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

撰文：浦洛基

翻譯：曾毅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烏克蘭，地處歐亞大草原西緣文明的斷層線上，誕生於東方和西方相遇之處，許多個世紀以來都是通往歐洲的門戶。當戰爭和衝突到來，關閉的歐洲之門成為阻擋東來或西來侵略者的屏障，而當歐洲之門開啟，烏克蘭就成為連接歐洲與亞洲、東方與西方的樞紐。

從希羅多德時代開始，烏克蘭大地見證了兩千年來帝國的起起落落，經歷了世界秩序的多次變更。定居和游牧、東正教與天主教……不同的文明在此接觸，塑造出烏克蘭獨特的邊境身份。它是歐洲的麵包籃，也一度成為殺戮的戰場。從羅馬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從哈布斯堡王朝到羅曼諾夫王朝，甚至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每個帝國都索求烏克蘭的土地與財富，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直到今日，烏克蘭仍是東西方力量衝突的焦點。若不理解兩千年以來塑造東歐的複雜力量，就看不清當前牽動世界的動蕩。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院院長浦洛基以同情的理解，在《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3月出版）中寫下烏克蘭所經歷、所見證的兩千年，為理解東方與西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補足了拼圖上缺失的一塊。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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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斯科沙皇為宗主，哥薩克國僅在第聶伯河左岸地區得以存續，並成為各種民族開創事業的溫床。其中一種潮流可以與「烏克蘭」這個詞掛上鉤：它視哥薩克國為一個獨特的政治體和祖國，並由此成為近代烏克蘭民族認同發展的根源。另一種則與哥薩克國的官方名稱「小俄羅斯」聯繫在一起，後來我們所知的「小俄羅斯主義」（將烏克蘭視為「次俄羅斯」、將烏克蘭人視為大俄羅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觀點）由它而來。

在1708年哥薩克統領伊凡·馬澤帕掀起最後一次大規模哥薩克叛亂之前，這兩種知識傳統一直在哥薩克國內並存。馬澤帕叛亂針對莫斯科沙皇國，也針對俄羅斯帝國的正式開創者沙皇彼得一世。這場叛亂在俄軍擊敗跟隨卡爾十二世進入烏克蘭的瑞典軍隊後結束。1709年的波爾塔瓦戰役深刻地改變了哥薩克國和整個烏克蘭的命運。馬澤帕將烏克蘭視為一個獨立於俄羅斯的整體，而卡爾十二世的失敗對他和他關於烏克蘭的設想則是雙重的打擊。接下來的一段歲月里，將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與俄羅斯緊密聯繫起來的小俄羅斯主義闡釋將在哥薩克國的官方話語中佔據統治地位。將烏克蘭視為一個獨特的祖國、政治體乃至民族的觀點並沒有完全消失，但將在一個多世紀中遠離烏克蘭話語的中心。

17 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莫斯科人得以將左岸烏克蘭置於自己掌控之下，不光是因為他們的軍力強大，也是因為他們比競爭對手更富於彈性。儘管沙皇們利用每一次哥薩克統領選舉來削減哥薩克國在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時期獲得的權利和優待，他們也懂得一張一弛。1669 年，在彼得羅·多羅申科叛亂期間，莫斯科就曾同意重新回到與赫梅爾尼茨基所獲待遇相近的條件。當第聶伯河另一側的哥薩克人本就少得多的優待條件遭到波蘭人削減時，莫斯科人就是這麼做的。其結果不難想像：波蘭治下的哥薩克地區的人們紛紛被吸引到左岸定居， 左岸的經濟得到持續發展，而右岸則變成了一片真正意義上的荒漠。在允許哥薩克人獲得更多權利的同時，沙皇們也成功地將他們變成自己的子民。

沒過多久，左岸的經濟發展就帶來了基輔的經濟和文化復興。基輔學院重新開課；在17 世紀50 年代曾經逃離的教授們迎來了新一批學生；學院開設了新的科目；詩人們創作新的詩篇；劇院也開始上演新戲。在17 世紀早期由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開創的烏克蘭巴洛克文學在伊凡·維里奇科夫斯基的詩歌和拉扎爾·巴拉諾維奇的散文中達到頂峰。巴拉諾維奇曾是基輔學院的一名教授，後來成為切爾尼戈夫大主教。他的學生西蒙·波羅茨基將基輔的巴洛克文學風格帶到了莫斯科，並在那裡幫助奠定了俄羅斯世俗文學誕生的基礎。基輔的作品、實踐和觀念在17世紀下半葉不斷向莫斯科沙皇國傳播，在該國東正教會中造成了一次分裂。沙皇和牧首支持彼得·莫希拉式的革新，保守派們卻群起反抗，團結在遵奉「舊信條」的領袖周圍。難怪官方教會對他們的稱呼「拉斯科爾尼奇」（raskol』niki，意為「分裂者」）也來自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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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影響是雙向的。基輔的教士們在將西式文化的樣本從烏克蘭帶到莫斯科沙皇國的同時，也從莫斯科的政治意識形態中獲得武器。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在於將信奉東正教的沙皇視為這個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的樞紐。波蘭-立陶宛聯邦中的東正教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沒有一位自己的君主，因此渴望能有機會進入一個拜占庭式的理想東正教世界，一位專制君主與唯一真教會能夠琴瑟和鳴的世界。然而最終現實的考量壓過了理想主義。早在17世紀20年代，新獲得聖職的東正教會主教們因為受到華沙的打壓，選擇了莫斯科作為他們的後盾和可能的避難所。對沙皇保護的渴求在佩列亞斯拉夫協議（1654）之後變得更加強烈，並在安德魯索沃停戰協議（1667）將哥薩克一分為二之後達到頂點。

根據停戰協議的條款，位於第聶伯河右岸的基輔本應在兩年的寬限期後歸屬波蘭。再次回到天主教君主統治之下的前景讓基輔的教士階層恐懼不已，於是他們發揮了自己從基輔學院和歐洲的耶穌會學校學到的全部說服能力，讓沙皇相信基輔應該留在他手中。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輔洞穴修道院掌院因諾肯季·吉澤爾1 是「說服沙皇」 運動的領袖之一。他的願望是將基輔留在沙皇治下，同時保留基輔都主教區的獨立地位。然而事與願違。沙皇在17 世紀70 年代成功留下了基輔。下一個十年，烏克蘭境內的莫斯科沙皇國官員和他們的支持者成功地將基輔都主教區的管轄權從君士坦丁堡轉移到了莫斯科。管轄權的轉移發生在1685 年——基輔的教士得到了沙皇的保護，卻付出了失去獨立的代價。

對基輔的未來的爭奪催生了現代以前俄羅斯帝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 ——第一冊印刷版羅斯歷史「課本」，這本書在吉澤爾掌管的洞穴修道院出版，有一個長長的巴洛克風格的名字：《關於斯拉夫— 羅斯民族起源、神佑之城基輔的早期王公及神聖而虔誠的基輔及全羅斯大公、開國君主弗拉基米爾生平的諸編年史簡編或略要》（Synopsis, or a Brief Compendium of Various Chronicl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o- Ro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yiv and the Life of the Holy, Pious Grand Prince of Kyiv and All Rus』, the First Autocrat, Volodymyr，以下簡稱《略要》）。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674年，當時基輔正準備應對奧斯曼人的進攻，而波蘭人也要求莫斯科人歸還基輔。在這本《略要》中，基輔被描述為歷代莫斯科沙皇的第一個首都和莫斯科式東正教信仰的誕生地，是一座不可能丟棄給異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城市。書中有關斯拉夫-羅斯民族的內容更加支持了這樣的論點：根據《略要》作者們的說法，因為有斯拉夫-羅斯民族，莫斯科沙皇國與哥薩克國才得以結合成一個政治實體。這為許多俄羅斯人至今仍然相信的一個神話打下了基礎，即他們的民族起源於基輔。然而在17世紀，莫斯科沙皇國的精英階層並未思考民族血緣的問題。將莫斯科沙皇國和烏克蘭的居民們視為同屬一個民族的是基輔的修士們。直到19世紀，俄羅斯帝國的建造者們才會完全體會到基輔修士這種創見的好處。

莫斯科沙皇國和波蘭對烏克蘭的分割導致了一種危機。在這種危機下被迫產生一種新的身份認同的，不僅有基輔的教士們，也有哥薩克軍官階層。在這方面，哥薩克精英們已經不再需要依賴教士們的創造：基輔學院的畢業生中不僅有牧師和主教，也有哥薩克軍官，甚至包括不少統領。如果說教士們無法設想一個沒有東正教沙皇的家園，哥薩克軍官們卻根本不需要什麼沙皇。他們的忠誠歸於一個共同的哥薩克「祖國」，第聶伯河兩岸都在它的懷抱之中。

在1663年之前，也就是烏克蘭第一次發生事實分裂那一年之前，哥薩克軍官們用「祖國」這個詞描述整個波蘭-立陶宛聯邦或波蘭王國。在1658 年的哈佳奇聯合時期，正是回歸波蘭祖國的念頭誘使他們回到波蘭國王治下。然而分裂之後一切都不同了。一位又一位的統領開始在他們的通函或公告中呼籲烏克蘭祖國的統一，而烏克蘭祖國指的正是包括第聶伯河兩岸的哥薩克國。安德魯索沃停戰協議之後，所有的統領（包括彼得羅·多羅申科和尤里·赫梅爾尼茨基在內）都將烏克蘭祖國的利益描述為他們的最高效忠對象，高於其他任何忠誠和義務。哥薩克祖國的範圍超越了哥薩克人更傳統的忠誠目標——扎波羅熱哥薩克軍。它不僅包括哥薩克軍團，也包括哥薩克國的領土及其居民。統領們將這個祖國稱為「烏克蘭」。1667 年之後，第聶伯河兩岸的哥薩克人都開始用「烏克蘭」來稱呼他們的祖國。

最後一名嘗試將第聶伯河左岸和右岸統一於自己統治之下的哥薩克統領是伊凡·馬澤帕。只有兩位統領的形象出現在烏克蘭獨立後發行的紙幣上。一位是五赫里夫尼亞紙幣上的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 另一位就是十赫里夫尼亞紙幣上的伊凡·馬澤帕。在烏克蘭之外，尤其是在西方，馬澤帕可能比赫梅爾尼茨基更為知名：伏爾泰、拜倫勛爵、亞歷山大·普希金和維克多·雨果都描述過馬澤帕的生平和功勛。他出現在歐洲歌劇院和北美劇場的演出中，以「 Mazeppa」（他的名字的法語拼寫）之名，以一位君主和一位愛人的形象在文學和文化中贏得了聲名。在馬澤帕擔任哥薩克統領期間，兩種不同的祖國概念—— 烏克蘭和小俄羅斯——再次展開了競爭，而他統治的結果則是一種新的小俄羅斯身份認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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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澤帕統治哥薩克國的時間超過20年（1687—1709），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要長，並最終得享天年。這本身就已經算是一個成就——他的前任中有兩人或被殺害，或被判處死刑。馬澤帕之前的兩名統領都在被控「叛國罪」後遭莫斯科派遣的總督逮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們的家人也遭到迫害。僅僅是得罪莫斯科的朝臣們就足以讓一名哥薩克統領丟掉職銜、自由甚至性命，不需要他犯下陰謀反對沙皇或嘗試與波蘭人、奧斯曼人或瑞典人合作等罪行。

伊凡·馬澤帕

馬澤帕的生命軌跡反映了17世紀最後數十年間哥薩克群體的普遍命運。這位將來的統領出身於左岸烏克蘭的一個東正教貴族家庭，在基輔莫希拉學院和華沙的耶穌會學校接受教育，並在西歐學習了炮兵技術。回國後，年輕的馬澤帕在波蘭國王的宮廷中開始了他的外交和軍事生涯。他在後來加入了哥薩克統領彼得羅·多羅申科的陣營，卻被與莫斯科人結盟的扎波羅熱哥薩克人俘虜。根據那個首先由伏爾泰向西歐讀者講述後來又被許多人重複過的故事，馬澤帕落到扎波羅熱哥薩克人手中是因為一件結局悲慘的風流韻事。據稱他是一名波蘭高官年輕妻子的情人。高官發現這樁情事之後，下令將馬澤帕剝光衣服綁到一匹馬身上，然後將這匹馬放入荒原。在這個故事中，扎波羅熱哥薩克人發現了奄奄一息的馬澤帕，並將他救活。無論故事的真相如何，可以肯定是扎波羅熱哥薩克人讓馬澤帕的哥薩克生涯得以平步青雲。他們將這個俘虜送到了統領伊凡·薩莫伊洛維奇1那裡。作為一名受過良好教育並見多識廣的軍官，馬澤帕得到了伊凡的任用。

在17世紀的後幾十年中，大批哥薩克顯貴、普通士兵、市民和農民從第聶伯河右岸遷到了俄國人控制的左岸烏克蘭。馬澤帕也是這股遷移潮流的一員。政治的穩定，外加哥薩克國從沙皇那裡得到的相對廣泛的自治權，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復甦。正如彼得·莫希拉時代一樣，復甦的中心仍然是都主教駐地基輔，是洞穴修道院和基輔學院。接任統領之後，馬澤帕盡其所能地推動哥薩克國的持續經濟復興以及宗教和文化生活的繁榮。

成為統領的馬澤帕下令修復在漫長的哥薩克戰爭中年久失修的教堂，其中有莫希拉曾經修復過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也有聖母安息大教堂和洞穴修道院的聖三一教堂。它們是基輔羅斯時代留下的建築遺產的一部分。馬澤帕還下令修建新的教堂，包括洞穴修道院的聖母誕生教堂，還有基輔和他的都城巴圖林（位於哥薩克國東北部，接近莫斯科沙皇國邊境）城中的其他許多教堂。洞穴修道院之外的大部分教堂都沒能在20 世紀30 年代倖存下來：布爾什維克們打算將基輔變成一座真正的社會主義首都，派出拆遷隊將這些教堂拆毀。然而馬澤帕在洞穴修道院內修建的那些教堂連同修道院的部分圍牆得以保存至今， 成為這位哥薩克統領的慷慨和財富的證明。這是莫希拉之後基輔城中第一次大興土木。這一時期的標誌性建築風格在後來被稱為哥薩克風格或馬澤帕巴洛克風格。

與他之前的所有統領都不同，馬澤帕是一名能將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統領。這是因為他從帝國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沙皇彼得一世視馬澤帕為他的忠僕。在彼得與其異母姐姐索菲亞的權力鬥爭中，馬澤帕選擇站在未來沙皇一邊。彼得在後來讓馬澤帕成為獲授聖安德魯勳章的第一人，那是彼得親自設立的尊崇獎勵。當哥薩克軍官們向沙皇抱怨他們的統領並習慣性地控告他叛國時，沙皇將告發信交給了馬澤帕，而沒有採取莫斯科統治者們的傳統做法——用這樣的控告來打擊哥薩克統領。彼得甚至允許馬澤帕處死這些來自哥薩克精英階層的告發者，向他展現出了更多的信任。

彼得-馬澤帕同盟關係在170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時正值大北方戰爭（1700—1721）的白熱化階段。戰場位於波羅的海地區，交戰雙方是莫斯科沙皇國和瑞典及它們各自的盟友。戰爭之初，瑞典似乎佔上風。在擊敗了莫斯科人的盟友、波蘭的「強者」奧古斯特二世並迫使他下台後，年輕而雄心勃勃的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開始向莫斯科進軍。彼得且戰且退，使用焦土戰術來拖慢敵軍的進攻步伐。

這種毀滅性的手段加劇了哥薩克精英階層早已有之的不滿，將他們從彼得一方推向卡爾十二世。多年以來，哥薩克團長們一直向馬澤帕抱怨彼得在哥薩克國境外對哥薩克軍團的調用，尤其是利用他們來開掘聖彼得堡城內和周邊的運河。（彼得在1702年建立了聖彼得堡，它將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首都）由於嚴寒和疾病，哥薩克人在聖彼得堡像蚊蠅一樣大量死去。雪上加霜的是，彼得還引入了新的稅種及行政改革，讓哥薩克國面臨失去其國中之國的特殊地位、淪為莫斯科沙皇國普通省份的危險。團長們堅持認為，這一切都侵犯了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與莫斯科沙皇國之間訂立的保護盟約。

馬澤帕與卡爾十二世的波蘭盟友們取得了聯繫，對他的各種外交政策選項進行了思量，但沒有採取行動。瑞典國王在其進軍莫斯科的路上決定繞道烏克蘭，而沙皇卻拒絕派出任何援兵。這意味著馬澤帕必須獨力保衛哥薩克國，並放火燒掉卡爾十二世進軍路線上的村鎮。直到此時，馬澤帕才聽從了團長們的要求，倒向了戰爭的另一方。儘管莫斯科沙皇國與歷代哥薩克統領之間有眾多的協議，它卻沒有執行它的首要義務——為哥薩克國提供保護。如今連左岸烏克蘭也得考慮一下其他選擇了。哥薩克軍官們開始琢磨50 年前的哈佳奇聯合中提出的條件。1708 年11 月，馬澤帕率領一群心腹之臣和一支哥薩克小部隊離開了都城巴圖林，加入了前進中的卡爾十二世的大軍。

為了保密起見，在突然離開巴圖林之前，馬澤帕沒有在哥薩克國內採取任何會刺激到彼得的行動。這對馬澤帕的個人安全來說是一個審慎的決定，但對反叛本身則造成了巨大的麻煩。得知馬澤帕叛逃的消息後，彼得派他的得力幹將亞歷山大·緬什科夫率領一個軍團進入了烏克蘭。沒有一支哥薩克軍隊採取行動來阻止緬什科夫，於是莫斯科人的軍隊出其不意地奪取了統領的首都巴圖林，獲得馬澤帕為自己和瑞典人的軍隊準備的大量軍備物資。讓情況變得更糟的是巴圖林的陷落對整個烏克蘭社會造成的打擊。緬什科夫不光奪取了這座城市，還下令屠城。包括婦孺在內，超過1萬名巴圖林守軍和市民慘遭殺害。巴圖林如今是一處著名的旅遊景點，也是一個考古重鎮。在此工作的考古學家們至今仍不斷發現死者的遺骨。緬什科夫發出的信號強烈而清晰：沙皇不會容忍叛變行為。

雙方開始對哥薩克人和哥薩克國其他居民的忠誠展開爭奪。爭奪主要以公告的形式進行：彼得發出公告，馬澤帕則以公告回敬。這場被稱為「宣言之戰」的爭奪從1708年秋天持續到1709年春天。沙皇給馬澤帕扣上叛國的罪名，將他稱為猶大，甚至下令準備一個羞辱性的聖猶大勳章，好讓他在馬澤帕被抓獲後給他戴上。馬澤帕則拒絕接受這樣的指控。與他之前的維霍夫斯基一樣，他將沙皇與統領之間的關係視為契約。在他看來，沙皇侵犯了曾經許給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和他的繼任者們的權利和自由。這位統領爭辯說：他的忠誠不歸於君主，而是歸於哥薩克軍團和烏克蘭祖國。馬澤帕也向他的民族宣示了忠心。他在1708年寫道：「莫斯科，也就是大俄羅斯民族，向來憎恨我們小俄羅斯民族。它長久以來一直滿懷惡意，一心要把我族驅向毀滅。」

由於「宣言之戰」、莫斯科軍的果斷行動，以及在彼得授意下舉行的新統領選舉，馬澤帕的陣營里出現了一道新的裂痕。那些曾經勸說馬澤帕倒戈的團長們如今擔心遭到報復，沒有召集各自的部隊前來為馬澤帕效力。許多人加入了莫斯科人一方。在普通哥薩克士兵、市民和農民中，馬澤帕也沒有什麼支持者。比起接受天主教徒、穆斯林或這一次的新教君主的統治，普通人更傾向一個信仰東正教的沙皇。當卡爾十二世與彼得的決戰到來時，莫斯科一方比瑞典一方擁有更多的哥薩克人。

大北方戰爭

1709 年7 月初，在波爾塔瓦城附近的戰場上，一支2.5 萬人的瑞典軍團與兩倍於己的莫斯科軍相遇了。雙方陣營中都有哥薩克部隊， 但都作為側翼參戰。這不光反映了他們的忠誠受到懷疑，也說明哥薩克人不是歐洲國家正規軍的對手——曾經令人膽寒的哥薩克軍已經成了歷史。約有3 000 到7 000 名哥薩克人站在馬澤帕和瑞典人一方，而投向莫斯科人的哥薩克人要多出3 倍以上。敵軍的數量優勢對卡爾十二世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他曾擊敗過比這更多的俄國人和波蘭人。但這一次不同了。在敵國土地上度過一個冬天之後，他的軍隊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強大。一向身先士卒的卡爾十二世也在幾天前受了傷。他把自己的責任分派給一批軍官，而不是集中在一名指揮者手上。戰鬥來臨之際，這樣的安排在瑞典軍中造成了混亂。

戰鬥以莫斯科軍取得決定性勝利而告終。卡爾十二世和馬澤帕被迫逃離烏克蘭，前往奧斯曼人控制的摩爾達維亞尋求庇護。1709 年秋天，流亡中的伊凡·馬澤帕在摩爾達維亞城市本德爾去世。卡爾則直到5 年後才回到他的王國。波爾塔瓦戰役常被歷史學家們視為大北方戰爭的轉折點。命運在這裡發生了奇特的轉向：一場爭奪波羅的海控制權的軍事衝突在烏克蘭戰場上一決勝負，導致瑞典失去了它在北歐的霸主地位，並使俄國踏上了躋身於歐洲大國之林的道路。然而，在波爾塔瓦戰役造成的各種後果中，最富戲劇性的無疑是戰役發生地出現的變化。

4

莫斯科人的勝利為基輔教士階層和沙皇當局之間的關係開啟了新的篇章。1708年秋天，沙皇就曾迫使基輔都主教將馬澤帕譴責為叛國者，並將他革出教門。波爾塔瓦戰役之後，曾將馬澤帕比作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基輔學院的院長特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在沙皇面前做了一次長篇佈道，對他的前恩主進行譴責。這些會被馬澤帕視為變節的行為在彼得眼中卻是忠心的宣示。普羅科波維奇在後來成為彼得的改革中最重要的理論家。他將支持彼得奪取絕對權力的努力，並將提出一種論證，證明彼得有權在其君位的傳承上打破尋常的父終子繼模式——彼得以叛國罪將自己唯一的男性繼承人送上了審判台，並讓他死於牢獄之中。普羅科波維奇是《靈魂規訓》一書的主要作者。這本書以由一名世俗官員擔任主席的聖主教公會取代了牧首在俄國東正教會中的統治權。他還支持將彼得稱為「祖國之父」的觀念。從前普羅科波維奇和其他基輔教士們用這個稱號頌揚馬澤帕，如今卻將它帶到了莫斯科沙皇國。

特奧凡·普羅科波維奇輝煌的帝國生涯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現象，即帝國將受到西式教育的基輔學院畢業生收入彀中的努力。彼得需要這些人來實現對莫斯科沙皇國的教會文化和社會的西化改革。基輔學院的畢業生們紛紛流向莫斯科沙皇國，一開始數以十計，後來數以百計，並在那裡開展他們的事業。他們擔任各種各樣的職務，有東正教會臨時首腦，有主教，也有隨軍牧師。其中一名基輔人——羅斯托夫都主教季米特里·圖普塔羅——甚至因其對「舊信條」的鬥爭而被封聖。這些人不僅幫助彼得對俄國進行西方化改革，還通過宣傳新俄羅斯祖國乃至新俄羅斯民族的理念，將俄國改造成一個近代政治體。烏克蘭人，或者說小俄羅斯人，則被視為這個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說彼得旨在加強其獨裁統治和集中國家機構的政策為宗教領袖們帶來了令人興奮的新機遇，這些政策對哥薩克軍官們來說卻是一場真正的災難。馬澤帕的叛逃令沙皇更加感到將哥薩克國整合到帝國體制和行政結構中的迫切性。如今的哥薩克統領伊凡·斯科羅帕德斯基受到一名俄國人的監督。他的都城從被夷為平地的巴圖林遷到了距離俄國邊界更近的赫盧希夫。俄軍如今也在哥薩克國內長期駐紮。追隨馬澤帕流亡的哥薩克軍官的家眷們遭到逮捕，其財產也被沒收。1721 年大北方戰爭以俄國的勝利結束後，更多的變化接踵而至。彼得沙皇將莫斯科沙皇國改名為「俄羅斯帝國」，並自稱為俄羅斯帝國第一代皇帝。接下來的幾年中，沙皇利用斯科羅帕德斯基去世的機會直接取消了統領的職權，將哥薩克國置於被稱為「小俄羅斯管理委員會」（Little Russian College）的機構管轄之下。管理委員會的首腦則是彼得指派的一名帝國軍官。哥薩克人群起抗議，向聖彼得堡派出了一個請願團以爭取他們的權利。然而這些努力都落了空。沙皇逮捕了哥薩克反對者中的領袖帕夫洛·波盧博托克團長。帕夫洛在聖彼得堡的聖彼得和保羅要塞的一間囚室里死去。

馬澤帕選擇鋌而走險，但最終失敗。他一心要保護的哥薩克國同樣失敗了。我們無從知道如果卡爾十二世沒有在戰前負傷，而追隨馬澤帕的哥薩克人更多一些的話，哥薩克國的命運將會如何。我們能確知的是馬澤帕的後繼者們希望建設並在其中生活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方面的知識來自一份呈給皮利普·俄爾里克、被稱為《共識與條件》（Pacta et conditiones）的文件。俄爾里克是摩爾達維亞的流亡哥薩克人在馬澤帕去世後選出的統領——不用說，這些流亡哥薩克人不會承認在彼得授意下被選出的斯科羅帕德斯基為他們的合法領袖。這份《共識與條件》在今天的烏克蘭被稱為《皮利普·俄爾里克憲法》，通常被視為烏克蘭的第一部憲法。許多人驕傲地宣稱它比美國憲法更早獲得通過。事實上，與《共識與條件》最接近的應該是波蘭議會選舉國王所依據的條款。這份文件嘗試通過保障哥薩克軍官和普通哥薩克士兵的權利來對統領的權力做出限制。由於有許多扎波羅熱哥薩克人跟隨馬澤帕流亡，《共識與條件》對扎波羅熱哥薩克人的權利保障尤為突出。

關於哥薩克國的過去、當下和將來，《共識與條件》為我們呈現了一種獨特的視野。俄爾里克曾擔任馬澤帕的總書記官。聚集在他周圍的哥薩克軍官們沒有去基輔羅斯和弗拉基米爾大公那裡尋找自己的起源——那已經是被基輔的沙皇擁護者們據為己有的經典神話。他們將自己的血統上溯至哈扎爾人，也就是基輔羅斯之前的游牧先民之一。這一觀點更多基於語言而非歷史。雖然在今天看來可笑，但以早期近代的語言學標準視之，它卻相當站得住腳。在烏克蘭語中，「哥薩克」 和「哈扎爾」這兩個詞的發音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接近。至關緊要的，是要主張確有一個獨立而不同於莫斯科人所屬民族的哥薩克民族存在。俄爾里克和他的軍官們視情況不同會將這個民族稱為哥薩克人、羅塞尼亞人或小俄羅斯人。然而俄爾里克的大部分觀點不為其同胞們所知或者支持。在他們的故鄉烏克蘭，哥薩克人正努力為保住他們僅存的一點自治權而鬥爭。

彼得一世在1725 年2 月去世，比身陷囹圄的哥薩克團長波盧博托克去世晚了幾個星期。哥薩克國內的哥薩克人將這看作上天對彼得施於他們的不義做出的懲罰，也看作拿回他們被沙皇褫奪的部分特權的良機。在他們的訴求中，恢復統領的職權成為第一要務。1727 年，哥薩克軍官們選舉彼得早年的反對者丹尼洛·阿波斯托爾擔任新近重設的統領一職，完成了心愿。為了慶祝奪回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曾取得的這一特權，哥薩克人找出了這位老統領的一幅畫像，恢復了對他的崇拜。他們不僅將赫梅爾尼茨基視為將哥薩克人從波蘭的壓迫下救出來的解放者，也視為哥薩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衛者。赫梅爾尼茨基的這種新形象讓他成了一個象徵，代表著哥薩克國精英們的小俄羅斯主義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意味著只有維持哥薩克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權，才能換取他們的政治效忠。

這一身份認同到底是什麼呢？它是一種粗糙卻有效的混合體，其中既有教士階層的親俄話語，也有哥薩克軍官階層的自治主張。小俄羅斯主義理念最顯著的特點是對沙皇的忠誠，同時其身份認同又強調帝國中哥薩克民族的權利和待遇。哥薩克精英階層眼中的小俄羅斯僅限於左岸烏克蘭地區，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都不同於北方的白俄羅斯地區和第聶伯河右岸的烏克蘭其餘地方。這一新政治體和新身份認同的基因中有著明顯的早期民族建構印記。在這一時期的哥薩克文獻中（18世紀早期，哥薩克歷史寫作的出現成為一種新的文學現象），羅斯或羅塞尼亞、小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可以互換的名詞。這樣的用法有其邏輯，因為這些名詞的背後是各種緊密相連的政治體和身份認同。

要確定這些名詞以及它們所代表的現象之間的關係，我們能找到的最佳類比莫過於一副套娃玩具。最大的一個套娃是後波爾塔瓦時代的小俄羅斯身份認同。它裡面的一層是涵蓋第聶伯河兩岸的哥薩克烏克蘭祖國理念。下一層是波蘭-立陶宛聯邦中的羅斯或羅塞尼亞身份認同。而在這套套娃的核心，所謂小俄羅斯身份認同中，則保存著關於古老的羅斯共同體和晚近的哥薩克烏克蘭的記憶。烏克蘭核心終將從小俄羅斯套娃的外殼裡破繭而出，並對過去的哥薩克人曾擁有或追求的土地提出要求，這只是個時間問題。然而在波爾塔瓦戰役剛剛結束之際，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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