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楨：從清華園到「瓜蒂庵」

文史 05-02

全家福：謝國楨（前排左一）、女兒謝紀青（後排左一）、女婿陸灝（後排中間）、外孫謝小彬（前排右一）。

「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

謝國楨，字剛主，祖籍江蘇武進，光緒二十七年農曆四月十一（1901年5月28日），生在河南安陽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期，長輩們都以做官為榮，他倒好，甘願做個被視為家族異類的「書獃子」、「大傻子」。

受到家庭矛盾的牽連，謝國楨沒能進入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幸有溫良賢淑的祖母朱氏的疼愛，經常在夜燈下給「大保」（意為「寶寶」）講故事、念古文，從《西遊記》《聊齋志異》，到《詩經》《唐詩三百首》。如謝國楨日後所言，「我所以愛讀文史，或者導源於此吧。」（《謝國楨全集》自述）後來，父親找了一個講授四書五經的家庭塾師，但是水平不行，謝國楨吃了不少苦頭，屁股被打得鮮紅。祖父謝仲琴也在無意間扮演過啟蒙者的角色，他的藏書《說文解字》《文心雕龍》讓處於求知萌芽時期的謝國楨吸收了必要的文史「營養」。

祖父謝仲琴傳下來的《文心雕龍》

1919年，18歲的謝國楨在新文化運動的鼓舞下，踏上了說走就走的求學之路。從安陽到北京，迷茫的未來、潦倒的生活，水土不服的狀態像極了現在的「北漂」。英文、數學一竅不通，只會背誦「子曰」、「學而」的謝國楨進入北京匯文學校補習文化知識，這是決定人生成敗的一個中轉站，誰知連續考了三年都被夢寐以求的北大拒之門外。

哀哉，莫非做學問的抱負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從理想跌落現實的謝國楨，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每次路過北大校園，「望紅樓以興嘆，見沙灘而增悲」（《我的治學經歷》）。彷徨猶豫之際，謝國楨跟著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吳北江學習詩文古辭，並在對方的推薦下謀了一份家庭教師的差事，半工半讀，溫飽不愁。

命運的轉折點出現在1925年的夏天，謝國楨以頭名的身份考取了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一批國學大師在此傳道授業解惑，同期拜入門下的學友包括吳其昌、王庸、馮國瑞、劉盼遂等人，「皆以英年有為，發奮自強，學有所長」（《記清華四同學》）。在濃厚的學習氛圍下，謝國楨的知識涵養大有長進，其間還發表了具有科學觀點的論文《明季奴變考》。「歷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我們細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穫。」文末的這段話，亦是其終生在治學之道上的領悟與實踐。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價值判斷，謝國楨的榜樣是倡導維新變法、創辦《新民叢報》的梁啟超。少時，他問家塾老師「我學梁啟超好嗎」，得到的回答是：「你怎麼配學梁啟超呢？」世間之事就是這麼奇妙，年紀相差28歲的兩人最終在清華園結緣，耳濡目染加之言傳身教，充滿傳奇色彩的梁任公深刻地影響甚至改變了謝國楨的人生。

從清華結業後，謝國楨跟隨梁啟超前往天津「飲冰室」，協助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在邁步歷史科學的同時擔任梁思達、梁思懿（梁啟超子女）的家庭教師。茶餘飯後，謝國楨最愛聽梁啟超講述學問與典故，在潛移默化中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多年以後，謝國楨對於當時的場景仍然記憶猶新：「時方三鼓，炎熱初消，日映微雲，清風徐至，二三子侍吾師梁任公先生於中庭，從容問先生少年時事。先生興之所至，娓娓而談，二三子聽之欣然忘倦，不覺狂蹈，回視河漢，時已微曙……」（《梁啟超先生少年逸事》）

初出茅廬的謝國楨感到「腹中一無所有」，而梁啟超是受人尊敬的大學問家，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如何「得」之還得講究一定的方法。「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強裝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筆勤，聽見老師說的我馬上拿小本記下來。」（《我的治學經歷》）有一次，梁啟超談起蘇東坡南貶儋耳（海南島），引用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詩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讓謝國楨感到一頭霧水，遂向先生請教。梁啟超並無不悅或恥笑，而是當場講述宋代元祐黨爭的故事來滿足學生的求知慾望。

「飲冰室」見證了梁啟超與謝國楨的師徒情誼，先生的諄諄教誨讓他念念不忘。謝國楨之所以終生痴迷明末清初的歷史，其實是一種精神與意趣的傳承。「由於我讀過梁先生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及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因之我曾研究過顧炎武、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梁先生又給我講明末清初的遺事。」謝國楨在晚年回憶學術生涯時，感嘆「皆由先生啟迪之也」。

次年，梁啟超把子女送到了南開中學，謝國楨也跟著去那邊教書。臨別時，梁先生將自己收藏的、寫有題字的影印本《淳化閣帖》送給學生，另有其他兩件字畫禮物作為紀念。同年，謝國楨還得到了另一位清華老師王國維的絕筆扇面，上面是唐末韓偓所作的兩首七言律詩：《即目》與《登南神光寺塔院》。據謝國楨《題王國維先生書扇面絕筆書遺迹》載，1927年舊曆五月初三，王國維由清華校園乘車到頤和園，獨自徘徊，又臨時折回學校辦公室，用墨筆將扇面上的「兄」修正為「弟」，然後義無反顧地走到魚藻軒前，效法屈原，慨然自沉。

梁啟超贈予謝國楨的對聯

王國維的絕筆留在了送給謝國楨的這頁扇面上

王國維的強毅堅忍與一絲不苟，深深觸動了謝國楨，這段典故至今讓人百感交集。兩年後，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病逝，又一顆璀璨的流星划過天際。謝國楨受惠於先生的交情，前往北京圖書館工作。起初編輯館藏叢書目錄，後在梁啟超紀念室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從事明清史研究。當時館內人才眾多，比如趙萬里、劉國鈞、王重民、向達、孫楷第等，在自由而活躍的學術環境下，謝國楨砥礪學問、僕僕風塵，完成了奠定他學術聲譽的《晚明史籍考》。

承胡適與傅斯年的介紹，謝國楨於1932年赴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任講師，利用早年積累的史料撰寫《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1934年本打算赴河南大學史學系任教授，但因故未能成行。「七七事變」導致北平淪陷，他跑到長沙，在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工作，據說生活上不習慣，思家心切，沒過多久回到了北平圖書館。事後證明，這是一個讓他後悔的決定。

局勢複雜動蕩，謝國楨受周作人之邀進入偽北大史學系，無所顧忌地談論祖國歷史和「華夷之辨」。他一廂情願地認為「樓猶此樓也，土猶此土也」，卻給自己惹來了麻煩——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袁同禮勒令他辭職。丟了工作，生活沒有著落，謝國楨找傅增湘幫忙，去川幫私營大中銀行司筆札之役。「這也不過是混些事兒和掩耳盜鈴而已。」（《謝國楨全集》自述）

1945年，抗戰告捷，國家渡過危難，謝國楨也結束了個人的混沌期，在北平臨時大學任教。或是命運的安排，或是現實的考驗，此後一段時間，幾乎隔年就會變換工作與生活場景。1946年，父親病危，他返鄉省親，途中偶遇范文瀾，受其委託去上海為華北大學採購圖書；1947年，供職於上海大中銀行，兼在開明書店編寫書稿，校輯《鮚埼亭集校注》，編著《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1948年，由錢穆推薦，遠赴昆明擔任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1949年春，入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秋至南開大學講授明清史、目錄學與歷史文選。

反右運動掀起後，謝國楨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科院），在歷史研究所一邊接受思想改造，一邊繼續明清史的研究。其間陸續發表了《明清筆記談叢》《明清筆記稗乘所見錄》與《有關鄭成功史乘輯錄》，並完成《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的編輯工作，但他還是用「懶惰成性，沒有抓緊時間」來檢討自己。

一場前所未有的「文革」浩劫讓無數知識分子陷入悲觀和絕望，謝國楨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在屋子裡停職反省，後發配至河南息縣明港幹校。在極端惡劣的政治氣候下，眾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他還是想方設法地收集史料，筆耕不輟，利用兩年時間寫就了不同於明清研究的《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噩夢醒來，更覺時不我待。謝國楨年近80歲，本該是安享天年的時候，他卻沒有流露任何退意。在社科院帶研究生的同時，謝國楨還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不辭辛勞地去各地鑒定古籍，《江浙訪書記》就是晚年的成果之一。1982年9月4日，在京住院治療的謝國楨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而去世。「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他始終銘記先師梁啟超的遺訓，臨終前的日子裡，還在病床上校訂英國劍橋《百科全書》有關南明史的中譯稿。

美食家·「謝三元」

類似於編年體的上文，大致回顧了謝國楨的個人奮鬥史，但是有關老人生前的趣事與軼聞，還需要身邊人的回憶和講述。

謝小彬是謝國楨的外孫，從1978年調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過世，祖孫兩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時間住在建國門外的永安里。「里里外外堆滿了書，由於地方小，除窗戶外的三面牆壁都被擋了起來，」謝小彬說道。在他的記憶里，外公喜歡在看書時點一根煙，因此屋子裡經常是煙霧繚繞，由於看書太過投入，他的布衫上、褲子上全是煙灰掉落時燙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兩室一廳，面積不大。在老伴離開人世後，謝國楨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間，把裡屋的大床讓給了外孫。「也許是擔心睹物思人吧。」這麼想來，謝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這番好意。雖說有血緣之親，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謝國楨往往一個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麼寫文章、做剪報，要麼見訪客、談事情。

除了遍布京城的飯店，讓文人流連忘返的琉璃廠東街恐怕是謝國楨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動不便，也要隔段時間去那裡的古籍書店轉轉，閱讀訪書、打聽行情。那個年代的圖書更新速度遠不如現在，哪家店有什麼好東西，謝國楨基本上了如指掌，而書店夥計也都認識這位隔三差五來訪書的老叟，熱情招呼著：「謝老來啦！」

謝國楨習慣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飯配饅頭，到了上午九十點才起身出門坐公交車。因為行動不方便，動作總是很慢，上下車都要人攙扶。到了琉璃廠，謝國楨雙手拿著拐杖背在身後，優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謝小彬則拎著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離地跟在後面。「這幅畫面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當時26歲的謝小彬也許會覺得悶，但現在，回憶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別號「謝三元」，謝小彬都會喜不自禁。所謂「三元」就是三塊錢，謝國楨專挑便宜的書買，如果價格超過了三塊錢，他翻完一遍就自覺地放下了。對於這種「摳門」的說法，謝國楨的弟子、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商傳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師眼力好，有本事討價還價，而且根據當時的物價水平，三塊錢已經不算便宜了。」

琉璃廠的書商間曾經流傳過一個關於謝國楨的笑話。有一天，老先生來逛書店，逛著逛著肚子餓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帶錢。既來之則安之，只見他不慌不忙地走進一家書店，跟相識的夥計要了一本不值錢的書，緊接著去了另一家店，跟老闆講一些關於這本書的典故，然後順利出手，換來一碗炸醬麵的錢。

如果在家吃中飯，裹著小腳的鐘點工阿姨會擀制湯麵或是包餛飩，有時買上兩毛錢的肥肉，手腳麻利地做好一頓炸醬麵。碰上在外訪書、辦事，謝國楨就會帶著外孫或是學生下館子，尤其是晚飯，基本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飯店全跑遍了。與現在的「吃貨」們相比，謝國楨對待吃的熱情與虔誠一點也不遜色，套用現在的流行語——唯學問與美食不可辜負。

商傳稱老師為「美食家」，這可是有事實依據的。謝國楨生在北方，但畢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傳的母親是浙東人氏，燒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這個愛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裡來吃頓飯。「喝了兩口酒，臉色紅潤，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還搖頭擺腦地哼起了京戲。」說起老師那晚的動作和神態，商傳情不自禁地樂了。

另外一件難忘的小事，在今年歷史所所慶時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鳴。那時在外面吃飯經常要排隊，謝國楨想了個辦法，讓年輕的弟子們先坐到桌上去，然後自己跑到隊伍最前面，說：「我八十歲了，讓我先買吧。」服務員沒什麼意見，但是排在隊伍後面的人不樂意了：「讓我們尊老沒錯，那幾個等著吃飯的可都是年輕人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照顧我們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輩的感覺。」商傳一直佩服老師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樂儼然成了一門有趣的學問。「我在這方面受到老師特別大的影響，不能把學術研究當成是任務，需要找一點樂子，否則日子會很苦。」對於謝老愛吃的解讀，另一位弟子、中國美術學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於商傳：「老師是受到了馬列主義的教誨——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吃飽了才有靈感做學問，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細微處見精神，學生們看到了隨性，而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對於謝國楨的印象是「豁達」。他在《回憶謝國楨先生片段》一文中講到「文革」往事，當時與顧頡剛、謝國楨兩位史學界的前輩關在一起，「顧先生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書，也不說話，愁眉苦臉地一言不發」，謝先生則恰恰相反，「關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滿不在乎……沒人時他就東拉西扯，談笑風生」。

謝國楨執著於吃，何兆武也領教過幾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這輩子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按照宮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換一遍酒，一頓飯下來吃了十幾道菜，換了十幾遍酒。「說得眉飛色舞，讓我聽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聽了謝國楨的推薦，回到北京後，兩人專程去西單商場的峨眉酒家去品嘗「傳說中的美味」干燒魚。

何兆武評價謝國楨「具有老一輩名士風流佳公子的秉性」，雖然曾經因為購書吃回扣、在日偽佔領區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質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確信他是一個熱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就得到過謝國楨的幫助：「建國後我館有《中國叢書綜錄》之輯，承以所著《叢書考》寄示，提供參考，俱見其熱愛社會主義，事無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風義之高，令人欽敬。」（《回憶瓜蒂盫主謝國楨教授》）

1982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謝國楨與顧廷龍、梁容若、常任俠同為古籍領導小組顧問。

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在歷史所工作時擔任過謝國楨的領導，「謝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輕人去問他什麼問題，他一定都會支持。」歷史所以前最熱鬧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謝國楨的辦公室了。每天人來人往，都是來請教問題的，他從不推脫，總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時會親手為對方翻書查閱，尋找資料。這些瑣碎的事，時間久了，其他人可能會覺得不耐煩，謝國楨卻習以為常，看著後輩們有了進步，就是對他最好的回報。謝國楨家的訪客也是絡繹不絕，五湖四海，長城內外，其中不乏慕名前來的年輕學者。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張建業在《在人生與治學的道路上》中記錄了當時的見聞：「1979年，我想寫一部《李贄評傳》，就冒昧地登門向謝老請教。沒料到謝老是那樣的熱情和誠懇，毫無專家學者的架子，不僅積極地為我提供有關資料，還在治學方法上給我以教誨。有時還會毫無忌諱地談起他的過去、家世，真是赤誠相見，無所保留。」日來月往，兩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與人為善、替人著想，甚至會把對方擺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場病，謝國楨在東直門的中醫院住了很長時間，身體狀況不見好轉，診斷也遲遲沒有明確結論。家人和學生不放心，就商量著把他轉到協和醫院去。那邊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長級別以上的高幹，為此還驚動了陳雲，做了特別批示。轉院前一晚，商傳在病房陪著謝國楨，天色還沒亮，老人就坐起來了，說要跟學生說兩句心裡話。「第一，我謝國楨一輩子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中醫院對我不錯，你們為什麼非要逼我轉院？第二，你們不要做學問，都去做官，生病的話，住院比較方便。」這當然都是氣話。

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輪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開，沒有特別交代什麼事情，只是閑聊似地告訴任道斌：「以前招收你們做研究生時，就想著把你們帶出來了就好。」說這話時，任道斌與商傳已經從社科院畢業，正式接過了老師的衣缽。

謝國楨走了，骨灰安葬在無錫青龍山。「我方愧恨自己對他的關心和了解實在太晚，也太少了。」（《懷念我的父親》）女兒謝紀青為了紀念父親，表達照顧不周的歉意，讓兒子改姓謝，這就是謝小彬名字的來歷。

「學術研究就是要不棄瓜蒂」

謝國楨在79歲時對於個人學術生涯做過總結：我從二十五歲一直到年垂八十，風裡來，雨里去，不怕跌跟頭，頭上跌了包，撫摩著傷痕，爬起來再往前走。這就是我的治學經歷。假若有同志問我怎麼學習明清史的，我就只能這樣的答覆。魯迅先生說：「弄文學的人，只要（一）堅忍，（二）認真，（三）韌長，就可以了。不必因為有人改變，就悲觀的。」我覺得研究歷史的人尤其是應該這樣，我們應該效法魯迅先生。

除了跟弟子們談人生、聊理想，他也很樂意分享治學的心得：「我以為研究歷史，或者是研究學術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識，把當日的情況融會於胸臆之中，尋求事物的內在聯繫，然後再細緻地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個側面進行分析，這樣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這樣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做好學術研究？謝國楨的立場是不能嘩眾取寵，不能道聽途說，更不要以虛假作真實。「先生都是論從史出，而非空論，屬於比較傳統的中國文人，由於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文筆好、情感深，讀了他寫的史書，就可以讓人想起那個時期的生活畫卷。」任道斌脫口而出，他們的治學要求是小題大做、實事求是，在充分掌握前人史料的基礎上再做學問。比如對於明代學者方以智的研究，謝國楨認為前人掌握的史料不夠，在沒有了解時代背景的情況下就隨便發表議論。「他覺得不可取，就讓我踏踏實實去做，編了一本方以智年譜，這也是梁啟超教他的——你要了解一個人，就要把他的年譜編出來。」任道斌說。

多看雜書是謝國楨立下的另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光抱著一個課題自己看，底蘊不夠，視野也不夠寬，觸類旁通的東西都不知道，」商傳將老師傳授的做法沿用到自己的學生身上，「看了雜書，知識能夠連貫起來，見識也就不一樣了。」不過他也有遺憾的事，因為年輕時主意太大，覺得對明朝的典章制度不熟悉，研究起來可能有困難，所以一開始沒有做晚明，主要還是圍繞明朝前期的政治經濟。「後來等自己再想去做晚明的時候，老師已經去世了。」

做謝國楨的學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他燃燒過青春的北圖，報上老師的大名就能享受VIP待遇。任道斌說，當時北圖只有一兩台看膠片的機器，進口的，很搶手，他去了就可以優先使用。看管善本部的是一位脾氣很厲害的老太太，別人來借書一般都不理睬，碰上死纏爛打的還會轟出去，但是見到謝國楨的學生來了，總是客氣幫著一起找書。商傳回憶道，有一次臨近中午時分，老太太見任道斌只顧看書沒有吃飯，就主動跑出去給他買來點心。「這些都是老師的恩澤。」

謝國楨總愛稱自己「是一個愚笨的人，做起事來粗枝大葉，錯誤百出」，可實際上，他的治學態度一點也不馬虎，方法上也是獨闢蹊徑、出奇制勝。為了研究問題，撰寫專題論文，謝國楨收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資料，自此養成了收藏野史筆記的愛好。在服務北圖的近十年時間裡，休息時依扶著北海玉石欄杆遙望瓊島的春蔭和太液的秋波，同時又緬想著江南的煙景；回到館閣式的圖書館裡，在梁啟超用過的書案上，寫成了《晚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以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明末奴變考》、《張南父子垣事輯》。

不愛正史，單戀野史，這是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啟發。「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瞭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謝國楨終生沒有機會與魯迅見上一面，但是他在青年時代所寫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得到對方的高度評價——「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此外，魯迅還在自己的文章中推薦過《清初東北流人考》，這也讓謝國楨洋洋得意了好一陣子。

自稱「寒士布衣」的謝國楨一生收集明清以來各種野史筆記近兩千種，其中不少是國內孤本，屬於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另一部分是漢魏以來的金石磚瓦碑刻。從《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輯錄》到《晚明史籍考》《明清筆記談叢》，這些著作都要歸功於謝國楨收藏的不起眼的零本小冊子。謝紀青也提到過，父親常跟家裡人講他如何從廢紙堆里、殘書碎片中發掘珍品，給它們以新的生命，使其有利於社會。「那種激動愉快情緒，深深感染了我們。」（《懷念我的父親》）謝國楨在不少藏書與拓本上都鈐上了「瓜蒂庵」印，據說這是著名金石家錢君匋所刻。為何取名「瓜蒂庵」？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的序言中，謝國楨是這麼解釋的：「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抄，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們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

為了收集有價值的筆記和資料，謝國楨每到一個地方就會先去新舊書店打探一番，得到有用的線索後，就會想盡辦法去親眼過一遍。碰到價格太高買不起，他就會毫不猶豫手抄下來，認真細緻，無論是一頁賬單還是一張地契。「學術研究就是要不棄瓜蒂，點點滴滴，一木一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匯成知識的寶庫，結出豐碩的果實。」（《在人生與治學的道路上》）

「瓜蒂庵」的比喻既貼切又形象，晚年時期，謝國楨還藉此寫過一首抒發個人情懷的詩：「重逢盛世百無能，坐守青氈過一生；浪擲年華虛歲月，拾得瓜蒂結瓜成。」

一個專註「拾瓜蒂」的人又怎會捨得「虛歲月」？「文革」爆發後，別人都在賣書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謝國楨卻把微薄的生活費省下來買書，等到肚子餓了才意識到沒錢吃飯了。對他來說，關起來「靠邊審查」提供了讀書的大好機會，除了魯迅的代表性作品外，還看了《史記》《前漢書》《後漢書》等兩漢史跡最基本的書籍，針對書中要點和尚未解決的疑點，全部分門別類做了卡片，以供將來研究時參考用。

「十年動亂」讓知識界蒙受了巨大損失，謝國楨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礙，他只能在參加勞動改造時擠出時間，收集資料、研究問題。從1977年至1982年病逝，謝國楨的學術研究在生命末期達到了又一個高峰，五年內先後出版了基於「文革副產品」而形成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與《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還完成了突出野史筆記史料價值的論著《史料學概論》。

除了在北京的琉璃廠一帶轉悠，謝國楨也會定期抽出時間去外地訪書，大江南北，樂此不疲。1979年秋天，院里安排商傳、任道斌隨導師外出考察，在徵得謝國楨的同意後，開始了一個多月的江南之行。第一站是南京，尋完故都舊跡，便去圖書館、博物館訪書，還有幸看到了清康熙年間豹韋堂刻本的《白聾山人全集》與另一部珍貴史籍《後湖志》。接著是蘇州。三十多年過去了，商傳偶爾還會想起從蘇州坐夜船去杭州的經歷——夜涼如水，老式的木頭船在河面上輕輕搖曳，「老師給我們講了張岱夜航船的典故，此情此景，就像是回到了晚明一樣」。

回到北京，學生們發現，謝國楨的案上多了一疊疊毛邊紙的文稿，那是他用墨筆小楷記下的訪書見聞和體會。字體雋秀，既是學術文章，又是書法作品，後結集出版可補《晚明史籍考》之闕的《江浙訪書記》。在《江、浙、成都訪書觀感》一文中，謝國楨寫道：「我以能有機會到江浙各地去採訪閱讀了各地圖書館的藏書，十分高興。當然，像瀋陽故宮所藏的滿文老檔及各種檔冊，日本佔領時期滿鐵的圖書，以及最近山西發現古本書籍，陝西西安發現大量的周、秦、漢、魏的磚瓦石刻，敦煌的壁畫和晉、唐手寫的經卷和遺物，也還應該去訪問一下。」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謝國楨在晚年時還想著去敦煌，考察中西文化藝術的交流，甚至準備前往美國講學,但因病魔纏身，終究沒能如願。臨終前三個月，他不顧腳部腫痛，在家伏案撰寫了近兩萬字的論文《明末社會經濟的繁榮與戲劇建築的關係》，寫累了就坐在沙發上用高瓦數的電燈泡熱療腳部，以達到減輕痛苦的功效。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卻是他治學精神的真實寫照，值得廣而告之。

謝國楨的「遺產」

生活不曾抱怨、學術不知滿足，這是謝國楨的一貫態度。在《謝國楨全集》的自述中，他是這麼說的：「我一生在良師益友教督之下，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研究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和明末清初的歷史。又因為在圖書館做事，就想學習版本學，尤其想學習為研究學問指明道路和提供資料的目錄學……這六十年來，碌碌得很，只寫了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文字。」

既然如此，我們就來談談謝國楨的學術成就，看他的自我評價是否足夠客觀。首先是《晚明史籍考》，在這本80萬字的皇皇巨制中，著錄有關明代萬曆年間至清朝康熙年間的文獻一千一百四十餘種，未見書目六百二十餘種。朱希祖認為這部「自非氣魄弘偉、毅力堅貞」者難以完成的專著，使人「一擴耳目，增益知識」（《增訂晚明史籍考·附錄·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柳亞子將此書喻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曆，不盡屬於南明的範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作為學生，任道斌對於謝國楨的著作再熟悉不過了，《晚明史籍考》在他心中最有分量。「明末清初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頁，體現了民族意識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有了抗清仁人志士的奮鬥，才讓清政府的政策慢慢改變。」任道斌表示，孫中山領導的反清愛國志士對明末的人物非常崇拜，但經歷了清代的文字獄，留下來的歷史資料少之又少，待老師這本書出來後，柳亞子、魯迅都非常肯定。後來郭沫若還題了字，但是沒有署名，這裡面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六十年代，蔣介石鼓吹南明抗清事迹，怕對號入座，產生不好的影響，只好內部發行」。

《晚明史籍考》涉及的是明清史料學，而《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研究的是明清政治史。如任道斌在《謝國楨先生治史之經歷與成就》一文中所言，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一直是個紛紜複雜的問題，人言言殊，褒貶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議論流於簡單化。「先生指出『黨』是『士大夫階級活動的運動』,『社』是『一般讀書人活動的運動』，澄清了把黨、社混為一談的錯誤，對明清之際一些正直的讀書人、老百姓反對封建黑暗勢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質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此外，《清初東北流人考》《南明史略》《明末清初的學風》《兩漢社會生活概述》等均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以《明末清初的學風》為例，文章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會背景，揭示了當時學者們在這場痛苦變革中複雜的思想情感，闡述各種學術形成的原因，論述堅持擺事實、講道理，這與「假、大、空」的不良學術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起到了正面示範的效應。

任道斌曾對謝國楨的學術研究內容進行過總結：一、明清之際階級關係；二、明代經濟史；三、明末清初學術文化史；四、南明史；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錄學；六、漢碑、漢畫和漢代社會生活。「綜觀先生的治學成就，可以用『博』、『約』兩字來概括他對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諸方面；『約』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於明末清初，詳細和全面地佔有史料，尋求事物的內在聯繫，揭示歷史演變的真相與規律」。

在《謝國楨全集》出版後，李學勤也以他的所知所曉，概括了謝國楨的學術貢獻。「首先，謝先生是史學裡面一個重要分支——晚明史的奠基人。」他認為《晚明史籍考》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由於這個題目是梁啟超出的，這也說明謝國楨繼承了梁的新史學傳統。「我讀高中時對晚明感興趣，就把書找來看了，後來跟著侯外廬先生做思想史，更加體會到明清之際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李學勤直言，儘管沒有緣分做謝先生的學生，但他的晚明知識都是從對方那裡得來的。

其次，謝國楨是公認的版本目錄學大家。上世紀20年與清代的時間距離很近，晚明算是禁區，管得嚴，沒法研究；另一方面，只有極其熟悉版本學才能做得下去。「謝先生有能力、有見識，可以用好這些資料，換個人就做不到，到哪去找這些書？」李學勤以今昔作比較：「現在寫的提要往往都是虛的，犯了很多錯誤，但在那個時候，謝先生把書裡面每篇文章都完整讀過，嚴謹得很，這就是學習和研究的意義。」謝國楨在版本方面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擬，李學勤舉了個例子，今天的舊線裝書一本就能賣出2000塊，可當時完全不是這樣，價格很便宜，因此尤其要具備精準的眼力。

第三，晚年對於漢代的研究。由於「文革」時期的條件限制，加上謝國楨的年紀也大了，導致文章沒有深入地展開，但內容很精細。「多年以來，他一直注意這方面的研究。」李學勤提起上幹校時，自己待了一年零三個月，郭沫若就把他調回來編《中國史稿》，謝國楨年老多病，也被允許回北京休息。「那段時間我為了編書稿找謝先生，他的胸懷特別坦蕩，很支持我們工作，要看什麼都可以，特別是漢代的一些材料。」李學勤介紹，在新版《中國史稿》裡面，有一些插圖就是從謝國楨處得來，特別是漢代部分。「比如《楊量買山記》，這是四川的一個石刻，拓本集很少見，但他就收藏了一本。」

在李學勤的講述中，也透露出遺憾和無奈，因為謝國楨很重視漢代的文物研究，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可惜沒能大展其才。「學者每每如此，想做什麼事不一定都能做到。」翻看著《謝國楨全集》，他說自己很懷念謝先生：「當時由於歷史原因，謝先生沒能竭盡所能、發揮所長，如果放在今天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他的成就與貢獻一定會更大。」

謝國楨留下的「遺產」並不局限於著書立說，還體現在他的心系後學與大公無私。任道斌眼中的先生是一個非常愛國，熱愛學術的人，提出學術要變成天下公器。謝國楨花費畢生精力、省吃儉用，從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收集了大批珍貴史料，包括明清筆記稗乘、別集雜史及漢晉碑帖、磚瓦拓片。信奉「物盡其用」的宗旨，他在1979年察覺到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就給社科院寫信，表示要把自己的收藏無償捐獻給國家：「以上這些圖書非我個人所能私有，必須獻給公家妥為保存，以便科研利用。」後又於1981年將獲得的3萬元獎金捐出，「作為增購此項書籍資料，提供明清史組研究參考之用，以期成為明清史研究資料中心」。

在謝國楨逝世後，社科院歷史所曾專門開闢「謝氏瓜蒂庵藏書室」來保存他的大部分書籍史料，牌匾由顧廷龍題字，李學勤則讓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編寫書目。後因辦公場所的調整，這間兼具研究和紀念意義的藏書室不復存在了，所有書籍都被轉移到社科院圖書館的善本部，所有權仍歸歷史所。

安靜的房間里，還有侯外廬與熊德基兩位老先生捐贈的藏書，而謝國楨的書籍最多，擺滿了整整兩排書櫃。隨意翻開幾冊書的扉頁，上面都能找到落款為「剛主」的題跋。小楷寫得一絲不苟，紙面泛黃，但黑色的字體依然清晰可辨，彷彿抄錄、書寫都是昨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