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真：朱自清備課用書的東流經歷
「沒有一艘船能像一本書，把人帶往遠方。」狄金森的詩句固然境界開闊，然而一本書的遠方，往往比作為閱讀者/藏書者的「我們」更為遙遠。在一本書長達數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生命歷程之中，人類不過是它們的過客。這樣的感觸，是被東京大學「仁井田文庫」的一本朱自清藏書引發的。
這是一本裝裱過的《吳歌甲集》，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一九二六年出版，封面有三個模糊的毛筆字：朱自清。仁井田文庫大部分的書籍除了原主人——仁井田（一九〇四至一九六六）的藏書章，並無其他過藏者留下的痕迹，因此「朱自清」三字就顯然特別突兀。二〇一八年一月，筆者在東京大學意外發現此書，當時匆匆拍了書影，回國之後到處搜索朱自清簽名，覺得筆跡相似。五月初，適逢清華大學舉辦「朱自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展覽」，筆者前往比對朱自清手跡。不得了，《吳歌甲集》上這三個字，正是朱自清親筆簽名！
仁井田文庫的《吳歌甲集》
朱自清去世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向無藏書散出的消息。那麼，《吳歌甲集》在朱自清與仁井田兩個過藏者之間，有些什麼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一、「歌謠」課程的備課用書
一九二四年，顧頡剛將他在蘇州等地搜集的吳方言區歌謠加以整理和注釋，在北京大學《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趁機推出《吳歌甲集》單行本，胡適、沈兼士、俞平伯、錢玄同等名家作序。這是顧頡剛的第一本著作，對民國時期的「歌謠運動」產生巨大的示範作用，此後，各地歌謠的甲乙丙集層出不窮。
《吳歌甲集》名聲很響，但印數極少，坊間難覓蹤影。一九二八年冬，張清水發表在《民俗》周刊上的《吳歌乙集》推介文章中說：「《吳歌甲集》是顧先生編的，可惜沒有看見。」一九三九年，京都大學的高倉正三被日本外務省派駐蘇州，研究吳地民俗方言。高倉踏遍了蘇州上海舊書店，想淘一本《吳歌甲集》，始終未能如願。一九四〇年十月高倉寫信給京都大學的老師吉川幸次郎，抱怨道：「《吳歌甲集》《吳歌乙集》和《蘇州注音叢書》等到今天也從未見過，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倒使我有些想不通；因為就連袁刻《文選》這種少有的書，經過一年時間的尋覓，也終於在最近給我買到了。」（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東京弘文堂一九四三年版）最後只能請求吉川老師從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借出《吳歌甲集》，郵寄到蘇州。
一九二九年始，朱自清在清華大學中文系講授「歌謠」課程，同事浦江清回憶該課程「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朱自清曾將講義做成油印本和鉛印本分發給同學。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以《中國歌謠》為題正式出版，書中引用《吳歌甲集》約有四十處，可見當年朱自清備課之時，一定把《吳歌甲集》翻遍了。
《吳歌甲集》上的朱自清備課記號
細細查看仁井田文庫的《吳歌甲集》，與朱自清講義《中國歌謠》一一對勘，可以發現一些朱自清備課的痕迹。最明顯的痕迹有三處：一是《吳歌甲集》第27-30頁，《碰碰門》一曲原本不分段落，在「拉阿娘奶奶頭上宕下來」和「撥拉紅眼睛野貓啣子去哉 」二句之下，文庫本皆有鉛筆批註「空行」，顯然是批註者認為此處應當劃段。朱自清《中國歌謠》第172頁引用這首兒歌，果然就在這兩處分了段。
二是《吳歌甲集》附錄一《寫歌雜記》，轉錄錢肇基提供的《跳槽》，並有錢氏插入的說明文字「——此從留聲機片上聽來——」「（二）D自從（呀）一別??（同上）」，文庫本《吳歌甲集》在此有鉛筆刪除的符號。《中國歌謠》第34、35頁引用《跳槽》時，這兩句果然不見了。
第三是《中國歌謠》的199-200頁引述原文，抄寫《吳歌甲集》近七百字。而文庫本《吳歌甲集》的這部分文字，恰恰就有紅色鋼筆划出的三個標識。
以上三個鐵證說明，朱自清在撰寫「歌謠」講義的時候，先是在《吳歌甲集》上划出需要引用的文字，然後再謄寫到講義稿紙上。《吳歌甲集》全書三百零二頁，共有三十六頁出現鉛筆劃線，有七頁出現鋼筆劃線，三頁出現紅筆劃線，說明朱自清至少翻過三遍《吳歌甲集》。此外，文庫本中還有十處鉛筆批註，比如第24頁《一家人家》旁註「戲謔」，第94頁《秋天明月桂花香》鉛筆自右向左旁註：「想夫/父母自主/契有情郎/不得嫁/父母再為選才郎」，第127頁《一事無成實可憐》旁註「生業之嘆」。遺憾的是，這些旁註並未體現在《中國歌謠》之中，大約是講義未及充分展開之故。《吳歌甲集》收入二十六首閨閣婦女吟唱的「私情歌謠」，因其曲調直白熱烈而被時人劃入「私情歌謠」之列。《夏日炎天日正長》「胸前露出尖尖奶」以下四句富於性意味的曲文之旁，鉛筆批註「惟妙惟肖」，最為直露的一句之下又有鋼筆劃線，大約朱自清是欣賞這類民歌的。
「惟妙惟肖」的鉛筆標註
二、俞平伯代售朱自清藏書
那麼，《吳歌甲集》是何時從朱自清手中散出？又是何時落到仁井田手中的？
解決第一個問題，先要追溯到日寇侵佔北平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朱自清「提了一個講課用不顯眼的舊皮包」，躲過日本軍隊的搜查，隻身南下（《朱自清年譜》）。一九三八年四月，朱自清在西南聯大安頓下來，寫信叫夫人陳竹隱帶子女南下。臨行前，陳竹隱將藏書託付給朱自清的知交、清華同事俞平伯。俞平伯《秋荔亭日記》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記：「佩（朱自清字佩弦）處擬寄存書籍，今送來。」俞平伯因家室之累，並未追隨清華南遷，他將朱自清的藏書保管在東城老君堂衚衕七十九號的古槐書屋。朱自清在西南聯大時期，最受困擾的兩大問題：一是研究用書的匱乏，二是「我嘗到經濟拮据而產生的自卑感」（《朱自清日記》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自清夫人帶著二男二女住在成都，揚州老家還有他的另外三個孩子和老父親，一家人分處三處，生活十分拮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接父親信，已負債七百元矣」。當時朱自清月薪418.46元，遠不抵實際支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記：「得妻信，謂每月最低生活費需二千二百元，為此我很不安，無法維持家用，真不知該怎麼辦，天哪！」
掙扎在貧困線上的朱自清決定拋售藏書。一九四三年初，他寫信拜託俞平伯代為出售「存府上諸箱」書籍，四月十六日又追加一信稱：「售書事承惠允代辦，並將整理羅列，極感盛情。曩書匆促寫成，尚有一二事乞為留意。一、弟在英倫所得書片四冊，擬不出售。二、邏輯講義擬不出售。三、《謝靈運詩注》《鮑照詩注》《玉川子詩注》擬不出售。」此信落款只寫「四月十六日昆明」，《朱自清全集》誤標為一九四一年，以往論者引用時均未察明。按《朱自清日記》，他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還在成都家中，同年八月返回昆明。由信中所云「離家年半」來推算，此信應寫於一九四三年。信中還特別說道：「《謝靈運詩注》一書，弟暑後擬授謝詩，需用甚切。」蓋因一九四三年秋，朱自清在西南聯大首次開設「謝靈運詩」課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記）。可惜的是，由於戰爭期間郵路不暢，俞平伯在此信送達之前，就將所有藏書處理給舊書店了。朱自清因備課急需《謝靈運詩注》，只好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請俞平伯代為回購此書。
三、仁井田陞「撿漏」
仁井田文庫《吳歌甲集》出版頁貼著一張印著紅框的毛筆黑字「兩元」價簽。精研中日書籍流通的蘇枕書女史認為該標籤不是日本舊書店鉛筆標價的風格，應該是北平的書店所貼。一九二六年《吳歌甲集》原價大洋八角，考慮到此書的印數、朱自清的簽名，售價僅兩元，還真是被仁井田陞「撿到漏」了。
文奎堂的價標
仁井田陞曾經六度訪華，大多發生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一九四一年之後，本來專研古代法制史的仁井田加入了「滿鐵」和東亞研究所的「華北農村慣行法調查」。一九四二年初，仁井田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經費支持，連續三年，每年花三個月時間在北平實地調查工商業會館。調查所獲的龐大資料在仁井田謝世之後，經過佐伯有一、田仲一成等學者持續十幾年的整理，一九八三年以《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為題出版，共六冊。可惜資料集並沒有記敘他在北平的購書經歷，不過可以明確的是，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至八月十一日，仁井田第二次北平實地調查的時間，正是緊接著俞平伯代售朱自清藏書之後。
鉤沉仁井田陞「撿漏」經歷的唯一線索，就是《吳歌甲集》出版頁上的「中國式」價簽。仁井田文庫的五千多冊漢籍之中，一定還有貼著相似價簽的其他舊書！循著這樣的鉤沉思路，二〇一八年暑假，筆者重返東京，決心把仁井田文庫的藏書，一本一本地篩過去。
仁井田陞先後任教於東方文化學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在中國史領域成果斐然。他六十歲退休之後，不慎被車輛所撞，當時並無大礙，後來在英國倫敦大學訪問時，病情突發，回東京後溘然長逝，時年六十二歲。仁井田的夫人禮子在他謝世之後，將藏書捐與東京大學，設立「仁井田文庫」。該文庫藏有五千一百二十冊漢籍，九百多種清代公文書類，五十多張碑文拓本，其中民國時期民俗類書籍約有二十多本，顧頡剛的兩本中國民俗學發軔之作——《吳歌甲集》《妙峰山》，文庫皆有藏本，可見仁井田曾經著意搜求顧氏民俗學著作，而顧氏的歷史學著作，仁井田文庫卻一本都沒有。筆者首先調出該文庫中的民俗類書籍，果然在劉萬章《廣州民間故事》的出版頁上，找到了完全一樣的價簽。此書為簡裝本，全書無任何過藏者信息，很難判定是否朱自清藏書，但至少它曾經和《吳歌甲集》一起擺放於北平某箇舊書店裡。筆者聯想到朱自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主要從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他的藏書應該有不少線裝古籍。如果從文庫「集部」入手，說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線索。神奇的是，當筆者打開明萬曆刊本《庾開府集》書套的時候，一張隆福寺文奎堂開出的購書收據及明細赫然在目，書套旁邊還有仁井田的毛筆題字：昭和癸未夏購於北京文奎堂。癸未年即一九四三年，這年夏天，在北平調查行會資料的仁井田，共花費236.12元買下收據上所列書籍。順著收據明細，筆者一一調出相應藏書，驚喜地發現了另一張購書收據和兩張郵包紙，皆為「北京隆福寺廟西路南文奎堂書庄」所開。
1943年文奎堂寄到東京的郵包、購書明細，最右毛筆字為仁井田陞所題
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等日人談到北京淘書經歷時，常常提及「文奎堂」。創建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的隆福寺文奎堂，是民國時期京城首屈一指的古書店。俞平伯與文奎堂的淵源也很深，日記中多次提及該店。一九三〇年留學北平的倉石武四郎，師從俞平伯研修中日翻譯，俞平伯的家在東單老君堂，每個星期天，倉石先赴俞宅，然後會順便到隆福寺文奎堂買書（《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文奎堂的圖書周轉額巨大，吉川幸次郎一九三一年回國前，曾經「委託隆福寺文奎堂書店的趙殿成君，把留學北京三年所購書籍寄到日本，總共寄了超過三百個郵包」（《吉川幸次郎全集·自跋》）。
仁井田陞考察中國的工商業行會時，北京的舊書業也是他的考察對象之一，可能出於這種文獻的敏感度，他細緻地保留幾乎所有的購書明細、郵包紙張。這不僅在東京大學的兩百三十三個文庫中是獨一無二的，在全日本的各大私人文庫中也是罕見的。
透過仁井田保存的這四張收據明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一九四三年北平敵偽時期的舊書業市場。文奎堂這批書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中秋節）從北平寄出，共十一個挂號郵包，總書價236.12元，總郵費4.7元，可見當時寄往日本的郵費低得出奇。《公門修行錄》之類的清末線裝書，價錢反倒不如《吳歌甲集》等現代出版物。《唐明律合編》雖然是一九二二年的新刊本，卻比萬曆《庾開府集》還貴三十塊錢。這批書中，仁井田花費最多的是圖志、宗譜之類的地方文獻，反映了二十年代以後日本學界重視實學考據的學術潮流。
文奎堂1943年寄出的書籍清單
四、平生愛我君為最
朱自清賣書的一九四三年，北平書市正值「買方市場」。「七七事變」後，北平各大學紛紛南遷，來不及運到南方的書籍多被賤賣。「事變以後，普通皆一兩屋書，議價拉走，大皆西去縉紳教授之家所存，較之『旗門』（註：即變賣舊書的旗籍後人），又降數等矣。」一九四二年之後，「因燕京等校關閉，書業貿易一落千丈。現在書價雖大，買賣則稀，復呈疲敝不振狀態矣」（謝興堯：《書林逸話》，《堪隱齋隨筆》）。凄涼冷落的舊書市場上，只有日偽政府的文化機關、漢奸文人以及像仁井田這樣的日本學者購入圖書。
文奎堂售給仁井田的二十種書，有多少是朱自清的藏書呢？除了《吳歌甲集》，其他書上再找不出任何痕迹。根據朱自清日記、文集所透露的藏書消息，他平生所藏以經學和文學書籍為主，而這些書恰恰是淪陷時期最不值錢的。謝興堯在《書林逸話》中說：「昔日社會所重之版本書，幾無人問津，愈特別冷僻者，價值越高。其頭腦活潑，能注意實學考據者，莫不大得其道。不特經部打入冷宮，即普通書亦銷不動。」據此可以推斷，文奎堂這批書目中，三塊錢以上的都不是朱自清的藏書。
1939年的文奎堂
由於經濟負擔重，朱自清很少買書，他曾自嘲說：「在北京這地方，像我那樣買，像我買的那些書，說出來真寒塵死人。」（《買書》）琉璃廠通學齋店員雷夢水在《朱自清先生買書記》中說：「先生經濟不寬裕，我發現他個人買書只買有數的幾本；而且不講究版本，盡量買些普通書；他是節衣縮食來買書的。」朱自清藏書以普通書為主，幾乎沒有珍本。以朱自清特地要求俞平伯暫不出售的三種詩注為例，都是很普通的版本：《玉川子詩注》為清末孫之所注，《謝靈運詩注》就是一九二五年清華大學出版的《謝康樂詩注》，《鮑照詩注》則為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鮑參軍詩注》，後二本皆系黃節箋注，是發行量較大的常見書。作為清華大學的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這些書確實「寒塵」。根據朱自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俞平伯信，這批書的總售款合共三千九百元滬幣，「擬專作揚州家用，信到後乞即匯約值滬幣二千七百元之數至舍弟婦處為感！以後隔一月請再匯滬幣一千二百元」（《朱自清全集》）。因原書款系華北日偽政權的聯銀券，要將這筆錢作為揚州老家的費用，還得先請俞平伯代兌為「滬幣」，即汪偽政府發行的中儲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官方匯率是一百元中儲券兌換十八元聯銀券，謝興堯《書林逸話》透露，當時書商在南方收書後販至北方，「於匯水比率上，即可穩賺四五倍」。朱自清售書所得三千九百元滬幣，如按一九四三年底的民間匯率，大概等於北平的七百零二元，這在當時也算一筆可解揚州朱家燃眉之急的「巨款」了。
舊書業有句老話，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低買高賣」向來是古書店的生存之道。朱自清藏書都是普通本，《吳歌甲集》算是其中的緊俏書，其他藏書可以想見其低價。要從文奎堂處得到七百零二元的書款，朱自清至少得售出三千本藏書，就算裝成大箱也得十二箱以上。然而由朱、俞的通信內容來看，這批藏書似乎遠遠不到三千本的規模。因此筆者推測一種可能：俞平伯偷偷墊了不少錢。一九四三年，蟄居於北平的俞平伯生活也頗為困頓。他在薪水微薄的私立中國大學任教，家中人口眾多，開銷頗大。迫於生計，俞平伯漸漸顯出「落水」的跡象，參加偽華北作家協會第一次「華北文藝獎」審查委員會，又在日偽背景的《華北作家月報》《藝文雜誌》等雜誌發點文章。也是這一年的四月，在「整理羅列」朱自清寄存書籍時，俞平伯偶然發現在一張載有《義戰》一文的一九二四年舊報紙的頁邊，朱自清寫了二百多字的犀利評語。細讀之下，俞平伯深為感動：「這本是他私人所記，當時亦未出此相示。今我卻在他存我處的書堆里無意中瞥見之，似拆人私信一般，深覺慚愧。詞雖峻絕，而語長心重，對自己，對朋友，對人間都是這般嚴肅。拜良友之箴規於蟫蠹灰燼之餘，斯非大奇歟！」（《關於「義戰」一文——朱佩弦兄遺念》）感念老友諍言，俞平伯特地留下了這份報紙，次日就將其他書刊盡數運往文奎堂。
遠在昆明的朱自清，得知書款數額之後，略感意外，特地去信感謝：「弟書承兄代售並設法多得價，感謝之懷，非言可罄，他日當泥首謝耳。」此處「設法多得價」五字，盡顯舊時文人交往的分寸感。朱自清已經明顯感受到了摯友「設法」的恩惠。一九四三年的北平舊書市場上，急於售書的賣方是很難從文奎堂這些職業書肆手裡「設法多得價」的，七百多元的巨款背後，無論如何都有俞平伯的默默付出，朱自清自然「感謝之懷，非言可罄」。
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有兩句諍言：「前函述兄為雜誌作稿事，弟意仍以擱筆為佳。率直之言，千乞諒鑒。」此信的第一段，朱自清拜託俞平伯按月匯款，兩段拉雜之後即已斂容規勸，完全不因好友為他籌款而低氣。這種「和而介」的品質，讓俞平伯十分感慨：「標點中雖無嘆號，看這口氣，他是急了！非見愛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諍友》）
20世紀20年代，葉聖陶、俞平伯、許昂若、朱自清四人合影。後排右一為俞平伯，前排右一為朱自清（來源：qkzz.net）
由於朱自清辭世較早，我們往往是從俞平伯的悼念文章里感受朱自清作為「諍友」的高潔友誼。今天，我們通過追溯《吳歌甲集》的神秘行蹤，卻意外地看到了俞平伯默默付出的深厚情誼。從相識於北京大學，一起創辦《詩》月刊，到同在春暉中學、清華大學任教，俞平伯與朱自清學問上砥礪切磋，生活上相互關照。一九四一年，遠在西南的朱自清寫了一首古詩遙寄摯友，詩中感喟：「平生愛我君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寄懷平伯北平》）高尚的友誼就是這樣，互為對方的津梁，相攜引渡至人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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