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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國寶在抗戰烽火中遷移和展覽經歷

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就覬覦中國的文物了,當時制訂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隨後又衍生出《敵產管理法》。日寇這種「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先滅其文化」險惡用心,在「九一八事變」後,立即引起了北平故宮博物院眾多文物專家的警覺和擔憂。

以史為鑒,提議文物南遷

1932年,隨著日寇對華北的侵略野心逐步膨脹,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故宮博物院金石學家、古物館副館長馬衡首先提議南遷南遷故宮文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渲染大波。許多當時的風雲人物如宋哲元、魯迅等人,紛紛表示擔憂或者直接出言反對,甚至馬衡的兒子馬彥祥也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在北平政務委員會內部,甚至出現過要將文物拍賣,以「充國家抗敵禦敵之資」的聲音。狼子野心的日本人也不甘寂寞,在報紙上發表言論,「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誠為當然之事。然現處政局混沌狀態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致力,以盡保管責任,蓋亦數之自然也。」

少帥出面,故宮文物順利南遷

在決定南遷文物的關鍵時刻,當時執掌華北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站了出來。他在香山碧雲寺與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晤談了一整天,共同商討確定了文物南遷的具體方案。

隨後,經過兩個多月的清點,從幾十萬件故宮館藏中精選了20多萬件珍貴文物裝箱。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山海關,不久又大舉進攻熱河,故宮遂決定於1月31日將文物南運,2月5日正式起運。

1933年2月5日夜間,第一批2118箱文物準備運往上海。在此緊要關頭,又生曲折。一部分反對文物南遷的北平學生被有心人士煽動,要求大敵當前先保地保人,而不是古物。他們聚集於前門車站,採取卧軌的方法阻止運送文物的火車開動。情急時分,張學良親自出面勸說學生,才得以令列車放行。

顛沛流離中不忘弘揚中華文化藝術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淪陷後,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宮。他們數次強闖故宮,搶走大銅缸66座、元明清時期所造鐵炮數尊、銅燈亭91個,運往天津去冶煉屠殺中國人的武器。日寇的倒行逆施,充分說明了當初文物南遷決策的正確

南遷文物抵滬後在上海法租界暫存,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庫。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爆發,8月13日,日軍轟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南遷文物又緊急向西遷移,地迤萬里,輾轉顛沛,這批文化瑰寶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

雖然一路輾轉流離,但故宮博物館仍然不忘自身職責,努力弘揚中華文化藝術,舉辦文物展覽。最重要的是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國參加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022件參展文物中,故宮博物院735件,英王喬治五世偕王后、瑞典王太子等歐洲貴族名流,皆親臨觀賞,充分展示了當時「國民政府尋求國際政治認同的嘗試與努力」。

在德日法西斯威脅下的展覽

1940年1月2日,故宮文物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應邀出席的蘇聯黨政軍要員、社會名流、各國外交人員、文藝界與民眾團體代表達3000餘人。1941年3月,移至列寧格勒展出。兩地展覽均受到蘇聯民眾的盛讚。6月,因蘇德戰爭爆發,在列寧格勒的展出提早結束。

1942年,參展文物運回重慶後參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為了報答西南父老協助運輸、保衛之勞,使其能飽覽祖國文化瑰寶,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特呈准行政院,在陪都重慶舉辦了一次西遷書畫告別展覽會。

宋高宗《賜岳飛敕》、李公麟《免胄圖》、黃道周詩翰等關於民族意識的精選書畫作品,共142件晉唐宋元明清名家之作得到展出。在展覽會當場發送的《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上,「參觀須知」第7條為「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出」,顯示出戰時的獨特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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