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世紀初 王安憶
視野：王安憶特別專輯
《今天》120期，精心策划了「視野：王安憶特別專輯」。在序言《一個人的思想史》中，王安憶說她理解北島編這套專輯的意圖在於，「嘗試記錄共同思潮中個體的歷程」、「讓寫作人隱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現足跡，納入歷史的進步」。因循著這一解釋，王安憶將八十年代以來的作品，分四輯錄入，內容函括散文《茹家溇》、短文三篇、「最具思想外形」的發言、文學與藝術的觀點等。「今天文學」公眾號將沿著王安憶寫作的足跡，分期編髮專輯文章，敬請關注。
如我這樣出生於五十年代的人，世紀末正是悲觀主義生長的中年，情緒難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紀初」作題目，是為了激勵自己，好去看見結束之後的開始，破壞之後的建設。
然而，目下是悲觀的，不幸的感受總是更加尖銳，甚至蓋住了希望。並且，悲觀的理由也都準備充分了。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階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節，摘下來的果實死亡了，枝葉藤蔓作了來年的肥料，留下荒涼的即將冬眠的土地。
世紀末就在這時節來臨了。
於是，便看見了最為破碎的表情。這真是一個不幸的遭遇，不僅不能互添光色，還互減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卻無法釋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陳述理由。當所有的理由都陳述完畢，相反的理由或許能夠絕處逢生，現在卻是未可知的。這就像掘地，穿過熟土，再穿過生土，底下是什麼在等著我們呢？一個巨大的懸念，說懸念是太輕鬆了。
就像方才說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於此。在這世紀的下半葉里，一些事物飛快地成熟著，從開始走向終局。還有一些事物在經歷了漫長的道路之後，卻在這下半葉里突然加快了節奏，進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長距離和短距離的跋涉在這一時期里，都接近了它們的目標，問題都有了答案。
這是個生產力格外發達的世紀，也是在經過漫長的起跑以後進入全速的狀態。我說的生產力不僅指物質的生產力，還指思想的生產力。那是因為生產關係終於達到了最合理和最協調，於是，性能良好地發動了，效率是驚人的。
對了，這是個極有效率的世紀。當地里的莊稼都在催長素的刺激下飛快地成熟，將自然的規律拋在一邊，思想這樣人性的產物，便也逃不脫催熟的命運了。思想就像暖房裡的蔬菜，縮短了季節。
於是，物質和思想便堆積成山，人們只能以揮霍的方式享用它們，不至辜負它們的生產者。消耗也是飛快的，消耗過後的垃圾便跟著堆積起來。
我們已經走向了我們的目標，昔日里抽象的王國終於變為具體的景象。接下來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堅硬的核，被無堅不摧的二十世紀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們的心愿接近，抵達之後則走上了背離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腳。創造力在完成任務之後，依著慣性變成了破壞的力量。而破壞是比創造更見成效，更觸目驚心。因力量已經渡過了積累的階段，量變到了質變。就這樣，我們看見了破壞。
在我悲觀主義的視野里，本世紀幾乎是以破壞為結局的。這個破壞是以取消為方式實現，取消差別和界限，科學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強大，功無不克，隔絕的藩蘺拆除了，踩在腳下，餘下的是什麼呢？
我想將這些仔細地看個明白。
先從我們身邊著眼，這是一樁小事情，也許證明不了什麼，那就是美國的可口可樂打遍了全世界。這種有著強烈汽體的飲料穿透了堅實森嚴的壁壘，無所不至。記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線的經歷。作為一個成功的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驚訝地品嘗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飲料，它們被封閉在質地粗陋的玻璃瓶里，從撬開的鐵皮瓶蓋下散發出奇異的氣味。這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氣味。在洪大的可口可樂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帶著壁壘的表情。現在，它還會在嗎？我們在報上早已看見過莫斯科街頭的麥當勞的照片，有麥當勞就有可口可樂。麥當勞也打遍了全世界。
還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臉。還有香格里拉，希爾頓，Holiday Inn，走進那裡，可以想像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世界在這一刻走進了大同，變成一個地球村。寫字樓也是國際化的，英語成為世界語，而真正的世界語——這個語言的烏托邦，退向邊緣的邊緣。
奧林匹克成為世界的節日，奧斯卡成為世界的節日，諾貝爾也成為世界的節日。當我們走通隔絕之後，就這樣走到一起來了。差別僅在於誰走在前誰走在後，強者總是在前弱者則在後。
還有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許依然不能證明什麼，那只是發生在人類生活的一個局部，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來自偏僻的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的桂冠，於是，拉丁美洲的文學撩開了神秘的面紗，展現了它們隱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帶給我們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們將它視作榜樣，以為找到了文學的方向，就是那句膾炙人口的語錄：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們純樸地說出「世界」兩個字，滿心以為那真是「世界」的含義，於是虔誠地爭取著世界的認同。我們從各自的所在出發，又走到一起來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國際舞台。誰擔任看客呢？
而我們在盡情地歌舞。為使我們的聲音被世界聽見，就特別地突出差異。而差異只存在於過去，前景是日益統一，面目一致。於是，我們只得掉過頭去，往回走，直走進原始的叢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經聲部齊全，效果圓滿，多我們不多，少我們不少。它將徹底吞沒我們幼稚學舌的聲音。
當世界如我們願成為一個地球村，誰是村落的酋長？
再說一件本世紀的大事情，就是科學和民主。它們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異，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異。事情的開頭激動人心，有多少憧憬誕生，前途壯麗。它們成為一代又一代熱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寫下了多少歌泣的詩篇。
開頭也總是艱難的，布滿風險，並且虛無。說它是理想，其實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催促著積極的行動。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永遠推石頭上山，而石頭一上山頂，便轟然而下，再開始又一輪的推石頭。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轉機，二十世紀就是這樣，時有轉機，是力量積蓄的成果。科學和民主加快了腳步，事情終有了結果。
沒有神的日子到了，沒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眾所周知，一個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眾的狂歡日來臨了。倘若要用現成的場面來形容這個狂歡日，我想最合適不過的就是《巴黎聖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詩人的聖跡劇的一幕。那樣鬧騰騰，熱騰騰，亂七八糟且生氣勃勃。市民、商販、學生、詩人、親王、官員、教士、外交使節，聚於一堂，卑賤者和高貴者不分彼此，調笑和被調笑，嘲弄和被嘲弄。這是十九世紀的雨果所懷想的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情景，他身處革命和復辟迭起的法國，進出於帝國王朝和共和體制的交替上演之中，於是便把這個大眾狂歡的節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卻還是在大眾之上創造了俯瞰人間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達。是出於他浪漫的心，還是出於先知？他處身專制就已經預感到了民主來臨的恐懼。
這些我們無從推測。大眾的狂歡節平均分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當然不那麼隆重和熱烈，而是細水長流，從長計議。雨果筆下的戲劇場面化成了瑣碎的情節，而神是沒有的。它們終被雨果關在巴黎聖母院的地牢里，風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飛雲散。
精英也沒有了。導師、智者、先知，所有能夠在講台上說教群眾的人都沒有了。大眾成長起來了，啟蒙的時代已經過去，那是發生在世紀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聖跡劇的狂歡是沒有了，可是，我們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異被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們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生命真是短暫，一百年前的事情都需要去翻書本，然後依靠想像。現在，我想像的是老托爾斯泰《復活》中的場面，風雪茫茫的西伯利亞荒原，蜿蜒而行的流放隊伍。隊伍里有殺人犯、強暴者、縱火犯，還有政治犯。是又一個平等的聚會，但不是狂歡節，而是受難日。在這同一個受難日里，對罪行的理解和同情是唯一的安慰，就像高原上稀薄的空氣，維持著艱難的生存。可是，即便是在了同一條流放途中，罪行和罪行之間的差別也無從抹煞，一些是由於卑賤而犯下，另一些則是因為靈魂卓爾不群。那些政治犯在老托爾斯泰的筆下，就像耶穌的化身，從十字架上走下來，血跡未乾，是高貴的罪人，為全世界罪人受辜。他們以他們的受罰對同行者說：雖然你們位處卑賤，無奈而有過失，但是你們依然不能原諒，你們不可以無恥。
今天我們說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夠理解。我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人，誰也談不上原諒誰。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識青年運動中，我們下放了我們的身體，如今，在平民意識的大力倡導下，我們積極地下放了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後巷，去貫注我們的同情。結果是同流合污。
現在，靈魂工程師已經成為無數社會分工中的一種，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靈魂之光普照人間。
該談點藝術了。像藝術這樣具有虛無的精神特徵的東西，到了強勁的本世紀，就更加脆弱，不堪一擊。
藝術的理論就像人類開發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飛躍性的進展，那就是藝術的產業大軍蓬勃壯大起來了。藝術一代接一代的積累就像地底的礦藏，遭到飛快的挖掘和消耗。於是，新的理論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勞動是不會中止的。
藝術的規則顯見得束縛了生產力，然後就是，打破規則。
音樂的調性已經殫精竭慮，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創造，就像一塊用盡了地力的老土地，那麼就取消調性；小說的故事成了陳年舊話，所有的人物關係都開始了第二輪甚至第三輪的重複，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戲劇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腳，那麼就走到觀眾席里，和觀眾共同演出，本來嘛，戲劇和人生就是一回事；還有京劇，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絕了大批的年輕的觀眾，而年輕人則代表著未來，因此，便證明它進不了未來，革命的呼聲更加高漲。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音樂，小說，戲劇又走進了繁榮，美術也走進繁榮，誰說它是靜止的？它也可以附著時間的流程，就像戲劇，有人的活動和行為。事情變得彼此都有些像來像去的，小說像散文，京劇像歌曲和話劇，話劇則像聯歡，像沙龍。無調性的音樂彼此相像，因為一切都漫無邊際，互相滲透。事情還沒到頭呢！
再接著，更徹底的事情發生了。無聲的音樂誕生了，白紙一張的圖畫誕生了，總算，暫時的，無字的文學還在醞釀之中，尚未出殼。無人的戲劇也未出殼。但別著急，更驚人的奇蹟很快就會來臨的。
先撿那些最極端的作例子吧。讓我推測一下它的動因。無聲的音樂，空白的時間在指揮棒下進行了十幾個小節，人們屏息期待著，音樂廳里一片寂靜。這就是音樂要我們聆聽和欣賞的嗎？無聲。中國的美學思想里有「大音稀聲」之說，這就是效果嗎？好了，果然，我們什麼也沒聽見。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還要音樂作什麼？音樂是應當有能力也有義務創造一切，包括創造「無聲」。現在，無聲就是無聲。
還有，什麼都沒有的畫，是不是同樣的道理，中國人的哲學，無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圖畫展覽會呢？
在取消規則的限止之後，事情的存在已經沒有必要了。藝術其實就是由這些限止決定的，沒有限止就沒有藝術。限止就是藝術的形式。
藝術是在平地上劃一個圈，讓我們在這個圈裡行動和表現。就像孩子們做遊戲，那種造房子的遊戲，腳和石子都不能壓線，不能在格子里跳兩跳。否則，意義不復存在。快樂也不復存在。
要說藝術，其實就是孩子們做遊戲。在自然面前，我們就是孩子，藝術也是遊戲。重大的事情是由自然來決定的，有些規則也是由它來限止的，一旦違抗，便失去立足之地。
和世界上的所有資源一樣，藝術的資源也面臨危機。本來，事情還可能悠著些，我們還可能從容些，簡省些。可是，壁壘突然拆除，四面打通，我們來不及做好準備，便登上無邊無沿的世界舞台。我們的資源匯入地球村的總儲量，參加了重新的分配。
話又說回頭去了，又說回到可口可樂的那一節，誰能說事情不是從那裡開始的？我們的物質和藝術的雙重資源，終於進入了國際化的消耗的軌道。藩蘺拆除了。
有時候，我特別想回到最初的寫作的狀態，那種慎重地拿起筆，鋪開紙，字斟句酌，寫著寫著，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過頭尋覓足跡，重新出發。工作是困難得多，勞動艱苦，可是到達目的地的快樂真是叫人心裡踏實。這是一種自然的狀態，就好像農人收割去年種下的莊稼。種的是麥子，收的就是麥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腳下就是路，真是隨風而去，隨處落地開花。
倘若將稿紙比作土地，我們的筆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變瘦土。哪裡還有未開墾的處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還是無限，人類的力量又究竟有沒有止境？還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無上？
我們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們奮力建造輝煌的宮殿，取土製磚，結果挖空了地基，動搖了立身之本。
也許一切都和世紀末無關，世紀末的說法，只是為自己的悲觀情緒製造寬闊的背景，好有所依賴，也是軟弱，生怕孤寂的表現。悲哀就是悲哀，絕望就是絕望，它發生在我們內心裡，隨著生命的周期按時出現，世紀末不過標明它發生的時間。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義，時間僅是時間。
情緒底落的時分，最好是走出戶外，再走遠點，走出深街長巷，去到田野。那裡，能聽見布谷鳥的叫聲，農人們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腳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種揚了滿天又落了滿地。架子上的葫蘆青了，豆也綠了，南瓜黃了，花卻謝了。原來，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運動，活力勃發。野草野花在莊稼里偷長，這地的勁道還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軌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著。
好吧，就期待著下一個周期，悲觀主義終會走到盡頭，快樂應運而起，那時節，就當是世紀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海
作者：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當代作家、文學家。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著有小說《流水三十章》《長恨歌》《小鮑庄》，散文集《旅德的故事》《乘火車旅行》，文論集《空間在時間裡流淌》《故事與講故事》等。
繪畫：Sunset，Ion Pacea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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