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每個朝代都要殺功臣？怎樣才能避免被殺？

當問到歷朝開國皇帝中誰最兇殘，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朱元璋了。當問到為什麼時，大家可能會說其建國之初便大殺功臣，而且牽連之廣堪稱歷史之最。朱元璋的行為確實讓人難以接受，不過誅殺功臣可不是朱元璋專屬。「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每個朝代都有發生。無論是從客觀還是主觀上，這都不是皇帝個人的問題，而是體質結構上的問題。

保證江山永固是每一個統治者的心愿，而保證的前提是沒有內憂外患的前提下。而這其中尤其難以把控的便是內憂了，換成通俗的說法便是造反。當年一同征戰天下的功臣如今是否會造反成了皇帝最為頭疼的問題，那個大臣會造反只有大臣自己知道，而皇帝是很難分辨的。宋太宗一句「姦邪無狀」便是皇帝面臨尷尬兩難境地的真實寫照。而無論是加大處罰力度如凌遲和誅九族，但這對於牽制功臣造反來說卻沒又太大意義，因為功臣本就是在九死一生的革命中誕生的，他們又怎會畏懼死亡呢。而歷朝歷代的皇帝判斷功臣會否造反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誰有能力造反通通採取「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走一個」態度。這無疑讓功臣天生便有「罪」，因為他們更具備造反的資本。

而功臣面對這種情況是不是只能做案上魚肉，並非如此，交出兵權往往可以化險為夷。因為兵權通常意味著造反的資本，既然沒有資本造反自然也就沒什麼好擔憂的呢。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便是這種情況的經典體現。不得不說，這個方案確實幫助了不少功臣幸免於難，但對於那些威望極高的功臣而言，這一方案仍然不能使皇帝放心。比如漢支韓信，劉邦剛建國便貶其為淮陰侯，削奪其兵權，使其整日遊手好閒。即便如此，樊噲去拜訪的時候仍然對其畢恭畢敬，可見其在朝還是在野仍然有些不小的影響力，而這影響力便是造反的資本，最終結局也是意料之中了。再如唐之李世民，大唐初定，李世民的兵力微乎其微，然而李建成對他的忌憚比外患尤過之而無不及。即便玄武門病變時，李建成的人馬打到秦王府時還不得不扔出李建成人頭以亂其殘部軍心才的脫險。無論是李建成還是李世民明明都已經交出兵權，身同布衣，卻為何仍然不被接受？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們具備造反的資本，而兵權只是有形的資本而已，相比有形的資本而言，無形的資本更讓人惴惴不安。威望、才幹與勢力足以讓天生多疑的皇帝寢食難安了。交出兵權意味著造反的門檻變高了，這樣皇帝在判斷誰要造反的時候範圍縮小了。一般的大臣在失去兵權後幾乎只能自保，而發動政變的能力幾乎喪失。而那些曾經獨擋一面的人卻往往在獨擋過程中都無形中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對於李世民和韓信這樣的人來說，除了自殺或者躲起來其餘做什麼都是不能讓他人放心。如果韓信自殺結局可能肯定會好點，劉邦絕不會滅其全族反而會封賞其後人。而李世民則更為乾脆，直接政變先人一步，反正你要弄死我，不如我先弄死你。相對於外人，本身就是皇族的李世民成功的機會就大的多了。

在古代世襲制誕生後，家天下便成了封建王朝的標誌。而家天下的環境下屠殺功臣成了無奈之下的必然結果，因為「家」天下無可厚非的會害怕「外人」闖進來。只有到了現在的民主制度，一面完善法制，一面健全民主，使得將軍都可以合法競選領導人，這樣的難題才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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