衛生部醫院管理局醫政處長。建國後曾任北京醫院副院長兼黨委代理書記、上海寄生蟲病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協和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凌鋒，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將手術和介入手段綜合應用在腦與脊髓血管病的治療上，尤其在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診斷治療領域做出了系統性、創造性貢獻，使該疾病的治癒好轉率從原來的46%~63%提高到82.2%；在國內率先全面開展手術和介入治療缺血性腦血管病，建立了頸動脈支架成形術、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腦動脈支架成形術、顱內外動脈搭橋術的綜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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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

「尊嚴死」，是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放棄搶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統。讓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後，而是自然來臨。在這個過程中，應最大限度尊重、符合併實現本人意願，盡量有尊嚴地告別人生。國內要推廣安寧療護，要加強相關制度保障。

相關制度保障包括：提高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使生前預囑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對患者、家屬和醫院都具有約束力；修改ICU操作指南，明確醫生實施安寧療護的具體標準，給醫生提供操作依據；將安寧療護髮生的費用納入醫療保險的範疇，由醫保支付等。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盡量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

戀生惡死是人之常態，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你是國王，還是車夫，是大亨，還是乞丐，地位與金錢都無法改變個體生命必死的事實。人生的最後一道考題就是如何面對死神的召喚，恐懼、沮喪、憂傷是人之常情，再堅強、豁達的人在死神面前也無法高傲、從容起來。

現世的花紅柳綠、死亡過程的掙扎抗拒和對於來世的困惑迷茫都是死亡降臨時不可避免的糾結。但是無論怎樣糾結，我們還是需要邁過那一道門檻，去遠方邀游。如何安頓這顆不安的靈魂，是現代安寧緩和醫療的首要課題，也是每個凡人需要藉助靈魂修鍊才能坦然面對的生命節目。

鄭州市九院姑息常務副院長、安寧療護中心負責人李玲：

在美國，創建姑息治療中心的初衷是服務癌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庭，後來隨著專科發展，我們現在逐步將服務人群擴大至各種疾病的終末期患者。目前，病區80%左右的患者，都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惡性腫瘤患者的姑息（緩和）治療單元和安寧療護單元，很多患者在這裡，平靜地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

在各種患者疾病的終末期或者高齡者的養護階段，我們提供必要的醫療和護理措施，旨在減輕痛苦，維持生命活力和心靈照護的醫療護理服務。為此，該中心還設立了河南省首個癌痛24小時門診。我們來人間一趟，不應該只記住最後的痛苦。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咨商心理系教授李佩怡教授：

台灣的安寧緩和醫院是從1990年開始，推動到現在20多年了，今年推動的是病人自主權立法，我們希望病人對自己的疾病有更早的預先幫助自己設立醫療的決定權，如果不事先處理好醫療決定，沒有事先交代，等到你昏迷意識不清了，你的家人不知道怎麼幫助你，你要不要插管，打營養針，乃至林林總總的醫療措施。當你的生死可以自己選擇的時候，也許死亡會更美好。

台灣現在醫學院校里會有專門針對姑息治療和安寧療護的教育，讓醫學生在還沒有走出校門的時候，就把對患者的死亡教育當作學習中最重要的一課，相信這也是未來醫學院校都會重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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