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閣體在當代被一些群體瘋狂追捧的背後，更深刻的原因是什麼？

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杜甫創作了《戲為六絕句》組詩，這一組詩歌非常鮮明的表達了部署，對於以往六朝詩歌的成敗經驗的看法和總結，清代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話》中這樣評價杜甫的這組詩歌:

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歸結起來，李重華在這個評價中，對於杜甫的詩歌總的看法是他的詩歌和以往的古人大相徑庭，但是又有所繼承和發展，因此說杜甫的詩歌是"別開異徑"的，在盛唐以及前人詩歌成就的基礎上，創作出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詩歌面貌，而如果我們詳細的端察杜甫在他的這組詩歌中所涉及到的內容，就會發現，杜甫不僅僅是從詩歌的角度來進行論證詩歌應該怎麼創作，而且他的某些觀點和看法，對於我們如何看待藝術發展，理解藝術家對於當時文藝環境的思考，都有很大幫助。

比如在談到六朝的詩人庾信的詩歌時，他認為：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而談到當時的唐初四大詩人王楊盧駱時，他又這樣說：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我們都知道王楊盧駱是當時初唐時期最為著名的文學大家，人為稱之為初唐四傑，他們位低而才高，官小而志氣大。他們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文學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價值。

但是在這首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代初期以及唐朝中後期對於這四位詩人的評價不是很高，以至於杜甫在某種程度上是靠寫詩來為這四位詩人來辯護，包括我們前面談到的庾信的文章和詩歌，也被當時的人所恥笑，這也是世人為他們感到不平的地方。

通過這兩首詩歌，我們可以看到杜甫寫這組詩歌的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為了針砭時弊，告訴人們文藝在當時，應該如何發展，如何看待和評價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因此，這組詩歌實際上是滲透了杜甫對於當時文藝以及文學界一些現象的思考。

在杜甫的這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的某種潛在的人格特質，即他們對於當前的現狀永遠處在一種不滿足的狀態，對於當前社會氛圍和文化語境下的某些弊端，總有著非常敏感的嗅覺和警惕性，如果不是這份敏感，那麼也就不會有杜甫對於當時詩歌評價風氣的這種批評了。

所以，每一個文藝現象，以及每一個非常顯著的文化現象背後，總是有比較深刻的社會原因的，而當某個藝術家將這一個觀點提出來，或者說明確的表達自己的喜惡之情時，實際上這是滲透了這個藝術家對於自身社會所存在問題的反思和批判。

也正是如此，館閣體在當今書法評價的話語系中，呈現出來一種非常兩極化的現狀。

我說的這種兩極化，主要是針對於以往和現在，以及當前的主流話語和底層的民眾認識，這兩種不同維度之間的一個分離和矛盾上。

我們都知道，館閣體，它誕生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的科舉制度以及當時封建帝國統治的要求，在那種環境下，那些官僚和考生必須掌握這種文字書寫能力。

從根本上來說，館閣體是一種實用性的手寫印刷體，他的存在只是為了更加公平，或者說更有效率的處理個各種事物和應付考試，它是一種標準的應用性書體，在實用性上是無可挑剔的，所以當把它作為一種書法藝術來看待的時候，實際上它的藝術性就被誇大了，而它的實用性就被縮小了，而當我們把它還原到一個真實的歷史語境中，就會發現他的藝術性是次要的，而它的實用性是第一位的。

所以，近現代的一些藝術史論家、書法家、藝術評論家們，在接受了西方文藝理念的情況下，認為館閣體從藝術上來講，它束縛了當時社會文人以及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是一種較低級的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面貌，是不值得提倡的。

所以，當這種語境或者說這種觀念被建立起來之後，如何對這種觀念和這種語境進行反制，以期望它投射到現實中的藝術創作中，就成為了很多藝術家所思考的問題。

而當館閣體被打成異端，認為是不良藝術表現的情況下反館閣體的行為就成為了一種潮流共識和一種我們理所當然的「正確」。

所以我們會看到當代的藝術在西方的文藝理念影響下，出現了多種藝術變種，尤其是書法，產生了諸多行為怪誕，形式多樣而又吸引人眼球的雜耍式的書法形式、一些普通大眾看起來非常醜陋無比的藝術表演。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在館閣體批判潮流中所形成的一種藝術實踐和遵從。

但這種「正確」只是在西方文藝理念下成立，它並沒有充分的考慮到館閣體這一書體形成的歷史背景，所以它是片面孤立的去看待館閣體這一藝術的，而沒有看到當時館閣體所存在的歷史狀況和他的真實處境。

上述的這些種種看似丑怪的現象無法為大眾所接受，而大眾又無法真正的了解這種怪誕藝術行為背後所隱含的真正意圖。兩種藝術氛圍所形成的鴻溝，就造成了兩種觀點尖銳的對立，一方面，有些人認為館閣體是非常好的藝術代表，它美觀大方，工整典雅，另外一些人就認為館閣體極致追求美感的藝術形式才是最醜陋的藝術。而走在它反面，怪誕和追求個性化，，才是藝術美的極致體現，這就造成了兩種藝術審美上的偏差和分離。

因此，在涉及到評價館閣體的問題上，很多人就會提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或者是看法，我認為這些意見和看法都有他們有道理的地方，但是最為根本的一點就是，不管你是對館閣體持有什麼樣的態度或者是觀點，我們都要把館閣體這一書體還原到最真實的歷史環境中，去看一看它在歷史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然後我們再來決定每個人對於這一書體採用什麼樣的態度，即便是很多人所採用的態度並不是你所認同，或者說你所認可的，但藝術的發展就是這樣，他它要包容和接納各種各樣不同的觀點和看法，這樣藝術才能夠取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以某一種種藝術成就，或者說以某一種藝術美感所形成的藝術正統作為絕對正確的存在，都不是最好的藝術發展環境。

館閣體真正應該被批判的，並不是它的藝術價值的高低，也不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對於藝術創造性的束縛和發展，而是這種書體背後所隱含著一個非常令人害怕的藝術邏輯，也就是說，它要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中，樹立起一個正統，樹立起一個典範，所有人都不能違抗，必須做到一致。

如果說從實用性的角度，包括當時官員的文書書寫以及科舉考試所採用的標準書寫字體來說，採用館閣體這一形式和規定，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你一旦把它帶到藝術創作，甚至上升到藝術的角度，再對藝術的創作進行這樣條條框框的限制，那麼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藝術所應該擁有的自由的創作氛圍抹殺掉了。

所以後來不管是大眾對於館閣體是完全支持的態度還是完全反對的態度。這兩種態度都是館閣體這一書體缺點上的延伸和發展，對於任何一件事物，我們都不可能非常肯定的確認它的性質到底是什麼，而是要努力的分清楚，在這一問題的評價過程中，它所涉及到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含義之間，他們應該擁有的一種邏輯層次關係，這樣才能夠觸碰問題的本質和問題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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