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憂樂」精神：為官者應先憂國君後國民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范仲淹對後世影響至深至遠的一句名言，它所表達的是自古迄今中國人最為崇尚的一種精神：「憂樂」精神。

一般說來，人人都有「憂」與「樂」，而范仲淹所說的「憂樂」是特指為官者的「憂」與「樂」，指為官者的一種品質和精神，也可以說是為官者的官德。官員是從國民中選拔出來的、承擔管理社會責任的、社會中具有「特權」的階層。官員手中握有國家、人民所賦予的權力，他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為國家、為人民做事，也可以為自己、為親朋牟取私利。這就要看為官者的官德如何了。范仲淹所主張的「先憂後樂」觀，其實就是為官者的立己之本的官德。

那麼，為官者的「憂」何所指呢？

首先是「憂」國君。范仲淹的憂君之心首先表現在對於國君的不能選賢任能上。國君也是一個人，也像平常人那樣有七情六慾，有其長，有其短。在治理國政中，國君也有其長，有其短。稱職的為官者，應當喜國君之長而憂其短。在范仲淹看來，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國君要治理好國家，其首要任務就是選賢任能。然而，當朝的國君、皇帝往往因為主客觀的原因，不能做到選賢任能，相反常常會近小人、親佞臣、用庸才，致使「官亂於上」，「風坏於下」。這便是真正稱職的大臣、為官者所擔憂的。但是，光是擔憂不能解決問題，稱職的大臣、為官者應當積極地出謀劃策，輔佐君王，選賢舉能。范仲淹就曾屢屢上書，向皇帝獻言獻策。

其次是「憂」國民。明道年間，江淮、京東發生蝗災，時任右司諫的范仲淹就請求朝廷派人賑濟，仁宗不理，他憤然質問：「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深感有理，這才命他安撫江淮。他開倉賑災，蠲免茶鹽稅，禁民淫祀，並將百姓所吃的烏昧草帶回京師，請仁宗傳示六宮，以戒奢靡之心。

再次是「憂」自己。在奉行「厚黑學」的官場上，在明爭暗鬥中，人的得寵、受器重或失寵、遭貶黜，或升或降，自己並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有時小人的「讒」、「譏」之言就會斷送你的前程。所以官員們常常是憂心忡忡：進亦憂、退亦憂，「憂讒畏譏」，難有喜樂的時候。高人一等的「憂」卻是：出憂其民，處憂其君。范仲淹所倡導的憂己之「憂」實是忘己之「憂」：其憂己即憂國、憂民，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大「憂」。

那麼，為官者之「樂」又何所指呢？

在范仲淹看來，為官者的「樂」特指「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官者當然有自己的「樂」，但是，他的「樂」是建立在「民之樂」和「君之樂」的基礎之上的。他曾經在《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中說：「但願天下樂，一若樽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皇民。耕田與鑿井，熙照千萬春。」這就是說：天下有道，天下有序，天下太平，天下和諧，為官者當樂；黎民百姓吃得好、穿得暖、住得舒、行得通，安居樂業，為官者當樂；為官者忠貞報國，心繫百姓，遵紀守法，恪盡職守，選賢任能，清正廉潔，鞠躬盡瘁，為官者當樂……總之，為官者的「樂」就是「樂君」、「樂人」、「樂四海」。

誠然，作為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也不可避免地受時代的局限。但是，他畢竟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識的進步政治家、思想家，因而享有很高的聲望。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後世可以說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

為什麼說這是一筆豐厚的財富？因為自古迄今，中國人都崇奉這種「憂樂」精神。一個人一旦為官，他總希望能夠踐行這種精神，儘管這一精神並不是人人特別是一些為官者所能夠做到的。「先憂後樂」的思想所表現的正是中國人所要弘揚的民本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克己奉公精神，等等。這些精神也是我們當代人所要加以弘揚的。

不過，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范仲淹所講的憂樂精神是源自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體系，跟現代社會所要倡導的現代精神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理性等是有很大距離的。這主要表現在：傳統社會中的民本不是民主，民本的背後是官本；傳統社會的自由是任性的自由，不是個體自由，不是制度自由；傳統社會中的官員的憂國憂民最終可以歸結為憂己：進也憂、退也憂，在其全心全意求當官、陞官的時候，時時、處處都戰戰兢兢、憂心忡忡、患得患失……指明這一區別是想在我們高揚范仲淹所倡導的憂樂精神的同時，要謹記：在傳承憂樂精神的積極價值時，應當注意清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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