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黃綰的治河理漕在明朝無法實行，卻是解決黃河水患的根本方法

世宗即位後，江蘇境內的黃河一再決口，不僅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還嚴重影響了漕運暢通。黃綰上《論治河理漕疏》，以求解決水患和漕運問題。嘉靖二年七月，黃河在江蘇沛縣決口，周邊廣大地區遭遇大水災。為了避開黃河泛濫潰決對漕運水道的威脅，嘉靖六年，左都御史胡世寧提出了在昭陽湖旁開一新河的建議。而黃綰的《論治河理漕疏》洋洋洒洒數千字，核心思想有三方面：

其一，黃河水患產生的根源。黃綰指出：隋代以前，河南以下的黃河經河北、山東北部向東邊方向入海（與現今黃河入海流向大體一致），這一流向的北面有河北中部的山脈，南部有山東中部的山脈，因此黃河不易發生大的水患。但隋代開掘大運河，引部分黃河水從洛陽南下，經汴水入海。自洛陽向東南，地勢平緩，南北無山地阻隔，所以水患日趨嚴重。為防備水患就不斷加高堤壩，但加高堤壩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河道淤積和河水上漲的速度，水患日趨嚴重。南宋時的「黃河奪泗水入淮」，更使黃河水全部流向東南，水患一發不可收拾。黃綰認為，黃河水患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黃河不恰當的流向。

其二，解決黃河水患的根本方法。在分析黃河水患產生根源的基礎上，黃綰指出：加高堤壩、疏浚河道等措施只能緩解一時之水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黃河水患。解決黃河水患的根本方法是讓黃河回歸隋以前的故道，充分利用地勢，從河南境內流向東北，經河北、山東入海。

其三，提出解決漕運水源的方法。由於漕運是明代北京錢糧來源的通道，而江蘇境內的黃河河道又是南北漕運必經之路，因此當時人們認為，引黃河流向東北，固然解決了河南、江蘇的水患，但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漕運的水源也會消失。對此，黃綰認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因為黃河北流後，還有兩個水源能保證漕運暢通：一是淮河之水，二是山東南部的多個湖泊（現今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等）。因此，完全不必擔心漕運水源短缺。

世宗審閱了黃綰的《論治河理漕疏》後，認為可行，讓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處理此事。但黃綰的建議並未被治河官員重視，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嘉靖十二年左右，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黃綰又寫了《治河理漕雜議》，重提自己的建議，可惜也未能付諸實行。

雖然黃綰的「治河理漕」方法在當時無法實行，但卻是解決黃河水患的根本方法，其價值還是被人認可的。當時的左都御史胡世寧在《陳言治河通運以濟國儲而救民生疏》中，十分讚賞黃綰的建議。明末學者陳子龍選輯的《黃明經世文編》中收錄了黃綰的《論治河理漕疏》，清代的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寫的《行水金鑒》也對此加以轉錄。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北流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黃綰所言是正確的。黃河北流後，因河北、山東北部地勢所限，並未給其境內造成像江蘇那麼嚴重的水災，漕運依託淮河和山東湖泊之水，依舊暢通。

摘自劉聰《黃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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